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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槐

  

  在中國兩千多個縣份中,知名度最高的恐要數山西洪洞了。洪洞所以芳名遠播,首先是因了一位天姿掩藹的青樓女子那段凄婉哀涼的吟唱:“蘇三離了洪洞縣……”京劇是國粹,喜好者興發時自會哼幾句《玉堂春》,不好者偶爾打開電視機、收音機,眼睛或耳朵里說不定也會蹦進個蘇三來,于是“洪洞”便深嵌在國人記憶的屏幕上。

  改革開放后,中外文化交流頻繁,好奇的洋人竟也學唱京劇,《玉堂春》遂成了他們的首選劇目。前些年,我飛越太平洋參加中美作家對話會時,曾在幾個大都市里聆聽過洋小姐清唱的蘇三唱段。金發碧眼的女郎們啟動的雖不是櫻桃小口,唱起來也不會字正腔圓,對戴枷蘇三的心境更不可能有真正的體味,但通過她們那濕潤豐腴的紅唇,卻使“洪洞”這個縣名,在異邦傳揚流播。這是文化特有的魔力。

  華夏的禪山佛寺何其多,張繼的一首《楓橋夜泊》,竟使姑蘇城外寒山寺的盛名歷千載而不衰。九州的樓閣亭榭何其眾,范仲淹的一篇《岳陽樓記》,卻使一座平平凡凡的樓閣,成了自北宋以降游人不絕于途的勝跡,即使當今高樓廣廈拔地而起,岳陽樓也沒有失重,它永遠是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樓”。

  我乃山東五蓮人氏,兒時,卻不知有五蓮而先知洪洞。在村里,李姓只有近支三家,屬外來戶。在我呀呀學語時,祖母就曾一遍又一遍地教我哼唱這樣一首歌謠:

  問咱老家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樹下老鴰窩。

  黑黑的老鴰又名烏鴉,在鄉人眼中,向為不祥之鳥。先祖怎會住在名叫老鴰窩的地方呢?我幼小的心靈迷瞪不解。年長后,我曾多次問父親老家究竟在哪里,父親總是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說,老家就在洪洞縣的老槐樹下,是洪武年間遷來的。投鋤從軍后,烹文煮字的生涯使我有了遍游魯豫燕趙的機會。不論是在宋江的家鄉鄆城、墨子的故里滕州,還是在沂蒙大山皺褶里的小村落、中原腹地里的開封府,談及先祖何處,不管耄耋老叟、垂髫少年,還是田夫村姑、文人雅士,大都說他們的先祖也在洪洞。前些年,我瀏覽過不少魯北豫東農村的族譜、牒文、墓銘,大多記載其先祖是明初從洪洞老槐樹下遷來的。后來我又發現,那首“大槐樹下老鴰窩”的歌謠,竟流行于大半個中國。那么多的百姓,以洪洞一縣為發祥地,以老槐一樹為遺愛品,實為千古之奇。這使我憬悟到:洪洞名重神州,蘇三之唱僅有些許作用,而主要是因了明初的農民大遷徙。懷戀是人類通有的情愫。姓氏與故里,對中國人來說,永遠是座斑駁陸離的大迷宮。對故里的沿波討源,對姓氏的探賾索隱,是國人天性使然。

  1998年暮秋,友人邀我小住臨汾,觀看壺口瀑布。知洪洞乃臨汾所轄,乘車只需半小時。對祖槐,我心儀已久,在洪洞縣城新建的“大槐樹公園”里,方夙愿得償。我托友人尋來洪洞縣志和文史資料,細讀后驚異地發現,不論是縣志中,還是明清文人詠述古槐的詩文里,“老鴰窩”統為“老鸛窩”。縣志及明清墨客的詠述肯定無虞,而那傳流甚廣的民謠,怎都將“鸛”變異為“鴰”呢?老鴰老鸛,燦如黑白;一字之易,天差地遠。一個難以拉直的、僵硬的問號,在我腦中定格。因來去匆匆,我為沒能解開“是鴰是鸛”的疑團而大憾。1999年3月下旬,我二進臨汾,再做歷史與現實的探訪。



