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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大家卫聚贤

 

 

 

 

 

  卫聚贤 1899年—1989年)是民国时期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他是我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山西考古第一人。

    卫聚贤先生生长在万荣县孤峰山下的北吴村。先生少年孤贫,随父经商,青年时期辗转运城、太原、?#26412;?#22810;地求学。在太原求学就读于山西商业学校,先生学习刻苦,广泛阅读,特别重视对春秋战国时代的研究。期间,撰写了《介子推隐地之研究》,力挺介子推隐居孤山说,由于这篇文章考证清晰,论据可靠,先生受到著名学者胡适接见。后来考上清华大学国学研究?#33322;?#34892;专业训练,自此,走上?#20439;?#19994;学问研究之路。1927年毕业后,任教育部编审,兼任国民政府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逐步开始了他的考古生涯。

    卫聚贤在考古学上成就颇丰,在史学诸多领域也多有建树,被称作开拓型的史学家。他的著作中,其中最具有影响的是有中国第一部考古学史之称的 《中国考古学史》。《中国考古小史》《十三经概论》《楚辞研究》《古器物学》等也很有影响,大部分由商务印书馆先后再版多次。他的《古史研究》(共三辑)是当时人们所关注的史学界新作,后来相继收入 《民国丛书》和《民俗民间文学影印资料丛书》。卫聚贤还与蔡元培、于右任、吴稚晖、叶恭绰等人发起成立“吴越史地研究会?#20445;?#20197;他为主并主编的《吴越文化论丛》也先后被收人《民国丛书》和《中外文化要籍影印丛书》。抗战开始时,卫聚贤?#36816;?#20154;名义编印《说文月刊》,提出巴蜀文化,开创了研究巴蜀文化的先?#21360;?/span>

    与在历史学研究上的成就相比,卫聚贤在考古事业上的成就似乎更为重要。

    受其导师李济先生发掘夏县西阴村的影响,1927年春,返乡进行考古调查,于孤山周围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随后他撰写的 《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经过和见解》发表在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四号上,从此在万泉(今万荣)孤山周围开始了颇有意义的考古活动。

    19301030日—118日,卫聚贤和董光忠、张?#31561;唬?#20004;人此前都曾在史语所考古组任职)以山西公立图书馆的名义,在万泉西杜村阎子疙瘩进行发掘,卫聚贤先生的 《汉汾阴后?#39046;?#36951;址的发现》(发表于1929年《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十九号)和董光忠的发掘报告(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太原山西公立图书馆和美国福利尔艺术陈列馆中英文合刊)详细记载汉汾阴后?#39046;?#36951;址的研究与发掘。经过发掘,得到了铜五铢钱、铁刀、铁钉、陶壶、陶釜、陶温器等古物,有“千秋万岁”砖、几何纹砖,“宫?#20439;?#23385;”“长生无极”“长乐未央”等瓦当以及大瓦等文物。通过发掘出土物及其他考证,卫先生认为此地当为汉汾阴后?#39046;?#30340;所在地,而后?#39046;?#30340;前身?#27425;?#20171;子推祠。193141日—515日在万泉荆村瓦渣斜遗址进行发掘,这次发掘报告由董光忠书写并发表于?#26412;?#24072;范大学所办重要刊物《师大月刊》上。荆村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意义非常重大,这次除了发现大量的陶制生活用品之外,还发现了陶埙这一先民生活的?#21046;鰨?#33267;今在山西博物院的展品中?#38405;?#30475;到在荆村出土的陶埙。陶埙出土的荆村仰韶文化遗址之发掘,标志着山西籍考古学家卫聚贤为我国考古事业做出了重大?#27605;祝?#24182;跻身中国考古大家之行?#23567;?/span>

    除了在家乡的这两次发掘外,在此前后卫聚贤还有几次重要发掘。19299月,卫聚贤先生率队发掘明故宫,这是他首次进行考古发掘,19303月又主持发掘南京栖霞山墓葬。194047日,卫聚贤和郭沫若在嘉陵江北岸调查时发现了几块汉砖和一对石椁。次日,两人又?#32426;?#39532;衡、常任侠等人继续调查,在周围又发现了数座汉墓。14日,连同新增加的胡小石教授,几人一同发掘这些墓葬。卫聚贤负责发掘的汉墓出土了大批五铢钱、一?#28895;?#21073;和数件陶器。21日试掘结束后,卫聚贤等人还在当地半山竹庐内举办了一天的小型展览,展示各种文物图案的汉砖十几种,参观人数达到两千人以上,22日重庆多家报纸均报道了这次展览会的情况。郭沫若还专门为这次发掘出土的汉砖题诗五首,其中 “宝剑已残琴已断”“甓上犹余汉代钱”等诗句,都是描写这次考古发掘的成效。

    卫聚贤在历史、考古界成就斐然,在金融史的研究方面?#23548;?#20134;十分明显。先生所著《古钱》《古钱年号索引》《山西票号史》对后世影响较大。尤其是《山西票号史》意义更为重大,可?#36816;到?#24180;来,对于山西票号的研究应是从卫聚贤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

1951年卫先生去香港之后,又撰写了《中国人发现澳洲》《中国人发现美洲》。1975年先生到台湾后?#35328;?#39321;港出版的《文字学》一书做了修改补充,后来又撰写了《咬文嚼字》,这两本书是卫聚贤晚年最主要的著作。这些著作体现了卫聚贤在中外文化研究和文字学方面的突出成就。

 

本文来源:山西日报20140227;本文作者:

太原道制作 http://www.37165144.com ( 2014-12-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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