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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山西

  說一個地方如何,最好是把它比作一個人,比如蘇東坡寫西湖,不管水光怎樣瀲滟,山色怎樣空蒙,若沒有那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我們對它總是親切不起來。仿此,要說山西,也最好把它比作一個人,西子是不行了,沒有那么青翠的山,沒有那么一塊明鏡似的湖,怎么想象,都沒有那清純動人的姿色。一個樸實的山村漢子,頭上纏著羊肚子毛巾,趕著一頭老黃牛,在暮色中吼著“二人抬”歸來。這圖畫也不錯,可惜,那是過去的三晉,不是現在的山西。
  一個村婦,紅樸樸的臉蛋,盤腿坐在土炕上,一針一線地納著鞋底,等著勞作了一天的丈夫歸來?
  一個年邁的教師,看著破損的學校,又看看學校旁邊新建起的海鮮美食城,一腔的悲憤又一臉的無奈?
  一個時興的農村青年,騎著一輛組裝的摩托車,疾馳而來,又疾馳而去?
  一個中年工人,拿著他最后一次領到的工資,回頭看看他工作了多年的工廠,滿懷憂郁地離去?
  都不行。都沒什么代表性。
  一副茶色的水晶石眼鏡遮了半個臉,尚未撕去商標的西裝袖口沾著油污,锃亮的皮鞋上蒙著一層塵土,呲牙咧嘴,侃侃而談……我想到了一個人,不仿說一個職業。這就是我的故鄉,我的山西?打了個激靈,一時竟愣住了,我怨恨自己,怎么會想到這兒。
  不用費這腦子了。且往下寫吧。

  三十年前,我從學校出來,分配到呂梁山里一個村子教書。大學生教小學,在那個年代不算稀奇事,有碗飯吃就行了。我的老家晉南某縣,一馬平川,在山西,是個物產豐饒的地方。此前從沒去過山區。不,去的過,“大串連”期間去過韶山,去過井岡山。把山西的山想象成南方的山,是不會的,但山總應當是山,高高的峰巒,蜿蜒起伏,再差勁的山也該是這樣個子。進了呂梁山方知,全然不是這么回事。
  這哪里是山!只能說是一道一道的梁,一條一條的溝,遠遠看著像山,走近了還是梁,梁下還是溝。正當夏季,驕陽下,稀疏的樹木,叢生的荊棘,點綴在黃褐色的山梁間。只有溝底的莊稼,綠格瑩瑩,生機勃勃,那時還是集體化,不時能看到三三兩兩的農民,懶洋洋地在田間勞作著。
  后來才明白,為什么地圖上,山西連同西邊的陜西北部,要涂成黃褐色,且標明黃土高原。那不叫山,山是從地面上突起的,堆成的,而這些山梁,卻是雨水將周遭的黃土沖走了,留下一道道的土梁,可以說是挖出來的。高高低底,溝溝岔岔,正是典型的F土高原地貌。山西也有石頭山,比如南邊的中條山,跟河北交界的太行山,那才是真正的山。平原嘛,也就晉南、晉中幾小塊兒。
  然而,住久了,也愛上了這塊地方。民風淳樸倒在其次,主要的還是安寧。那些大的政治風暴,幾乎刮不到這兒。不是刮不到,政治學習,各種運動,都是有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個小縣自然不會例外。總是天高地遠,等刮到這兒的時候,早就成了強弩之末,沒了殺傷力,應付應付就過去了。用領導干部們的話說,是變了形,走了調。古人說,亂世居山,確是這么個理兒。亂世是這樣,盛世呢,也差不了多少。這可就吃大虧了。山西近年來經濟總也趕不上去,怕就是這個原因。
  我教書的縣,叫汾西縣,《山西通志》上《風土記》引述他志的話說,這兒“民恂訟簡,有禮讓風。”至于其他州縣,說的最多的話是“地瘠民貧,俗尚儉嗇”。也有例外。我后來教書的村子,在汾西縣東南角,離洪洞縣很近,過一條小河便是洪洞地面,那兒的民風,向來以強悍聞名。《漢書·地理志》上說蒲州的一句話,移來說洪洞,是很恰當的:“其俗剛強,多豪杰侵奪,薄恩禮,好生分。”我教書那幾年,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期,制裁那樣嚴酷,還不時聽到村落之間械斗的事兒。
  從我教書的村子去縣城,須走六七十里路,中途有個大坡四五里長,叫返底坡。有次走到半坡上累了,在路旁的一個土窯洞口上坐下休息。臨走前踅進窯里閑看,忽見剝落的墻面上有幾行淡淡的墨字,細看之下竟是:“此去洪洞,必將死于刀槍亂棍之下,刁頑之民實可恨也。”是什么人寫的呢,一剎間讓我驚悚不已。后來聽人說,這是清末民初一個由汾西調往洪洞的知縣,路經此地時寫的。后來他果然在一次民變中喪生了。
  有了這段經歷,再加上其他的閱歷,如今再見誰用一兩個優美詞語來鎖定一個地方的人性,大至全國,小至鄉村,我是再也不會相信的了。

