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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中國看山西”———三晉大地行之一

  主持人的話
  3月間,我偕朋友開車由北京經石家莊到太原,一進山西境內,便是巍巍莽莽、俯瞰華北平原的太行山了。放眼皆是雄峰峻嶺,山勢嵯峨,奔逐競走,鋪天蓋地、滾滾而來的土黃色里難見一點綠意,有的只是間或劃過的一片片黑森森的洞穴,遠遠看去,像是蜂窩般密匝匝的彈孔;只有靠近路邊的,才看清那是住人的窯洞,不過不少窯洞前已蓋起一平頂土屋,殘破了的窯洞現在可能只剩下儲放雜什的功能……這一些,對習慣了滿是蔥郁滿是泉嘩的南方大山的我來說,真是感到有些動魄驚心!
  車旋在太行山里,我的感覺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初春里卻有著深秋的蕭瑟,色彩單調,空氣里也似乎溢滿木然;另一方面是大山西邊腳下黃河一瀉千里般的雄渾、生動、古遠。我耳邊仿佛響起了抗日戰爭年代里那些唱遍長城內外的戰歌,我還想起中國許多著名的古老神話———女媧補天、精衛填海、后羿射日等等,無論是古籍記載,還是民間傳說,都誕生在這座古老的山里。寓言故事愚公移山里,愚公率領眾子孫要移走的兩座山,一座是陽城縣境內的王屋山,另一座便是眼前的太行山。這些神話和寓言傳遞著華夏先祖們非凡的想像力與堅韌的生命力,巍巍太行,因此也在中國人的審美世界里被賦予了人格化的亙古魅力。
  其實,國人,尤其是南方人,對山西的印象也是斑駁雜處的。
  大約是上個世紀60年代初,有一部風靡國內的電影《我們村里的年輕人》,還記得飾演女主角的演員叫金迪,有一雙水靈靈而又火辣辣的大眼睛。影片的主題歌就叫《人說山西好風光》,隨著它優美的旋律,人們肯定會對鏡頭中這些年輕人詩意般勞動與生活的秀美山川心馳神往……
  再就是“文革”前和“文革”中,經濟上一直躺在煤堆上的山西,政治上卻日愈成了中國的熱點地區。郭沫若有詩云:“全國學大寨,大寨學全國。人是千里人,樂以千里樂。狼窩成良田,兇年奪大熟。紅旗毛澤東,紅遍天一角。”在這期間,扎著白毛巾,面朝黃土背朝天,一直干到毛澤東面前憨厚、幸福地笑著的陳永貴,似乎成了山西人的代表形象;而滿是紅旗和豪言壯語的“七溝八梁一面坡”的大寨,則似乎可以涵蓋山西所有的政治、經濟、文化、地理狀況。
  近些年關于山西的焦點視線,便是一些文化人從黃土、煤塵、貧困的背后,突然發現了令他們驚訝不已的三晉“舊貌”。其中流布廣泛、影響巨大的是余秋雨先生的《抱愧山西》,內稱:“在上一世紀乃至以前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們現在可以想象的地區,而竟是山西!直到本世紀末,山西仍是中國堂而皇之的金融貿易中心,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城市里那些比較像樣的金融機構,最高總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遙縣和太谷縣幾條尋常的街道間,這些城市只不過是腰纏萬貫的山西商人小試身手的碼頭而已……”
  因印象如此斑駁沖折,山西在我眼里便總顯得有幾分神奇;
  因時下的山西又和江西一樣同被歸于中部地區,我便更多地著意在這風土人情迥然不同的黃土地與紅土地之間,在歷史與現實上,是否亦有某些深層次的相通之處? 