  

  臨汾,地處晉南,古稱平陽。在進入臨汾市區東西南北的大道上,各矗立著一座崇宏軒昂的牌坊。牌坊的門楣上,皆嵌有赫然醒目的五個鎦金大字:“天下第一都”。這絕非臨汾人的自我夸示。究覽那萬簽插架的史乘典籍,人們會感到,臨汾冠以“天下第一都”名下無虛。上蒼造就了晉南這片風土吉壤,這里曾是華夏先民的洞天福地。

  1954年,考古學家在臨汾地區的丁村,發掘出“丁村人”遺址。這發現,在古人類考古學上占有極重要位置。在此之前,從50萬年前的藍田猿人、周口店猿人到1萬多年前的北京山頂洞人之間,我國尚缺少一道舊石器時代中期人類化石和文化遺存的鏈環。于是有洋人便妄下雌黃:中國人的祖先是由歐美遷徙而來的,中國人是外域人的變種。丁村遺址里發掘的10萬年前的3顆古人類牙齒化石,齒為鏟形,而鏟形門齒恰是黃種人的重要特征,完全有別于門齒為勺形的白色人種。3顆牙齒出土,石破天驚,丁村的文化分量僅此就顯得有些超重。在遺址里,人們還挖掘出舊石器時代之中、晚期的大批石器和上百件刮削器、琢背刀、雕刻器、錐鉆等細石具。丁村文化遺存還告訴人們,2萬6 千多年前,丁村人就已會馴養動物,并學會了種植,初步結束了長期的遷徙狩獵,開始了半定居和定居的生活。在丁村遺址陳列室里,還擺放著披毛犀、大角鹿、轉角羚羊等28種哺乳動物、5種魚類及一批軟體動物的化石。其中,那2?6米長的古象門牙,使今人不難想象,當時的大象躺下是一堵壩,立起是一座峰;那1米長的青魚、鯉魚的脊骨,如果將其還原,簡直像一艘艘耕濤犁浪的飛舟;那臉盆般大的蚌殼,也可讓今人猜度出它的肉體是何其豐厚……近年來,考古學者又在丁村附近的陶寺,發掘出中國最古老的鼓,鼓身乃樹樁鏤空,鼓面為鱷魚皮所制……是丁村人最早將文明的種子播入沃土,讓民族的智慧不斷勃發;是丁村人的后裔最早把喜怒哀樂糅進鼓點,奏響了華夏民族的第一樂章!

  盡管《史記》稱“堯都平陽”,盡管《山西通志》上說平陽乃“圣賢之淵藪,帝王之舊都”,盡管晉代臨汾就有了規模壯觀的堯廟,盡管山一樣的堯陵就矗立在臨汾的浮山之旁,但據我所知,河北唐縣、山東定陶、山西沁水和翼城也都炫示為堯都。人們在剖析、判斷、推理、考究歷史風物真偽時,往往會忽略一些看來與事物缺少關聯卻具有特別意義的細節。“丁村人”的三顆牙齒、陶寺的鱷魚皮鼓,都在佐證著堯在臨汾建都的可能性、可行性、可信性。

  最能顯證太史公“堯都平陽”斷語的,莫過于古稱“神圣之邦”的洪洞了。在洪洞這片土地上,每一條溪流,每一塊山巖,每一座村落,每一個姓氏,都會向人們訴說歷史的神秘和蒼老。南京大學歷史系編纂的《中國歷代名人詞典》中,遠古人物列有26位,能在洪洞找到他們的活動傳說及文化遺存的竟達半數以上。