  外地來山西的人,常會驚嘆山西這地方,各種標語,尤其是政治標語的多而濫。光禿禿的山坡上,老遠就能看到赫然的大字“綠化荒山,造福后代”。一群嘻戲的鄉村孩子,個個泥豬似的,旁邊的墻上寫的是“計劃生育,利國利民”。破敗的農村小學校,校門兩側照例是“再窮不要窮了學校,再苦不要苦了孩子”。至于應時的標語,就是在省會城市的街頭,也比比可見。
  是前年吧,一位南方的朋友來太原公干,抽暇來我家作客,在書房里,談起了這情形,大搖其頭,連聲說都什么時候了,還是老一套,真是不可思議。我說,這也沒什么不可理解的。人們做事,總是揚其所長而避其所短,經濟上不去,要是政治再上不去,堂堂山西,偌大的一個行省,如何自立于中華大地。
  閑說著,我從書柜里抽出一本書,是我省青年學者謝泳先生編的,叫《舊時光》,書中收錄的十幾篇文章,全是解放前來過山西的著名文化人寫的,這些人又大都有留學歐美的知識背景。我翻到一篇文章,說,你看到的這種情況,那時候就有,一面指給他4。二十年代初,胡適陪他的老師杜威來山西,在一封給朋友的信中說,他在太原的街上,看見路燈柱上都貼著白底黑字的格言,如“公道為社會精神,國家元氣”,“天下具萬能之力者,其唯秩序乎”。有許多都剝落模糊了。他認為,這種“圣諭廣訓”式的道德教育是不會有良好的效果的,人人嘴上能說許多好聽的抽象名詞,如“公道”、“秩序”之類,是道德教育的一大障礙。
  胡適還是太忠厚了,他只是說這種貼在墻上,掛在嘴上的抽象名詞,達不到提高道德水準的目的。他若是活到現在,知道現在這些標語口號,還有另外的更其“神圣”的目的,怕要哭笑不得,責罵自個少見多怪了。
  我的這位朋友是南方人,剛從北京過來,來我家之前,在省政府里辦完事。說他在北京辦事,大小機關里說的都是普通話,他的普通話不太高明,偶有說不明白的地方,曉得是自家的過失。而在山西省政府的某個部門,他遇到的人,大都說的是山西話,有些詞語,他怎么聽都聽不明白。他相信這不是他的過失。
  “省政府里,全用的是山西人嗎?”
  “怎么會呢。”
  “可那個辦公室里的幾位,全是山西人。”
  我知道,這樣的事,是一兩句話說不明白的。要說山西人排外,把外地人都趕走了,那是不對的。山西貧苦閉塞,留不住人,也是一個大原因。其次才是沒有給外地人以應有的禮遇,得不到重用,自然是一走了之。我上學的時候,山西大學化學系有個教師叫申泮文,是南開大學支援過來的,不知什么原因,竟因鄰里糾紛給判了刑,后來放了,說是冤案。平反后不久,調回南開,當了化學研究所的所長,現在是學部委員。現在山西全省沒有一個學部委員,僅有的一個還是中科院在山西的一個研究所的,嚴格說來不能算山西的。當年若能給申先生以禮遇,怕不會一走了之。
  說到這兒,我指著《舊時光》中的一段,也是胡適在那封信中說的。胡適說,“山西大患在一貧字。年來新政不能不用本省人,不能招用客卿,也因此。客卿遠來,很不能與本地人爭生計上的優勝。但是山西現在的發展計劃決不能全靠本地人才,本地人才決不能夠用……這個困難問題將來正不知如何能夠解決。”八十年過去了,又一個“新政”來了,在借用外地人才方面,我們仍是一籌莫展。要說那時是窮的養活不起,現在呢,難道傾全省之力,連十個八個外地的杰出人才都聘用不起嗎。想來不至于。可是,如何吸引外地人才這一歷史難題,確乎尚未解決。
  大概是怕我面子上不好看,這位朋友還是連連稱贊山西為全國經濟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我們南方用的煤炭,大部分是山西的!山西是全國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呀!”