  “十年中國看深圳,百年中國看上海,千年中國看北京,三千年中國看陜西,五千年中國看山西”。
  陳建祖:作家鄭義曾說山西是“國中之國”,懂得山西就懂得中國。我們經常說到陜西旅游是上墳,可看的景點大多是陵墓,從這個墳墓鉆出來,又鉆到那個墳墓去看。而在山西不是這樣,我們原來學的歷史課本最早說到的是40萬年前的北京猿人,現在晉南芮城縣境內西侯渡文化的大量遺存已證明人類在距今180萬年前就能人工取火,把世界的文明史整整推前了一百余萬年,這是人類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筆。堯舜禹的很多傳說都在山西,晉文公重耳也有很多故事在這里發生。唐朝之前李淵父子起兵就在太原唐明鎮,這里是他們的龍興之地。后來太原成了唐朝的夏都,李世民被稱為太原公子。晉祠里立了一塊唐碑,是李世民學習王羲之的草書寫的,光一個“之”字就有30多種寫法。國內現存的元代以前的木結構建筑,有70%在山西。整個山西是一個樹葉形狀,南北相距七八百公里,東西相隔三百多公里。從最北面的大同云岡石窟往南面走,一路上有北岳恒山、應縣木塔、五臺山、太原的晉祠、祁縣的喬家大院。像五臺山有一個佛光寺,是唐代的木結構建筑,至今1400多年,全國只此一家;應縣木塔是900年前的建筑,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認為是世界奇跡,叫做“中國的比薩斜塔”,實際上比意大利的比薩斜塔還要高,是世界現存最古最高的木結構塔。喬家大院是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的外景地,其實規模很小,不過是封閉的財主式小家小院。規模最大的是榆次常家莊園,目前開發出五分之一就有12萬平方米,整個莊園非常暢亮,與財主們不一樣,常家祖輩是做茶業的,從乾隆到宣統歷經七朝,沿襲150余年,可謂山西本省茁壯的“資本主義萌芽”,現在只開發出了幾萬平方米。介休縣的靈石有一個王家大院也非常大,這些大院開創了晉中的商文化。晉商比徽商厲害得多,清末年間慈禧太后逃難到西安,路過山西沒有錢,就是向晉商借的。山西的農工商富足到什么程度?包頭原來是康熙征討噶爾丹時候的一個兵驛站,山西人在那里為清兵辦輜重,逐漸發展成了包頭城;遼寧的朝陽是山西一個姓曹的做豆腐的生意人建成的;現在北京的大柵欄、珠市口有70萬山西人后裔在那里。山西的人文景觀還有永濟的鶯鶯塔和黃河大鐵牛、歷山的舜墓,可以說整個黃河文明都能在山西找到蹤跡。前幾十年一直強調山西是能源、重化工基地,而忽略了開發這些旅游資源。而西安是六朝古都,陜西又沒有能源優勢,所以很早就把旅游資源開發出來,那些年人們都是越過山西到陜西。 
  王進:山西的特點可以用四句話來概括:一是華夏名人出三晉,山西是一個歷史名人輩出的地方,20世紀60年代曾出過一本《中華名人大辭典》,其中十分之一強的人物是山西人。二是華夏文脈在三晉,山西詩人實際支撐了半部全唐詩,像初唐的王勃、盛唐的王維、中唐的白居易、晚唐的溫庭筠都是晉人,《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也是晉人。三是華夏財富匯三晉,從宋朝到清朝,晉商縱橫中國一千年,在這漫長的歷史中,尤其是在清朝,全國排名前16位的大財團都在山西,山西艱苦的自然生存環境與縱橫天下的晉商形成鮮明的對比。四是華夏人氣看山西,看中華民族還有沒有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山西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地方。2001年香港鳳凰衛視曾做過一個專題電視節目,全方位介紹山西的歷史和經濟發展情況,我和王魯湘是總策劃人。在這個節目中我們把山西放到大中國的背景來看,提出一個全新的理念,“十年中國看深圳,百年中國看上海,千年中國看北京,三千年中國看陜西,五千年中國看山西”。為什么這么說?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縮影,所以“十年中國看深圳”;一百五十年前上海只是江蘇省松江縣的華亭鎮,現在發展成為東方第一大都市,上海是中國近代史的縮影,所以“百年中國看上海”;北京真正成為大中國的首都是從遼金時代開始的,距今約850年,所以“千年中國看北京”;從周文王、周武王的歷史開始,到現在正好是三千年,所以“三千年中國看陜西”;從堯舜禹時代到現在大約是五千年,所以“五千年中國看山西”。