  量子論的創始人波爾,對遠古東方哲學紉佩嘆服,在他接受勛章時,選擇了伏羲的太極圖為圖案。《洪洞縣志》記載,伏羲演八卦就在該縣的卦底村。卦底村現存伏羲廟,廟后有伏羲冢,村中設畫卦臺。卦底村周圍有八村環繞,且距卦底均為八里,呈太極圖狀。八個以各自姓氏為名的村莊分別代表八卦中的乾坎震巽離坤兌艮,依次標志著天****風火地澤山。卦底村舊時還有兩座梳妝樓,象征日月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全國存有伏羲廟、墓的地方尚有數處,但像洪洞這樣配套成龍者,僅此而已。有伏羲必有女媧。正如“勺形齒”人的始祖雙親是亞當和夏娃,我們“鏟形齒”人的尊翁太君是伏羲與女媧。在洪洞侯村,有中國最早的女媧廟、女媧陵。陵廟左近,有一高大土堆,土堆里埋有形態各異的彩石,傳說是女媧煉石補天的凈虛界。女媧廟的舊址上,曾有古柏一百零八株,現有三株仍龍干虬枝,相傳是周柏。其一猴頭柏,樹身達八圍……

  國人向稱炎黃子孫。炎黃之一的黃帝,姓公孫,名軒轅。《洪洞縣志》載,黃帝生于該縣公孫堡村,村名就是以黃帝姓氏命名的。繼黃帝之位的是黃帝的孫子顓頊,關于顓頊,《洪洞縣志》雖無記載,但對顓頊的七子皋陶卻多有臚列。皋陶生于洪洞皋陶村,至今村中祭祀皋陶的香火仍縷縷裊裊。既然皋陶生于洪洞,其父王焉能不留行跡。承顓頊帝業的為帝嚳,帝嚳是黃帝的曾孫。繼帝嚳大位的是帝嚳之子唐堯,堯生于臨汾伊土,后遷居洪洞羊獬。唐堯禪位于虞舜,虞舜生在洪洞諸馮……至此,“三皇”之首的伏羲,以及史稱的“五帝”,全都在洪洞留下了各自的行蹤刻痕。

  至于故里為洪洞的兩位古代大隱士巢父、許由的傳說,也在洪洞百姓中代代流播,耳熟能詳。洪洞羊獬村是堯的小女兒女英的出生地。游覽村旁那占地近百畝的姑姑廟,人們會看到一副值得玩味的對聯:“姐皇后妹皇后姐妹皇后,父帝王夫帝王父夫帝王。”這對聯平白如話,卻概括了亙古稱譽的“堯天舜日”的史前清世。唐堯晚年,急于禪讓,為考察他選定的繼位人虞舜,將大女娥皇、二女女英嫁給了舜。舜其時躬耕洪洞歷山,乃一介農人。舜繼大位后,娥皇、女英姐妹倆皆為皇后,父親丈夫皆當過帝王……在全國,關于舜耕歷山的傳說地,有21處之多,這與舜年輕時遭后母及名叫象的異母弟的虐待,迫使舜四處漂泊有一定關系;但更主要的是,舜繼位后,德澤黎庶,恩被百姓,聲譽日隆,人們出于欽敬,都希冀舜曾在自己居住的一方水土上勞作過……然而,舜到底躬耕于哪座歷山不牽強附會,洪洞一樁賡續了四千多年的習俗,會讓人們覺得舜耕于洪洞歷山,更合乎情理。自娥皇、女英嫁到70里外的洪洞歷山后,羊獬人與歷山人便結成了姻親。羊獬人稱娥皇、女英為姑姑,歷山人叫娥皇、女英是娘娘。每年三月三,羊獬人要到歷山接姑姑回娘家祭祖,待到四月二十八堯的生日這天,歷山人便來羊獬把娘娘迎回。這接姑姑迎娘娘的活動,歷四千余年承傳今日而不衰。每年農歷的三月三,羊獬村的男女老少都彩服盛裝,以接皇后的禮儀,組成千余人的鑾駕去接姑姑。人們或擎執事,或護鳳輦,或揚萬民傘,或秉金瓜、斧鉞、朝天蹬,或舉金錘、銀錘、方天戟,或抬著豬羊,或擔著美酒,浩浩蕩蕩,迤邐向70里外的歷山走去……最令人蕩魄搖魂的是那由數百人組成的威風鑼鼓隊伍了。這些陶寺鱷魚皮鼓發明者的后裔們,統著杏黃色的短服,齊刷刷,勁抖抖,唐唐哉,威威哉。但聞鑼鈸擊節,金鼓奏響,起落有序。鼓手們時而跳打,時而搓打,時而舉打,時而騎打,鼓聲如驚雷滾地,似銀瓶乍裂,若壺口瀑布瀉來,敲醉了山,敲酥了水……相傳,鼓手們敲打的曲牌中,有五種為堯舜親作。接姑姑的隊伍到達歷山下的七個自然村后,七村父老倒屐相迎,暖炕新被,陳醪佳肴,奉若貴賓……每年的農歷四月二十八,在娘家住了一個多月的娥皇、女英就要回歷山參加夏收了,歷山七村的鄉親又以同樣的規模,同樣的禮儀,來羊獬村迎娘娘。在接姑姑迎娘娘的活動中,所經村落無不虛門掩戶,跪拜接駕,街中村頭,水果食品滿盤盈桌,供迎送隊伍吃得齒頰留香。這種接送活動,在“文革”中也未中斷。百姓不能大張旗鼓地搞,便自發地組織起來,三五成群,懷揣饃饃,掬一把艾莖為香,汲幾瓶泉水當酒,去虔誠地完成心的祭奠。一種習俗,在兩個相距70多里的村落里,竟延續了四千多年,這在我國歷史上恐是絕無僅有。它說明堯舜的盛德,在洪洞民間的刻痕是何等淪肌浹髓!……