  我年輕的時候,是有點“二桿子”氣的。總覺得書生報國,要敢于犯顏直諫,對國家是這樣,對地方當局也應當是這樣。
  1987年吧,我在某縣擔任副書記之職,雖是掛職,卻是正式選舉后出任的。那時全省正處于經濟戰略調整時期,不說發展什么農業和輕工業了,說往后要把山西省建成全國的能源重化工基地,還說這是中央給山西的任務,是山西的光榮。
  我聽了不以為然,覺得這樣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真要這樣做了,山西在全國的地位,只會下降而不會上升。你想嘛,所謂的能源重化工基地,能源不用說了,是煤炭,而重化工的原料,也是煤炭,這幾乎等于說,往后山西只要發展煤炭一項就行了。這樣畸型發展下去,久而久之,空氣污染,地表塌陷,資源耗盡,民不聊生,整個山西會成為一個“垃圾場”。等那個時候再覺察到這一戰略的失誤,全都遲了。
  于是我便給山西省委寫了一封長信,沉痛陳述了這樣做的危害。我說,某大市是全國的輕工業基地,它用的棉紗是從外地買來的。某省全國的糧食基地,莊稼長了一茬,地不會下去一層,第二年再種還會長。而我們這個基地,煤只會越挖越少,煤田生長的速度肯定趕不上消耗的速度,從理論上說,總有挖完的一天。再煉焦發電剩下的灰渣,只會堆在山西的地上,不會打包讓人家連焦炭與電力一起帶走。長此以往,山西不是成了一個灰渣堆了嗎。
  說是信,實際上是篇文章,名字叫《富國·富省·富民》。正好此前,原來從中央煤炭部調到山西當省長的王森浩又調回煤炭部(改為什么公司)任職去了,新任山西省長,仍是從煤炭部調來的,叫胡富國,不同處僅在王是外地人,而胡是本省人。我在文章中寫了這樣一句話:“山西人真不幸,剛走了一位富國的省長,又來了一位叫富國的省長。”
  過了兩三個月,沒有信息,忽然有一天,收到山西省委辦公廳一封信,里面是一份校樣,說要把我的信登在一份叫《山西省情》還是叫別的什么名堂的內部刊物上,我看了看,基本意思都保留下來了,用語規范多了,只是我那句“富國”的話抹去了。后來并沒有收到那份內部刊物,大概沒登的成分據多。我還保留著那份校樣,不知夾在什么地方了。
  此后,只要有機會,我總要講單一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戰略對山西的危害。比如有次在山西財經大學演講,我就說過這樣的話:

  好些山西的領導干部,一說就說我們是中國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意思是我們在全國這個盤子上占多大的份兒。從來不想想這樣的戰略決策,對山西的整體發展有些什么的危害。至少也該想想為什么人家別的省份,你是科研基地,他的輕工業基地,偏偏你就是個能源重化工基地。什么能源重化工基地,說白了就是煤炭基地,就是給國家挖煤的。這樣挖下去,山西將會是什么樣子呢?爐渣堆!垃圾坑!你去 山西各地轉轉吧,凡是有煤礦的地方,幾乎沒有一處不是地面塌陷,植被破壞,水資源污染,空氣污染。有南邊的同學回老家,路過介休、靈石一帶,往車外看看,黑煙滾滾,地面全是黑的,說句不好聽的話,那些地方已是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方了!……等全山西都成了富家灘(一個因煤炭挖完而敗落的鎮子),我們怎么向國家交待,你說你是為國家做出了貢獻,國家到時候會說,我也沒說叫你把它弄成這個樣子呀。(韓著《回到常情常理》第48━49頁)