  鳳凰衛視播出這個節目以后,全國不停地出現“盜版”,西安提出“五千年中國看西安”,洛陽也提出“五千年中國看洛陽”。實際上我提出“五千年中國看山西”有確鑿的理論依據,不是隨便講的。因為堯王立都平陽是在公元前4700年發生的事情,堯王在這里劃分九州,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國家體制。其次,堯王制定的法典———《堯典》也是在這里。而且,敬敷五教是中國最早的教育制度,大禹治水開創了我國歷史上興修水利的先河,倉頡造字開創了中國文字紀事的先河,由后稷稼穡、神農氏教人種地,中國從此進入農耕時代……所有這些事情都發生在山西境內,說中華文明的曙光出現在三晉大地,這斷然不是夸張。
  此后,儒家文明的始祖之一荀子是太原人,他排在孔子、孟子之后;百代帝師司馬光、寫《史記》的司馬遷歷史上也是山西人,韓城在歷史上歸山西管。“半部論語治天下,兩冊史書安民生”,歷朝歷代的皇帝,不管是漢族皇帝,還是少數民族皇帝,不管是成年皇帝,還是少年皇帝,他們治理國家的方式大抵一樣,都來源于三部書———《論語》、《史記》、《資治通鑒》,從而導致中國政治一統、經濟一體、文化一致。山西這方水土誕生了很多治散、治貪的著名宰相,像漢代著名的大宰相霍光,還有王王圭、溫氏三兄弟、裴度,三國時期與貂蟬共用連環計的王允,宋代著名的宰相王溥。蔣介石曾說過“世界上最會理財的是愛爾蘭人,山西人就是中國的愛爾蘭人”,國民黨最有名的財政部長孔祥熙,共產黨第一任財政部長薄一波都是山西人。山西人理財有一個特點“開源節流”,最大限度地增加稅收渠道,最大限度地節省政府的開支。山西人辦事比較縝密,這可能與喝醋有關系,喝醋能軟化血管,山西人從生下來那天起,每頓飯離不開醋,醋的作用就是把處在大漠邊緣的山西人身上的剛烈之氣、威猛之氣給軟化了,使山西人變得柔中帶剛、綿里藏針,食品文化成就了山西人獨特的思維方式。有人評價說:如同性格剛烈的湖南人是南方的北人,而綿里藏針的山西人則是北方的南人,這兩省人的性格的確有典型意義。
  山西有兩種資源特別豐富,一是文物資源,你壘個圍墻就可以收費。二是煤炭資源,你拿把鐵鍬挖開土就可以采煤。說到煤炭,山西忻縣人渠本翹,他是山西近代工業之父。原是進士出身,票號業的后代,曾經當過清政府駐日本橫濱的領事,在日本時,他發現日本的近代工業很發達,與煤炭開采有密切的關系。當時山西當局把省里的采礦業賣給了英國公司,渠本翹聽說后馬上從日本回來,聯合山西的票號業公司,傾己所有又加上大家的捐款,從英國人手中贖回了路權和礦權,成立了保晉礦業公司,從此山西煤炭業告別了人工挖煤的歷史,走上了半機械化、大規模開采的道路,這個公司就是現在的陽泉、大同、潞安、西山幾大礦務局的前身。渠本翹是山西近代工業的分水嶺,在他之前山西為天下首富,產業結構是以票號業、貿易業和南北貨運為主;在他之后山西的產業結構變成了采礦業、冶煉業,這是一百多年前發生的事情,而山西走這條路一走就是一百多年。
  北方農民在吃苦耐勞、精耕細作方面要比南方農民大為遜色,小富即安、不富也安的意識都表現突出,在老區等靠要的思想更是頑固。 
  陳建祖:山西在人種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山西可以說是最典型的人種雜交地區。古代蒙古人的鐵蹄要踏向中原,首先要經過山西,然后再繼續往南打,忽必烈一直打到云南、緬甸。山西就變成了蒙古人的后方留守處,幾百年來都處于來回拉鋸且首當其沖的位置,于是蒙漢大量通婚,而且有好幾個世代。陜西也是蒙古人逐鹿中原得經過的地方。過去黃河西岸有民謠“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說的是那里出美女猛男。山西歷史上也出美女,武則天是文水人,和劉胡蘭是老鄉,楊貴妃是晉南的,貂蟬是忻州的。人們奇怪了,那些地方風沙滾滾,怎么女孩子的皮膚還這么好呢?