  在堯都臨汾,在“神圣之邦”洪洞,華夏民族的始祖、先祖們,曾展示過壯士的抱負,曾嘗試過英雄的果敢,曾進行過文明的征服。雖然傳說的氤氳為始祖先祖們披上了層層神秘的袈裟,雖然后人想象中的宮闕殿宇早已坍塌,但他們神圣的靈光不會消散,因為一切曾憧憬過、尋找過的靈魂,總會涌動在后來人的血脈中……洪洞,華夏的大半部古文明史在你這里濃縮;臨汾,你是抓一把泥土就能攥出古老文明液汁的地方。



  

  我并沒有忘記二進臨汾和洪洞的主要目的:摭拾老槐樹下所發生的故事,解開那“是老鸛還是老鴰”的謎團。行前,我查閱了《辭海》,關于鸛的條目是這樣寫的:鸛,鳥綱,鸛科各種類的通稱。大型涉禽。形似鶴亦似鷺;嘴長而直。翼長大而尾圓短,飛翔輕快。常活動于水邊,夜宿高樹。主食魚、蝦、蛙和甲殼類。羽毛灰色、白色或黑色。黑鸛體長約一米,白鸛較黑鸛為大。我國北方常見白鸛……

  邀我來的友人年過半百,是藥品管理界的全國勞模。談及藥事,他如數家珍。我問臨汾、洪洞一帶是否曾有鸛鳥,他詫為異事,搖頭說沒有,并一再安排我參觀名勝古跡,仿佛只有這樣才能迎合所謂文化人的雅趣。每到一地,陪同我的大都是三十上下的青年人,問及鸛事,他們納罕驚怪,對我這京都來客,以《辭海》中定義按圖索“鸛”,大惑不解。仿佛那白色的大鳥,與他們歷來無緣。數日訪尋,難覓鸛蹤,我不禁悵悵悻悻,憂憂悒悒,煎煎急急。

  友人終于窺曉我的心思,速為我搬來兩位“文化書記”。一是年過古稀的王德貴,二為歲過花甲的劉郁瑞。80年代初,王、劉分任洪洞縣委正、副書記。“大槐樹公園”就是靠他倆運籌興建的。王、劉曾在臨汾多地為官,所到之處,大法小廉,不飲盜泉,且忙里偷閑,不廢詠吟,憂世感時,偶得清詞麗句。賦閑后,兩人皆情系大槐樹,醉心堯文化。堪可一提的是,劉郁瑞是紀實文學《天網》的主人公。《天網》搬上影屏后,主人公仍是真名真姓,國人曾爭相一睹,劉氏遂作為清官形象兀立民間。臨汾、洪洞的古跡名勝大都備有宣傳冊頁,一經文字蒸餾,揮發了歲月蘊含的原汁,消褪了歷史的底色,讀來乏味。王、劉都是啜飲汾河水長大的,講起洪洞舊事情奪神飛,勾沉稽往,塵影夢痕歷歷如繪……