  我不敢說我的預言應驗了。那太殘酷。敢說的是,單一發展煤炭事業,確實讓山西吃足了苦頭。現在似乎不聽什么人再說基地的話了。
  唐朝的柳宗元,是山西永濟人,一生都在外地作官,總想著山西怎樣才能強大起來。他寫過一篇《晉問》,以與吳某對答的形式,歷數山西的種種優勢,每說完一種,就要問一句,“若是如何”,意思是有這個條件,山西該強大了吧。第一問說的是山西的地理形勢,東邊的太行山怎樣高險,西邊的黃河怎樣奔騰,而吳某回答說:“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里山河,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顯大也。”這句話中,“備敗”二字,在《山西通志》中成了“備敵”。一字之差,意思就不一樣了。原話出《左傳》:“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無害也。”可見“備敗”是對的。
  想想也是的,這“表里山河”,確實也只能“備敗”。中原大戰,閻錫山的部隊打敗了,一退回娘子關便安然無恙。三十年代前期,中國社會不安寧,這兒打仗,那兒鬧災,憑了這表里河山,山西成了全國的“模范省”。解放后到文革中,山西一直是個出典型、出經驗、出干部的地方。而到了八十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力度的加大,山西就只能每況愈下了。國民經濟指數,全省人均收入指數,都遠遠地甩在了后頭,不是倒數第一就是第二吧。

  大約上年十二月中旬,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播了一個節目叫《郵車難過偏頭關》。偏頭關就是山西北部的偏關縣,山西去內蒙的出口之一。
  話說有一天,一輛南方某市的郵車,去內蒙送藥,路經偏關縣某處被扣,要打開車箱檢查,押運的郵政人員說,按國家規定,郵車是不能隨便扣留的。扣留者不聽,要砸鎖,押車人以身體護住,說要砸就先砸他。廠方隨車人員打了110,公安局的人來了,照樣不放行,且將郵車開回縣城扣留。開箱檢查,確證是藥品后,仍不放行,說是可以談判解決。廠方怕誤事,只好同意。
  談判在一家酒店的房間里進行。偏關縣出面的是公安局的一位科長級的干部,還有縣醫藥局的一位干部。下面的鏡頭太精彩了。圓圓的畫面上(偷拍的),我們那位老鄉,先伸出四個指頭,又叉開拇指和食指作出一個八字。畫外音:他說由他處理只要四萬就行了,要是別人處理,就得八萬元。接下來是過錢,也偷拍下來了。我一邊看,一邊替我的這位老鄉著急,怎么這么傻呀,人家正在偷拍呀。
  下來是焦點訪談記者的采訪。
  問:你明知是郵車,為什么還要扣留、罰款?
  答:縣上財政困難,我們交不夠罰款,就不給撥經費。
  問:你能得什么好處?
  答:我能得百分之十的回扣,大約就是兩三千元吧。
  四萬元的百分之十,應當是四千元,為什么他只能得兩三千元,想來是醫藥局的那位也要得一半,到他手里只能是兩三千元了。
  看到這里,我不再感到好笑了,只有難受,難受得想哭。這兩位固然可惡,但是縣財政到了這個地步,連公安局都發不出經費,連公安人員都要靠這種手段斂財,腐敗固然腐敗,這個地方的貧窮,怕也是不容掩飾的事實吧。
  聯想到,不久前剛剛發生了九日之內四起煤礦瓦斯爆炸事故,全國媒體廣為報道,中央一再嚴令徹查,而此刻,全國人民又看到這出山西人上演的丑劇,真讓人羞愧難當,無地自容。老鄉呀,你怎就不機靈點呢。
  貧窮,懵懂,霸道,看了這期節目,你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