其實這跟風沙、陽光沒有關系,很大原因是她們的祖先可能與蒙古族或者更早的其他民族雜處的結果。山西還出了很多武將,“萬年三晉,論誰數,多少裴楊人物”。“楊”是指北宋的楊家將,名將還有西漢的衛青、霍去病,三國的關羽,唐朝的薛仁貴、郭子儀。“裴”是指山西裴氏家族,在幾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一個小村的家族中出了59個大將軍和59個宰相……在現代史中,國共兩黨有很多高級將領是山西人。像我的老家忻州市方圓不過幾十里,就出了閻錫山、徐向前、薄一波、續范亭和剛剛退下來的解放軍原總參謀長傅全有,這都是耳熟能詳的人物。我們有過這樣的統計,僅一個原平市在前幾年出了22個將軍,軍長以下的干部更不用說了,可見這個地方的尚武文化很是濃厚。
  山西的地形卻使得古代的戰爭很少在這里展開,像匈奴人、蒙古人打東京(汴梁)等地方只是路過這里,打咸陽也只是迂回一下。山西在近代史中雖打過大仗,抗戰時期的平型關大捷是忻口戰役的一部分,前線總指揮是衛立煌,但山西相對河南要好多了,后者戰亂、災禍不斷。山西淪陷以后沒有發生過很激烈的對抗,日本人雖然占了山西,但八路軍的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三個大邊區也都在山西。很多老將軍的回憶錄里都滿懷感激之情地提到山西,山西人民靠小米養活這么多部隊是很不容易的。你去武鄉縣隨便找一些七八十歲的老人,他們都可以和你聊一聊鄧小平、劉伯承、陳賡、左權這些人在根據地的故事。左權是八路軍副參謀長,是共產黨在抗戰時期犧牲的最高將領。共產黨挺進東北和大別山的時候,有很多黨政干部是從山西走出去的。解放初期云南、四川、福建等省的領導大多是山西干部,在四川很多縣局級干部都是山西人,他們有很多人原來都是給首長當通訊員。
  山西的面積是15.7萬平方公里,有3200萬人,人口和面積都算一個小省。地形是兩山夾一川,一邊是呂梁山,一邊是太行山,還有幾個盆地,汾河把幾個盆地全部貫通。從石家莊過來,沿途可以看到很多像大寨那樣的坡地,給人的感覺是這些地方的條件非常艱難,但是這些地方的人就像電影《老井》中所反映的那樣有頑強的生命力,山西像這種生存條件的地方大概有70%,若去了呂梁山區會讓看到你更加觸目驚心的景象。山西的農耕文化,雖然是一種原始的生產方式,卻是自給自足的,因為境內大部分是坡地,還有忻(州)定(襄)原(平)、太原、晉南等幾個小平原,汾河流域也較富足,所以在建國后最大的饑荒里,河南、安徽餓死那么多人,山西卻沒有餓死人。人們達到溫飽就很知足了,他們多少年不與外界接觸,也不愿意走出去,太原做小買賣的人都是安徽、四川等地的外地人,連煤礦都雇了很多外地人,本地人不愿意做。最令人深思的是武鄉縣原來是八路軍總部和中共北方局所在地,政府撥款修鐵路、打水井,當地老百姓也不做,在一旁看著,請河南人來做。農耕文化在山西似乎已經達到了一種超穩定結構。
  趙瑜:窯洞和穴居生活也是山西、陜西兩省的一大特色,同在山西的高級民居像喬家大院、王家大院等是中國民居的歷史博物館,號稱中國民間第一居,這些民居的房子蓋得很氣派很漂亮,是晉商財富最終物化以后的典型代表,是過去市民化、城市化傾向的產物。與此另一極的便是窯洞,鄉間為什么會形成窯洞多的現象呢?除了土質的原因,最主要的是省錢,沒有財力向城鎮集中的人們,在那里挖出一孔洞就可以住人,有時候甚至一年可以挖出幾孔洞。這是兩個極端,一種是農業社會中最好的、最精細的高級形態,一種是最貧弱、最落后的穴居生活,這兩種形態都在山西。人們由河北一進山西就看到山上有不少窯洞。太行山上還算是少的,這里的土質不好,石頭多,挖起來比較難,而靠黃河沿岸的地方,黃土層比較厚,挖起來相對容易,到處都是一排排的窯洞。窯洞和高級民居一樣,也是多種多樣,有些的窯洞很復雜,能形成一個自給自足的小社會,比如:在沒有立崖的地方不好直接打洞,人們就在高原的黃土地上挖一個方方正正的大坑,然后向四面打洞,再從遠處挖出坡道作為進出通道,所以這種地方會出現“平地起炊煙”的獨特景象。這種窯洞費工費時,里面有主房、庫房,中間還有一個土臺,上面種些菜,旁邊還有豬圈,主要廣布在山西沿黃河一線,像黃河壺口瀑布的吉縣一帶都有。穴居生活的地方,一般環境破壞比較厲害,水土流失嚴重。農民燒飯取暖要燒柴,小樹剛長成就會被砍掉,很多地方看不到一點綠。