  先民輒是逐水草而居,文明常常與大河聯姻。三晉文明來自汾河。縱貫三晉長達七百余公里的汾河,無疑是山西的命脈和象征。汾水從寧武縣管涔山雷鳴寺流出,披珠戴玉,逶迤南下,經古交山峽,出蘭村峽口,斜貫太原盆地,再穿靈霍山峽,且歌且舞,直奔臨汾……汾河兩岸,名泉層見迭出,既像一枚枚偌大的玉?裝飾著汾水,也以汩汩不息的潔流為汾河增添著豪邁。

  洪洞縣最北端有個村子名叫石止,意為汾水湍行到此已步入沒有坡度的平川,水中再沒有石子滾動。汾河在洪洞頓顯其壯闊汗漫,它像一匹鋪地藍緞,溫柔多情。山有水而媚,土得水而沃,汾河使洪洞民阜財豐。明《洪洞縣志》稱:“洪洞背霍山面澗水,箕山東峙,汾水西繞,山川形勝,草木夭喬,甲諸三晉,固一方之雄也。”《平陽府志》藝文卷中,載有元人郭嗣興的一首五言百韻詩,把時處元朝的晉南描繪為安常處順的樂境:“……形勝開千載,輿圖壯一方。城池殊屏蔽,廨宇式軒昂。制錦掀高榭,鳴琴敞后堂……販蔬盈市井,樗槐蔭路旁……苜蓿青供茹,葡萄紫厭漿。鼠肥偏喜食,魚美鮮求嘗。羅雁來秋渚,呼鷯向曉岡……”元朝上演過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幕,而郭氏筆下的晉南竟連肥鼠都挑揀食物吃。但通觀全詩,郭氏意在狀摹故土風情,未見一句向蒙元統治者諂媚之詞。倘若說斗方名士郭氏在詠吟故土時難免有夸耀成分,且元朝距我們畢竟悠遠,今人很難走進郭氏用音韻營造的風俗畫中。而王、劉兩位“文化書記”,則用他們的親覽親睇、親聆親聞、親歷親察,為我們寫真出一幅50年代人與自然的和諧圖。

  洪洞,人稱“水包座子蓮花城”。汾河兩岸,曾是花的原野。當剪剪春風吹皺了汾水,瀝瀝春雨洗滌了冬的岑寂,柳枝兒便謝黃抽綠。蒲公英、車前子、苜蓿、牽牛次第綻蕾,杏、桃、梨、榴樹、海棠、秋菊應時開放,從桃花紅到蘆花白,從孟春到暮秋,五彩紛呈,花事不敗。洪洞人尤愛荷。洪洞大地上的塘堰水灣、溝洫毛渠里,遍植蓮花。最能迷亂人們雙瞳的要數洪洞護城河中的芙蕖了。寬漫的護城河曾繞古城一周,“水包城座”組成了蓮花的長廊。盛夏時節,芙蓉出水,肥葉碩花,攢攢擠擠,比肩爭頭。白荷如雪如玉,纖塵不染,紅蓮似火似焰,舞姿蹁躚,鴨戲清波,鵝鳴花叢,人至河畔,衣薄風香,新涼滌暑……

  在洪洞,湯湯汾河及由其派生出的溪灣溝汊,曾是魚蝦貝藻自在蕃孳的領水屬地。昔日汾河中的魚蝦密度之大,會令當今端坐魚塘的釣者舌撟不下。由于魚多蝦豐,長于洪洞,齒為鏟形的“丁村人”的后裔們,在食魚方面顯得特別挑剔。汾河曾盛產鯰魚,大者十余斤,小者三五兩。當今鯰魚燴豆腐已成為星級賓館的一道騰貴佳肴,但昔日洪洞人不管鯰魚大小,都不屑一食。原因是鯰魚喜啖腐爛之物,洪洞人嫌其不潔。汾水多甲魚,夏日里小伙們嬉水河中,只要用腳踩踩,即可從泥沙里摳出幾只老鱉來。當今甲魚已成為養生者的大補上品,而昔年的洪洞人竟拒不鋪啜。理由是甲魚長于紫泥而不凈,且眼小如秤星,五官局促,其丑陋之狀令洪洞人厭惡。直到80年代初,肥肥的甲魚五角錢一斤也無人問津。

