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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的婚俗變遷

  編者按:婚俗是文化的一面多棱鏡。

    我國傳統的婚俗包括了從談婚、訂婚到結婚整個過程的禮儀程序,婚禮籌備過程中的每一環節、每一行動以及每一物品用具,都與特定時代的社會風尚、經濟發展、文化沿革密切相關,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們衣食住行的變遷,婚俗禮節也發生了巨變。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一包糖,七八十年代的“三轉一響”,到21世紀特色婚禮的個性張揚。與此同時,隨著很多傳統風俗漸漸消失,年輕一代越發懷念那種濃烈的感覺,越來越多的傳統元素被移植到當下的婚慶中,中式婚禮漸漸演變成一種濃郁的時代婚慶文化。

  山西的婚俗變遷                                  

    婚姻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礎,婚姻形成的家庭是生動的社會細胞,剖析婚姻問題對于認識社會與歷史具有重要而現實的意義。由于受社會規范制約,婚姻習俗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各有特點。

    程序

    在封建社會里,婚姻程序遵循著自西周以來就開始實行的“六禮”,這就是: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納采是由男方使媒人通言,表示通婚之意,如不被女家所拒,即備禮正式求婚;問名即問女方的姓名及生辰,以便“卜其吉兇”,如得吉兆,男家再使媒人告知女家,并送訂婚禮物,女方如“納吉”,則婚約告成;納征是男方向女方交納聘禮,至此,雙方不得再有反悔;請期即男方向女方請以成婚之期;親迎是最后的程序,即男方到女家迎娶。自周代以來,隨著社會的發展,六禮的程序也逐漸演變從簡,辛亥革命前后,山西地區雖然仍保留著古代六禮的遺風,但在不同程度上趨于簡化。一般從議婚到成婚大都經過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訂婚。這個程序仍因襲古代陳法:即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說某家要操辦婚事,往往由男家求親友為媒游說女家,女方若許可,則兩家互訂婚約,并相易庚帖。訂婚之月,有些地方設宴款待媒人,這就是訂婚,又叫許親、訂親。這其實是六禮中的納采、問名合二為一,反映了辛亥革命后人們已倦于古禮之繁瑣,為適應新時代、新思想而大大簡化了婚俗程序。這一點在第二階段也表現得很明顯。第二階段納聘,即由男方向女方家送數量不等的聘金。一方面用以感謝女方家長對女兒多年的養育之恩并充當婚嫁之費,另一方面表示男方對女方的重視,暗示女家盡可放心地將女兒許配于他。女方在接受聘禮之后,要以冠履等物回送男家,一方面體現傳統的禮尚往來,另一方面則表示女方欣然同意及歡喜之意。實際上,這道程序是將古禮中的納吉、納征合二為一。《浮山縣志》載:“訂婚之后,擇吉納采,互相交換,履行規定手續。”可見,千百年傳承下來的固有程序仍未改變,區別就在于總體上的簡略。第三個階段即成婚,也叫親迎,俗名又叫“娶媳婦”。這一天,大部分地區是由男方親自到女家迎娶,鼓樂喧天,直至黃昏。當然,地區之間、貧富之間在程序上不盡相同,但刪繁就簡的總趨勢卻是不爭的事實。如《襄陵縣志》曾記載:“六禮俱備,古道攸關。今則問名、納采、請期、親迎,僅存其四而已。”新絳則是“六禮之中僅存納采、請期、親迎三種”;太谷為“納采、納幣、親迎”;臨縣的情況是“古者,婚禮六,后約為三,臨縣謂納采,為訂親納征,為送錢”。這種情況在芮城、襄垣、沁源、武鄉等縣志中均有記載。另外,從“親迎”一禮中也可以看出由繁趨簡的趨勢。親迎是六禮中最為隆重也是最為繁瑣的一項。民國以后,山西有些地區已有不親迎的現象。比如臨縣“親迎之禮,殷實之家皆行之……俗所謂大娶也。若小娶則男不親迎,惟遣親友一二人至女家”;虞鄉“娶親迎者,百之一二”;晉南的臨晉縣則在光緒時就已是“嫁娶之時,親迎與否,聽其自便”。

    文明

    辛亥革命以后,社會風氣大開,自由、平等、民主等觀念深入人心,反映在婚俗上就是許多青年男女爭取婚姻自主,不愿再拘泥于聽命父母的世俗框架之中。自由選擇婚姻,采取新式婚制,當時叫做“文明婚禮”。這種新式婚禮由沿海大城市發端,進而波及到城鎮鄉村。山西當時很多州縣都有這種現象出現。比如《太谷縣志》寫道:“自國體改革,禮節更新,娶婦之家間有用現定結婚儀式者。”《安邑縣志》載:“現時有行文明婚禮者,較舊禮為簡便。”太谷、臨汾、曲沃、武鄉等縣志中還詳細記載了當時的結婚儀式。這種新儀式一般包括:奏樂,入席,證婚人宣讀證書,各方用印,新郎新娘交換飾物,相對行鞠躬禮,謝證婚人、介紹人,行見親族禮,行受賀禮,來賓演說等。有些地方在婚禮上還由女賓演唱文明結婚歌。新式婚禮較之舊式婚禮,場面活潑,不再讓人感到濃厚的封建倫理綱常、等級尊卑的氣氛。而且,新式婚禮使婚姻具有了神圣的法律效應,主要表現在結婚證書的出現。《太谷縣志》中有“結婚證書,仍用向來紅柬,但主婚人、證婚人、介紹人、新郎、新娘俱署名耳”。《浮山縣志》說:“自民國來,興用官帖。訂婚之后,擇吉納采,互相交換,履行規定手續,始生法律效力。”從這一點上,已略微看到現代婚禮的雛形。它還反映了辛亥革命后要求男女平等的觀念,特別是要求改變女性在傳統的男權社會中地位卑下的思想,說明了中國婦女地位的逐步提高。