  國家一直在想辦法把太行山的人口遷出來,給的政策是每遷一戶給一萬塊錢左右,但不管是中央還是地方出錢,這一萬塊錢一旦到了農民手里只是杯水車薪。而且移民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曾經有一段在公路邊上建了一些移民村,讓山上下來的農民集中在這里居住,但他們沒有生存技能,什么都不會干,結果有一部分人又回到山上去了,幾乎各縣在移民的過程中都有失敗的教訓。觀念也是一個問題。北方農民在吃苦耐勞、精耕細作方面要比南方農民大為遜色,小富即安、不富也安的意識都表現突出,在老區等靠要的思想更是頑固。山西出去打工的農民與南方相比少得多,明明能賺錢的事情,他們不去做,可能他們做不了,也可能面子上抹不開,所以在太原打工的山西人不多,南方人卻越來越多,形成了很多南方村,火車站附近就有一個大的浙江村。
  因為計劃經濟不按照市場規律辦事,付出與回報又長期不成比例,山西逐漸落伍了,本該富有的“中東”現在還是比較貧困。
  陳建祖:閻錫山主政山西期間,山西的產業已經比較完備,像機械加工、兵工廠、鐵路、鋼鐵、煤礦等等都有,在這基礎上山西在建國初期發展得很快。山西和上海為共和國的工業打下了非常扎實的基礎,上海主要是技術和精加工,山西主要是能源和初加工。福建、廣東那時候都是前沿陣地,不能為國家經濟作出什么貢獻。在計劃經濟時代,人們把山西稱為“中國的中東”,全國有70%的煤從這里出口,還有京津塘地區的電力供應,上海、江浙一帶的能源煤也是由山西供應。朱钅容基同志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時候,曾親自率領上海歌舞團來山西,專門為煤礦工人進行慰問演出。20世紀90年代以前,山西作為中國的能源大省而存在了40多年,從北往南,大同、太原、潞安、晉城等煤礦都是國家統配的煤礦,太原鋼鐵廠、太原電廠也都是國家重點工程,屬于中央直管。國家在計劃經濟時代不斷地從山西索取,發展到最后山西是每輸出一度電都要賠錢。以至于到90年代,我們省的人大常委會主任和政協主席幾次在“兩會”期間大聲疾呼,覺得國家對山西要得太多,而又不給一定的返補政策。因為計劃經濟不按照市場規律辦事,付出與回報又長期不成比例,山西逐漸落伍了,本該富有的“中東”現在還是比較貧困。在80年代以前,山西的人均收入曾一度在全國排名處于中上水平,GDP值最高時曾排到第14位。到了90年代中期人均收入卻淪落為全國倒數第一,這兩年擺脫了倒數第一,上升到倒數第四。當然這也是一個進步,其實是一件很尷尬的事情。
  此外,環境污染相當嚴重,90年代末期,鄒家華副委員長在一次全國人大環資委會議上明確講,太原是全球污染最嚴重的城市,而且不是之一,是貨真價實的倒數第一。太原這兩年有了一些變化,過去晚上能看見星星簡直是一種奢侈,1999年一級空氣環境根本沒有,二級空氣環境只有45天,所謂二級空氣環境就是污染物顆粒含量指數在100以下。后來通過大量地建公園、搞綠化,去年上升到153天,今年要達到180天。大同、介休這些城市都是燒焦炭的地方,污染比太原還要嚴重,只是沒有列入全國46個環境監控城市。
  趙瑜:山西有中央、省、市、縣、鄉各級乃至軍隊的煤炭企業,大大小小的煤礦密密麻麻分布全省。山西現在挖成這個樣子,主要是國家大型企業。也許是作為補償,現在國家提高了一點煤價,但等到煤炭提價了,國家又得反過來限制開挖,因為國內依靠能源生產的企業像化肥廠日趨飽和,市場對煤炭的需求量也相應減少。對地方而言,尤其是縣、鄉兩級,不挖煤就不能完成原始積累,晉城有一個叫巴公鎮的地方,最興旺時一個鎮有私人煤窯300多家,私人鐵廠也有近300家,這里的千萬元戶多得很。但完成了原始積累,又容易造成生態極大的破壞。這些地方的環保部門普遍監督不力,為什么監督不力?如果把這些支柱企業關掉,縣里的財政收入就少了,縣委、縣政府包括環保局都得喝西北風。我曾到介休縣去調查研究環保問題,縣環保局給我派了車。司機告訴我,這輛車就是污染大戶給局里買的。你說執法部門的車都是人家買的,還能去查人家嗎?我說縣里連一輛車都買不起嗎?司機說咱們縣里不靠人家能靠誰呀。縣委書記每年春節都要去看望這個污染大戶,連開縣黨代會、人代會都要事先征求人家的意見,因為需要人家贊助經費,否則連會都開不成。地方政權得靠這種企業來養活,你說還怎么關掉這些企業…… 