  《天網》的主人公劉郁瑞,50年代中期曾執教于汾河岸邊一中學。這天是星期日,他因備課未歸家,時及中午,正愁無菜佐飯,有學生自告奮勇去汾河捉魚,說罷拎起抄網撒腿河邊,半小時許,便攜六尾金鯉而歸。又半小時,半鍋紅燒鯉魚端上書桌,師生兩人遂盡興饕餮。從劉郁瑞溫馨而甜蜜的回憶中,我似乎悟到一種傳遞信號:昔年人們去汾河捉魚,如同農人至菜畦割韭,村婦到瓜棚摘豆,可俯拾仰取,任割任摘。

  年近七旬的“文化書記”王德貴,孩提時曾是捕魚撈蝦高手,其子亦不乏獵魚基因。1970年盛夏,一場豪雨過后,汾河陡漲,水中氧稀,金鯉、白鰱、青魚,紛紛探出水面,密密匝匝,脊脊濟濟。德貴之子,蕩一小舟,輕駛河汊,手舉10萬年前“丁村人”就會使用的木棒,照魚群劈頭蓋臉擊去,僅一小時,便獵魚百余斤……看來,元人郭氏“魚美鮮求嘗”句絕非夸大其詞。遠在秦漢隋唐,晉南就是皇家的布帛庫米糧倉。建國后,晉南一帶種起水稻,水如碧羅帶,稻若綠絨毯,使晉南一度成為真正的北國江南。我問及解放前此地農家的生活境況,曾主編過《臨汾農村合作化史》的王德貴告知我,解放前晉南一帶農民若不遇上災荒戰亂,從不吃粗糧。王德貴系一介寒子,1946年他讀高小時,按校方規定,月供白面45斤,豆油1斤半,菜金2.5元,他的下中農成分的家庭竟能應付裕如。斯時農家學子的生活標準,即使在當今的希望小學里,也顯得有些奢侈。王德貴最依戀合作化初期,那時節,晉南百姓穰穰滿家,笑鼓柴扉。王德貴最難忘1956,那年大有,年谷順成。夏麥登場,千村百屯,麥垛連云,農家囤溢缸滿,金黃色的尤物堆積場邊,竟分不下去;秋棉綻桃,金鈴吊掛,白絮如雪,收購站里,棉滿為患。有個叫甘亭的高級社,動用三臺拖拉機往收購站運棉,車輪飛轉,不舍晝夜,運了整整一個冬天……

  “汾河流水嘩啦啦,陽春三月開杏花,待到五月杏兒熟,大麥小麥又揚花……”50 年代,生于汾河岸邊的郭蘭英,曾以一曲《汾水長流》,唱沸了神州。此刻,我才真正體味到歌唱家那黃鶯出谷、聲動梁塵的神韻。大河與沃野是一對情深意篤的情侶,花香鳥語是水土交媾的結晶。沒有花香的土地是無望的土地,沒有鳥鳴的世界是死寂的世界。汾河兩岸也曾是百鳥來儀的樂園。柳枝上曾有黃鸝啼囀,蓮池里曾有鴛鴦交頸,新梁上曾有春燕壘窩,樹椏上曾有喜鵲筑巢,稼穡里曾有群鳥呷呷,屋脊上曾有信鴿勾勾,葦叢里曾有翠鳥翻飛,長空中曾有蒼鷹行進,秋渚上曾見群雁棲息,冬堤上也曾留雪泥鴻爪……吉鳥親吻過汾河兩岸花的芳唇,良禽擁抱過洪洞的青枝綠葉,使得曩時洪洞的山水草木,分外清潤迷人。

