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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頷:考古界的傳奇人物

 

 

 

 

 

  開篇語:在山西文博工作的發展史上,離不開張頷、柴澤俊兩位前輩,他們守得住清貧,耐得住寂寞,在從事文博工作幾十年來,辛勤耕耘在自己的崗位上,默默奉獻著自己的學識和智慧,不僅開拓了我省文博事業的廣闊天地,也在全國打造了兩張精彩的山西名片。2012223日,在全省文物局長會議中,山西省文物局特別授予張頷、柴澤俊“文博大家”的榮譽稱號。

為了再現兩位文博專家的傳奇經歷,本報特別整理了張頷、柴澤俊先生的生平事跡和學術成就,讓讀者走近“大家”。 

    張頷是我省考古界乃至中國考古界的“大腕”,從事考古工作64年。他雖然學歷不高,僅僅小學畢業,卻自學成才,用一件件響當當的學術成就,成為中國考古界的領軍人物;他吃過不少苦、受過很多罪,卻從未放棄耕耘,從未放棄自己鐘愛的文博事業,在“文革”期間住牛棚時,還不忘做學問,用《毛選》的紙外殼制作了一個測天儀,晚上用于觀察星象。其實,張頷的一生是傳奇的,也是執著的。

    【人物年表】

    1920年出生于山西介休,父母早逝,家境寒素。

    1939年在山西鄉寧參加抗戰。

    1946年辦《青年導報》《工作與學習》雜志。出版短篇小說集《姑射之山》。

    1958年任中國科學院山西分院考古研究所所長。

    1965年主持山西侯馬東周晉國遺址的發掘工作。

    1973年受命整理研究侯馬盟書。

    1976年發表巨著《侯馬盟書》,當即引起了海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1995年《張頷學術文集》由中華書局出版,本人錄入《劍橋名人辭典》。

    1999年山西省文物局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為張頷從事考古工作五十年暨八十華誕舉辦了學術資料及書畫作品抽樣展。

    2004年秋西泠印社邀張頷先生為“社員”,這是這家國內歷史最久、影響最大的金石書法篆刻學術性團體成立百年來邀請加入的第一位山西會員。

    200511月中央電視臺名牌欄目《大家》專訪了張頷先生,是山西入選此欄目者第一人。

    【事跡聚焦】

    張頷的一生,和《侯馬盟書》緊緊聯系在一起。

    1965年冬天,侯馬電廠在基建過程中發現了不少寫有古文字的石片、玉片,時任侯馬東周晉國遺址考古隊隊長的張頷,對石片文字進行了仔細研究,可還是一籌莫展,無法辨認出來。經過細心整理、反復琢磨,張頷認定這是一項重要的考古發現,但具體作用卻無法得知,于是在當年的《文物》雜志上寫了一篇《侯馬東周遺址發現晉國朱書的文字》的文章,在當時乏善可陳的考古界引起巨大轟動。

    當時,郭沫若先生看到該篇文章后認為,這些文字是先秦的盟書,于是給張頷極大啟發,從此他便根據“盟書”這個思路開始從歷史上進行考證。

    雖然《侯馬盟書》在上世紀60年代中期問世,但張頷最終把幾千件盟書殘片的文字全部辨認出來,已經過了近十年之久。進展之所以慢,不是張頷偷懶,也不是先生“才疏學淺”,而是在動蕩的“文革”期間,他被關進了牛棚,時間長達7年。“蟄伏多年后依然能潛心做研究,這恐怕沒有幾個人能做到。”在山西文博界,張頷是每個文物工作者心中的偶像。

    上世紀80年代,張頷先生考古發掘、整理編撰的《侯馬盟書》除了被我國考古學界評選為當代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外,還在海內外學術界引起高度重視。考古學界公認,《侯馬盟書》的出版對于研究中國春秋時期的歷史、政治、文化具有重大意義,被國內外史學界公認為新中國考古史上的一項重大貢獻。上世紀80年代,日本考古學界也專門給張頷先生發來賀信,盛贊這一重大的考古成就,并誠摯邀請張頷先生赴日講學交流。

    此外,張頷先生在詩文、書法、篆刻方面也頗有造詣,在國內外都享有很高的聲譽。

    【學術看點】

    辨認“鳥書”

    1961年,山西萬榮縣廟前村后土廟發現錯金鳥蟲書戈一對,形制相同,上有鳥書文字。張頷就此器作了詳細考證,認出六個鳥蟲書文字是“王子于之用戈”,列舉大量文獻、實物銘文及楚辭中的證據,證明春秋時已有人名單稱的慣例,說明此戈確為南方之器,進一步論證了吳器流入晉國的原因。

    為“庚兒鼎”定名

    1961年山西侯馬上馬村東周晉國墓葬出土了兩件帶有長銘的大銅鼎,張頷先生考釋了該鼎銘文字形、字義和內容,判定其為東周時期徐國之器,當是晉大夫受賂之器。他根據銅器命名的慣例將其定名為“庚兒鼎”,使之成了考古學上的“標形器”。

    為“古彝器”辨偽

    1952年從古董商手中購得一件古銅壺,學者多認為是春秋齊國陳僖子田乞之器,有斷代意義。張頷則認為僅據殘缺的一半字形“喜”來認為證據欠足,且齊器多書人名不書美號,可知此壺斷非陳僖子之器,也談不上具有斷代意義,廓清了對該器的兩種偏頗之論,斷定了該器的客觀科學價值,對辨別古代彝器的真偽提供了寶貴經驗。

    慧眼識“匏壺”

    1973年山西聞喜縣出土戰國時帶有鳥頭蓋的偏頸陶壺。張頷作文考證該器形制的含義,指出這件器物即古文獻中所說的“玄酒陶匏”的“匏壺”,即盛玄酒(水)用的禮器,是張頷考古與天文學相結合進行學術研究的代表性例證之一。

 

本文來源:山西晚報;本文作者:孫軼瓊

太原道制作 http://www.37165144.com ( 2012-0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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