  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山西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是旅游產業。
  王進:山西在歷史上有過自己的輝煌,改革開放以來卻淪落為中西部一個貧窮落后的省份。一般從經濟學來講,從世界范圍來看,像沙特、科威特等國家,還有美國的俄克拉何馬州、德國的魯爾等地區,都是因為石油、煤炭等資源豐富,所以非常富有,山西則是資源豐富反而貧窮,這就是政策上的原因。山西的貧困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在市場經濟的國家,越是資源大省越富有;在計劃經濟的國家,越是資源大省越貧困。長期地幾乎是掠奪性地開發,犧牲了山西的經濟利益,山西送走了光和熱,留下了煙和渣,污染了自己的藍天碧水。現在國家對第三產業的價格完全放開,對工業、農業產品的價格也有一半以上放開了,對資源產品的價格卻牢牢地控制住,害怕發生經濟紊亂,倘若資源漲價一分錢,工業產品就可能漲一塊錢,服務產品就可能漲十塊錢。山西至今仍在扮演資源大省的角色。如果資源價格一放開,根據市場規則來定價,山西肯定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但是在沒有放開的情況下,山西繼續打資源牌肯定是沒有前途。
  陳建祖: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山西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是旅游產業。山西的旅游資源分為三大塊,晉北是佛教文化,以五臺山和云崗石窟為代表。晉中主要是晉商文化,也叫大院文化,日本人對此研究得很深,山西現在也在研究,為什么他們可以“富可敵國”?晉商文化的本質是什么?晉南是根祖文化,現在全國尤其是港澳臺地區和海外華人掀起了尋根熱,像堯舜禹的發祥地,還有洪洞縣都是人們想去看一看的地方,民間有句話說“要問祖宗來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元末明初中原一帶的移民大多是從這里走出去的。山西擁有如此豐富的旅游資源,完全可以把文化資源開發成文化資本,把旅游資源開發成旅游資本,省委、省政府這幾年在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經過新世紀這幾年的發展,可以說是初見成效,山西已經成了一個旅游大省。這幾年過節尤其是“五一”、“十一”長假,有很多人到山西來玩。但也還存在很多不配套的環節,一是污染太嚴重,你在飛機上往下看,簡直是看不下去。山西現在正在大力進行產業結構調整,非如此就很難徹底根治污染。二是前幾年的交通不便,據說娘子關曾有過堵車七天七夜的紀錄,到石家莊要走三四天,但1995年以后山西的交通條件有很大進步,投入了幾百個億搞基礎建設,到2005年要建成1800公里的高速公路。現在的山西高速公路是“大”字形的,大同往北通往內蒙,往南分別通往運城和晉城,往運城是通往陜西,往晉城是通往河南,從晉城到河南焦作有一條晉焦高速公路,把整個太行山打通了,來往非常快,現在開車到北京只要5個小時。
  要把山西的文化產業做強做大,必須做到“四個一流”,即:一流的資源,一流的研究,一流的規劃,一流的宣傳。