  我終于從王、劉那醉人的回憶里,覓到了鸛的蹤跡。兩位“文化書記”都是鸛的目擊者。50年代初,洪洞縣境內的汾河灘頭,水草叢中,舉目可見成群的白鸛。至60年代末,還偶有三三兩兩的鸛鳥沿河鼓翼而飛……現為山西省作協會員的劉郁瑞,兒時為寫一篇“觀鸛”的作文,在盛夏曾數度匿身蘆葦蕩中,細觀過鸛的形貌舉止。鸛是百鳥中的犖犖大者,更是嬌嬌美者。鸛頸纖而修,身高而挺,足癯而節高,那潔白的翎毛,素之一絲則嫌白,黛之一忽則嫌黑,那流線型的身體結構,增之一分則嫌長,減之一厘則嫌短;鸛擎頭舉喙漫步淺灘時,更顯風姿綽約,仙韻飄逸。郁瑞觀鸛如瞧美姝麗媛,那白色的精靈美得令人心顫。一次,郁瑞見一老鸛攜兩只幼鸛在淺灘戲耍,老鸛一改平時那高亢悠長的鳴叫,喁喁同幼鸛低語。幼鸛振翮撲水,老鸛用喙尖為幼鸛輕輕梳理羽毛。時見老鸛的長喙在水中搗動,不時有青蛙、小魚躍出水草,老鸛迅捷用喙接住后,再送進幼鸛口中。鸛鳥這般母子之愛,宛如人間舐犢之情……黑老鴰以啄谷吞蟲維系生存,這與端莊高雅的鸛的生活習性大相徑庭。我驀地想起唐人王之渙那二十字的千古絕唱――《登鸛雀樓》:“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鸛雀樓”就在運城的汾河旁,那里是汾河匯入黃河的交界處。運城曾為臨汾所轄。倘若無鸛可觀,那就大大有悖于古人建樓的初衷。假若是座“老鴰樓”,“烏鴉樓”,王之渙定會興味索然,失卻了吟詠的雅興。謎團終于解開,祖槐上的鳥巢,定是鸛窩無疑。



  

  我又來到位于洪洞縣城北端的大槐樹公園。這里距汾河僅百米之遙,汾河大堤就在眼前。據文獻記載,明代這里有座廣濟寺,系唐貞觀二年所建;寺旁有株漢朝古槐,“樹身數圍,蔭蔽數畝”。漢槐唐寺,于明初農民大遷徙后,皆毀于汾河大水。

  從完好僅存的霞石砌筑的經塔上,人們不難想象出昔年廣濟寺的形貌:院落軒敞寬展,殿宇魁岸崔嵬,亭閣紛華麗靡,寺內僧眾舉袂成幕,香客摩肩川流不息。唐宋時,漢槐旁就建有驛站,我也不難猜度當時的那種熾盛和喧闐:古槐下的陽關驛道上,必是官差心急,馬蹄聲碎;汾水的河槽里,定是舟楫穿梭,槳聲乃乃。

  走進十幾年前建成的大槐樹公園,我直奔古槐遺址,呈示在我眼前的是一座清末民初建立的碑亭,碑亭飛檐斗拱。碑上鐫有的“古大槐樹處”五個大字,將多少代人的辛酸、委屈、悱惻、凄切與思念都凝固在這里。距古槐遺址幾米遠的石砌的高崖上,是漢槐之根蘗生的“二代古槐”,她于1974年被颶風擊倒,人們將她扶直后,那鋼鐵一樣的軀體仍挺立著不朽的靈魂。這失去母體的生命,早已執著地將基因傳遞給“三代槐樹”,復蘇著她逝去的綠色。傍母而立,“三代槐樹”已粗壯過圍,蓊蓊郁郁。她繼續彈撥著生命的琴弦,又根生出一片大大小小的新槐,老槐新槐在大槐樹公園里,同吟著一曲倔強的生命進行曲。