    文明婚禮出現的同時,許多與婚俗有關的舊風俗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革。如改跪拜禮為鞠躬,就是當時一種普遍的現象。稱謂也有了改變,“結婚之日,婿稱新郎……女稱新媳婦或簡稱新婦,女家稱婿曰姑爺,稱女曰姑娘,男女翁姑稱媳婦曰某家某姐”。新郎、新娘、鞠躬、禮服等新名詞新現象的出現,說明舊式婚禮已經難以維系人們的禮俗觀。

    但當時婚姻變革觀念與實踐還僅限于城鎮的青年知識分子及士紳階層,且往往呈現新舊并用的現象。盡管如此,這種變革已不啻一聲春雷,昭示了整個社會習俗更新期的到來,為徹底摧毀半殖民地半封建舊禮俗奠定了基礎。陋俗

    清末民初特殊的社會形勢造成了這一時期山西的婚俗變遷并不都是向著進步、文明的方向發展,間或也有不和諧的音符,與婚姻程序簡化和文明婚禮出現形成鮮明的對比,這就是民初山西地區早婚和買賣婚姻風氣的盛行。

    大量史料可以說明,民初山西早婚現象十分嚴重。首先是訂婚的年齡很早,甚至許多地方有指腹割襟,襁褓為婚者,如榮河縣“定親過早,富者尤甚”。早婚在方志中的記載比比皆是,如鄉寧“女子二十而嫁,古之常也,今則十五六歲,竟有十三齡即笄者”;《浮山縣志》載“兩姓議婚,近多不待男女長成,且嫁娶更決之太早”。《虞鄉縣志》載“今俗迫不及待,盡有十三四歲即行嫁娶者”;天鎮“富室早娶,往往有婦年及笄而婿才扶床”。可以這樣估計,民初山西男女結婚年齡多在十四五歲。山西早婚現象如此嚴重,其危害如何呢?《鄉寧縣志》載:“男子之婚動二十、三十,亦有終身鰥居不能室者。”由此可見,早婚破壞了婚姻結構,導致社會生活不和諧。早婚的另一危害在《虞鄉縣志》中也有記載:“于衛生、強種大有妨礙,雖經官紳禁止、開導,此風尚未革除。”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封建等級思想在作祟。《浮山縣志》云“門第不合,不許輕婚”;《襄陵縣志》說“士大夫只重門第”。另一方面是傳統婚姻觀念中的宗法家長制思想,認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天經地義,不可更改。如指腹為婚,襁褓為婚等,認為可以親上加親,世世和好,這同時也是特權等級維護其特權地位的手段。

    買賣婚姻也是當時山西盛行的一種社會惡習,民國《曲沃縣志》曾形象地記述了這一沿襲過程:“清初,聘禮極微,言及財物,人咸恥之;光緒季年,風氣不()變,聘金有二三百金,或竟四五百金者;民國則變本加厲。議及婚事,先講元額,番餅二百枚,亦幾成為口頭禪。中人之家,不敢輕言婚事,嫁娶失時,此亦人丁缺乏之一原因。”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許多:鄉寧“光緒間,平家行聘,無過五十千者,至光緒末,增至二百千;今則三四百千不足,異矣”。

    買賣婚姻的后果是相當惡劣的,人們已不把婚姻當作是正常社會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利用它來勒索錢財,牟取厚利。它還直接導致了社會風氣的惡化,使人見利忘義,唯利是圖。此種陋俗,于結婚當事人講更無幸福美滿可言。

    婚姻習俗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婚俗的變遷要受到社會歷史的制約。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專制政體,在中國大地上第一次建立起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使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與之相適應的是,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也在不同程度上發生著新的變動。民初山西社會傳統婚姻程序的刪繁就簡及文明婚禮的出現,就是這種社會變革的體現。

    婚姻習俗是世代相傳的一種文化現象,因此,在它的發展過程中有一定的穩定性和傳承性。含有合理成份的習俗往往在其發展中得到廣泛承認從而被世代繼承;同時,惡習陋俗也會因保守勢力的存在而傳之后世,希望它一朝一夕就自動消失是不可能的。民初的山西婚俗,包括它的程序及操辦方式,仍在不同程度地影響著今天的婚俗生活。

本文來源:太原晚報;本文作者:郭亞萍

太原道制作 http://www.37165144.com ( 2012-02-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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