  王進:文化產業中第一塊是旅游經濟,這方面晉中做得非常好,這幾年晉商文化能叫得這么響,晉中市的領導功不可沒,不管是誰當書記、市長,都把文化產業當作第一產業來抓。他們開旅游工作會議,請我去講晉中的歷史文化特色,我給他們講了四個小時,到會的有400多名干部,書記、市長和所有的常委都坐在下面聽。他們打出了晉商文化的品牌,推出了喬家、渠家、王家、曹家、常家、孔家6個大院,就像6顆明珠,用晉商文化這條金線串起來。晉中這幾個大院在沒有開發之前,大部分用于村委會的辦公場所,有的是作為民居,后來都整體搬遷了。像喬家大院這幾年發展的態勢比較好,已經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張藝謀沒有在這里拍《大紅燈籠高高掛》以前,每年為了得到3000塊錢的文物保護費,館長要來往省城奔波半年才能從省文物局要到這筆錢,但自從拍了電影之后,第一年的門票收入就有100萬元,現在年收入有800多萬元,自己也可以投資拍電影了。晉中市政府有目的地引導投資方向,吸引了一些民營企業家投資幾十個億開發旅游資源,把一批煤炭大王變成了旅游大王、文化大王,像介休縣閻繼英就是開小煤窯起家,他投資幾十個億開發綿山,現在這個景區經營得非常好。
  今年是太原市建城2500年,太原在旅游經濟上也將有大的動作。改革開放以來,太原由于主客觀種種原因,經濟總量只占到全省的20%多,在各項發展上都不如其它地方,農業發展不如運城,工業發展不如臨汾,城市建設不如長治,旅游發展不如晉中。作為省會城市,如果方方面面都不能率先發展,那就失去了中心城市的作用。云公民原是內蒙古自治區副主席,調任太原市委書記以后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提出了太原近期、遠期的經濟發展目標,即一年之內太原要建成全省一流的城市,三年要建成生態園林城市,七年要建成中西部經濟強市。中西部共有18個省會城市,去年太原的經濟總量和人均GDP值是排在第6位,要成為中西部經濟強市,最起碼要進入前三位。經過測算,要進入前三位七年里年均增長速度必須達到13%多。發展目標制定后,太原著力點放在兩個方面:經營一個現代城市的賣點是地產和資本,經營一個古代城市的賣點在歷史和文化。太原作為一個現代文明與古代文明合二為一的城市,既要經營自己的地產和資本,又要經營自己的歷史和文化。
  在前一方面,原來的太原給人印象是“大街像個大都市,小街像個小縣城,小巷像個小農村”,是一個大都市、小縣城、小農村三者合一雜亂無章的城市。云書記來了以后魄力很大,在保護歷史文物的前提下,對城市進行了大規模地改造,當時省里一些領導想插手城市建設,這里面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但是越是有人打招呼的違章建筑,云書記越是叫人連夜先把它拆掉,這些違章建筑一拆掉,別的違章建筑自然也跟著拆了,太原共一次性拆除300萬平方米的違章建筑。正是在此基礎上,建設了一批特色文化街,像飲食文化一條街、娛樂文化一條街、購物一條街,由此太原的環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后一方面,太原現在提出,要利用建城2500年的機會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今年要突出一個主題,四大板塊,14條精品旅游線路,抓好24項系列活動。內有春季是打民俗太原牌,夏季要打風情太原牌,秋季打激情太原牌,在北京開太原建城2500年慶典大會,在鳳凰衛視搞太原旅游國際發展電視聽證會,邀請海內外文化名人華山論劍,縱論太原。再在冬季打人文太原牌,將一年來的成果出版成書,拍攝電視劇。
  文化產業的第二塊是電視經濟,改革開放初期,山西電視在全國的影響非常大,當時的《新星》、《楊家將》、《狄仁杰斷案傳奇》都是太原電視臺和山西電視臺拍攝的,近年來又拍攝了《一代廉吏于成龍》等作品。山西做電視劇有比較長的歷史,也有比較好的基礎,有很好的文字創作班底、導演和制片人。今天活躍在中國電視界的“大腕”像張紀中、張紹林等人,最早都是山西臺的導演。電視劇動輒投入幾百萬、上千萬,但回報非常大,可以說是電視行業中的“房地產業”。在香港、新加坡,現在電視經濟已經成為產業經營的一種模式,沿海發達地區正向這種模式靠攏。此外,要想把旅游文化經濟做強做大,電視劇還是一個很好的載體。《三國演義》攝制完成以后,炒紅了無錫和涿州的三國城;拍了《水滸》以后,炒紅了杭州和無錫的宋城;拍了《****戰爭》以后,炒紅了浙江橫店影視城;拍了《太平天國》以后,炒紅了廣東南海影視城……相比之下,山西以前做電視劇非常成功,可只是為了獲獎,單純為著政治效應,中部省份也多是把電視作為政治產品來經營,而忽視了經濟效應和產業效應。