  不久前的一天,我去晉南某縣,在一個鄉鎮上,遇到這個鄉鎮的書記。我是來找另一個人的,進了鎮政府,問后知道不在,正要離去,一輛桑塔納進了院子,下來一個人,他看看我,我看看他,這不是某某嗎,我認出他了,他也認出我了。
  “啊,韓老師嘛!”我們以前認識,那時他是個文學青年,現在見了,仍叫我老師。
  這下走不了了。回到他的辦公室,上茶,敘談。
  “韓老師別走了,在這兒住一晚上,別以為我們這是小地方,地方是小了點,要啥有啥,歌廳,桑拿,還有,嘻嘻……”
  我應付著,心里想,這還是當年那個純樸木訥的文學青年嗎?
  他這身裝束先讓人剌眼。也算是名牌的西服,縐巴巴的裹在身上,袖口處的商標已漬的不是原本的顏色了。口袋里隨手掏出的,是中華牌香煙,大口大口地吸著,隨著煙氣噴出來的,還有污濁的酒味。最為剌眼的,還要數臉上的那副眼鏡了。茶色的水晶石,玳瑁色有框子,方不方,圓不圓,幾乎遮住大半個臉。或許是他的臉太瘦削了。那眼鏡不像是戴在他的臉上,倒像是戴在我的臉上,眼前是一堵黑墻,擋住了我的情感,也擋住了我的思維。
  他還在那兒滔滔不絕地說著,說他在這兒做了些什么了不起的事,有多少村子脫了貧,哪個頭兒表揚過他。說他在這兒已呆了多少年,至今仍得不到提拔,不是手里沒錢,是沒有硬梆的后臺。說他怎樣出手大方,一個過去的朋友(我也認識)來看他,打麻將一晚上輸了多少錢連眼皮都沒眨一下。
  還寫作嗎?我怯怯地問。
  “求,早就不做那事了。我就是讓人家說是寫小說的,壞了事。不會寫的,才是會5干的,會寫的,人家說你是不務正業。”
  他要留我吃晚飯,住下,我推說有急事,匆匆告辭。他執意要送我出來,臨分手前,他凄苦地一笑,說:
  “韓老師,你別信我胡吹,我們這兒窮的叮當響,真要脫貧,還不知在猴年馬年,來,你拿著!”說著從身上掏出個什么往我手里塞。我一看,是半盒中華牌煙,剛才他讓我抽過的。我是抽你半盒煙的人嗎,窩了半天的火正沒地方發,臉色都變了,他拍拍我的肩頭接著說:
  “你以為我平常是抽這個吧,哪里有的事,我抽煙紅河牌到頂了。這盒是剛才一個企業家的兒子結婚,我從桌子上偷拿的,媽的,上禮上了一百快錢哩。你拿上,路上抽。”
  我心里火一下子熄了。什么都沒說,接過來,使勁握了握他的手。后來數了一下,里面只有七根。
  這會兒,坐在桌前打著字,寫著這篇文章。寫的不少了,該收束了。若要用一個人來作比,山西到底像個什么人呢,不知怎么一下,我想起了不久前的這件事,想到了這個鄉鎮上的書記。說他不懂政策嗎,他是懂的。說他沒有能力嗎,他是有的。說他沒文化嗎,也不是。說他沒德行嗎,也不是。他就是這么個人,怎么說都沾點邊兒,怎么說又都說不到根子上。你以為他就這么默默無聞了嗎,不會的,不定哪天也會升上來。你說他升起來就是官場腐敗嗎,不會的,說不定他還是個好樣的,會干出驚天動地的偉業呢。可眼下,他只能憋著一肚子的氣,在他的鄉鎮上過他的霸道、寂寞而又浪蕩的日子。
  如今的山西,就像這樣一位鄉鎮干部,什么都離他挺遠的,富足,權力,還有德行。
  寫下出這幾行字,我又有些猶豫,這么說是不是太刻薄了。
  唉,這就像你一個沒出息的弟弟,你恨不得踢他一腳,腿還沒有抬起,又怕踢疼了他。畢竟是一母同胞呀。
  你只能狠狠地跺一腳,猛地轉過身去。

  2002年月1月6日

本文作者:韓石山,原載《山西文學》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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