  山西的文化產業不能做強做大的癥結在哪里?我歸納為:一流的資源,二流的研究,三流的規劃,四流的宣傳。山西的文化資源毫無疑問是第一流的,但沒有人好好地研究怎么把文化做成產業?怎么做成項目?怎么走向市場化?文化要做成產業關鍵是要研究怎么形成個性品牌,拿旅游產業來說,要發展一個地方的旅游業首先要找準文化定位,比如:大連對自己的旅游文化定位是中國人到大連感覺到了外國的城市,外國人到大連感覺這是中國人的城市;西安對自己的定位是秦中之古,帝王之都,西安歷史上就是帝王之都,“浙江的秀才,山西的將,陜西的黃土埋皇上”;云南的文化定位就是七彩云南;杭州的文化定位是煙雨江南的代表;揚州的文化定位是月亮城,“天下三分明月夜,兩分映在揚州城”,這些文化定位都很準確。山西卻缺乏這種準確的定位,所以我一直提倡“五千年中國看山西”,這應該作為山西的整體文化定位,把所有的文化包容進去。然后就是宣傳問題,要與一流的文化人和一流的強勢媒體合作,打造自己的品牌。要把山西的文化產業做強做大,必須做到四個一流,即:一流的資源,一流的研究,一流的規劃,一流的宣傳。
  胡平:因本觀察每周一得出一期的慣例,我每一次出省訪談都是行色匆匆,必須速戰速決,訪談對象找得如何至關重要。
  幸運的是中部五省(除江西)跑下來,前前后后十幾位受訪者均是學養深厚,對本土現實感覺敏銳,而且無論他們是經濟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還是教授、作家、記者,胸懷間都拂動著強烈的人文精神。他們予我沒有戒備之心,惟有共同的憂思與希冀,彼此無須繞圈子,說套話,可以真正地實話實說,盡量地鞭辟入里,漸入佳境處真是如眺星河,如沐花雨。正是在這一次次的思想盛宴中,大大地豐富、深邃了我對中部、對中國這個龐大而又紛然的存在的認識,避免去盲人摸象的淺薄;也使我深感在時下諸多的話語評價系統中,出自于歷史又出自于現實、穿梭于民間又逡巡于學理的知識分子話語評價系統,較為飽滿與深刻,可能也最終在歷史的長廊上發出金聲玉振……
  此趟山西之行的三位受訪者———趙瑜、陳建祖、王進均是如此。
  王進不過35歲,他除了是太原城里十分知名的社會活動家外,還勤于筆耕,寫出系列散文《三晉文化名城走筆》,在報紙上連載一年后結集成書,鳳凰衛視大加贊賞,于是將已擬打出的新欄目《縱橫中國》的首期定在了山西。此節目播出后,他書中的一個論點“十年中國看深圳,百年中國看上海,千年中國看北京,三千年中國看陜西,五千年中國看山西”,頓時蜚聲于海內外,無異于在一片沉寂中驚堂木斷然落下,掀起了三晉大地文化復蘇的風暴!
  趙瑜是馳名國內的報告文學作家,他的中國體育三部曲《強國夢》、《兵敗漢城》、《馬家軍調查》在海內外影響深遠,引發了一場關于中國體育改革以及人道主義等相關話題的大討論。陳建祖是位詩人,發表過不少富有激情與靈動意象的力作,這些年在新聞界從業擔綱。20世紀90年代初期,他們策劃、組織了山西15位作家投入,并由他們總撰稿、趙瑜任導演的一部21集的大型電視系列片《內陸93》。從塞北到晉中腹地,從雁北到晉南、晉東南,茫茫千里,山重水復,在十個月中,他們幾乎走遍了三晉大地,力圖反映出山西向現代化社會轉型的艱難步履中所經歷的種種坎坷與陣痛,又如何突出歷史與現實的圍困走向改革開放。由于該片題材的當代性及其強烈的感染力,對中國廣大的內陸地區不無啟示,它榮獲了中國首屆電視紀錄片大獎。片子里屢屢出現趙瑜、陳建祖一身黃土、一兜胡茬、滿臉赭紅的工作畫面,他們或坐在羊皮筏子上渡過就要封凍的黃河,或站在村口的槐樹下和當年的北京知青今天的婆姨們聊著人生的五味……由此,我一下感知了他們、還有被稱之為“晉軍”的山西作家們,其作品的博大厚重深刻的源頭。即使趙瑜幾年前已舉家遷來北京,可他每年總要回山西住上幾個月,他告訴我,在那片黃天厚土中,他的心境里便紅塵消退,澄明上升,而筆端必然不會作優雅狀,闊談狀,惟有勤勉地插入當代中國的現實深處……(本期主持人助理謝斌)

摘自《江南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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