  跨越時間的長河與空間大海,我心中的那點靈犀早已與祖槐相通。承蒙歷史之神的詔諭,驅將我探求尋覓先祖們大遷徙的確證,爬羅剔抉先祖們求生存的真實。

  關于明初洪洞大移民的原由,在豫魯民間,傳播面最廣的是胡大海的復仇。元末,河南一帶流浪著一個乞丐,其人五大三粗,相貌丑陋,帶片披襟,蓬頭垢面,體壯如牛卻游手好閑,為鄉親們所不齒,人們避之如惡煞厲鬼,即使有殘羹剩飯也不施舍。他一出現,家家便關門閉戶。一日,他猝然闖而進一土財主家,伸出毛茸茸的黑手討要,老嫗為羞辱他,將一張大油餅為孫兒揩腚后,扔狗吞食,并喝狗將其咬出門外。這乞丐就是胡大海。胡深感中原人心太壞,遂暗暗立誓,有朝一日發跡后,定來此雪恨復仇。后來,胡大海棄討投伍至朱元璋麾下。胡膂力過人,嗜殺成性。疆場上,呵佛罵祖,虎口拔牙,因戰功卓著,一介乞丐白日升天,成了朱明王朝的開國元勛。朱洪武于南京君臨天下,大賞功臣。胡大海拒金銀財寶田宅奴仆而不受,當朝奏明復仇事。朱洪武知胡乃殺人魔王,躊躇再三,只恩準胡“殺一箭之地”。胡率兵至河南境內,恰有一雁當空飛來,胡心中暗喜,彎弓發箭,箭著雁尾,雁帶箭南飛,飛過河南,又掉頭飛向山東,胡統兵隨雁殺去,直殺得豫魯兩省“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關于胡大海的傳說,版本多種。“雁帶箭而飛”,一聽便知是天方夜譚。胡大海確有其人。《明史·胡大海傳》中載,胡勇武過人,是一耿介仁德之士。其雖為赳赳武夫,卻以“不亂殺人,不搶掠婦女,不燒房屋”當作框范行為的準則。

  在舊中國,每當巨禍大難普降善良的茅屋無辜的村落時,聽天由命囿于一隅的平民,不曉事物的來因去跡,處于一種脆弱的文化心理,便你加一枝我添一葉地演繹出一些傳說,來慰藉呻吟的靈魂。這些民間傳說,雖詭譎乖張,卻往往蘊含著歷史本質的真實。戰亂頻仍,水旱蝗疫是明初大移民的真正原因。

  元朝末年,黃河兩岸流傳著一首歌謠:“石頭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歷史告訴我們,類似這種帶有策反性的民謠,往往出現在改朝換代的前夜,它既凝聚著百姓對統治階級的切齒仇恨,又往往是農民起義軍揭竿前預謀并借重的讖語。元統治者統一中國后,對漢人進行野蠻的征服,兇殘的踐踏,加上黃河淮河多次決口泛濫,中原大地的百姓,流離失所,啼饑號寒。至正十一年(1351年),黃河潰堤沖垮了山東的鹽場,使國庫收入銳減,對黃泛從不過問的元統治者,不得不強令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疏浚黃河。四月的一天,民夫們在蘭考縣的河道里,挖出一個獨眼石人,石人背后刻字兩行:“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當石刻的讖語與民謠相吻合之時,正是農民起義軍興兵之日。在這之前,方國珍在浙江臺州首義,篝火狐鳴;石人挖出后,紅巾包頭的白蓮教傳人韓山童、劉福通在潁州舉事,鼓角連營;徐壽輝在蘄州揭竿,濟河焚舟;翌年郭子興、朱元璋在濠州舉義,矢石如雨;接著張士誠也在江蘇泰州造反,攻城掠地……元政府調其精銳官軍與各路義軍在中原大地展開了殊死相搏。元軍兇橫酷虐,殺人如麻。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脫脫,“破徐州,遂屠其城”。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軍劉起租部死守順德,“糧絕,劫民財,掠牛馬,民強者令充軍,弱者殺而食之”。當時,一些地主武裝為維護本階級利益,也同元軍沆瀣一氣,山西的王保保(擴廓帖木兒) 父子,陜西的李思齊,也出兵豫陜魯和兩淮。元軍及地主武裝,對農民軍所據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使豫魯蘇北皖北的百姓十亡七八。《明太祖實錄》中記載,名城揚州被元軍攻克后,殺得僅存十八戶,《開州志》中記錄元軍席卷濮陽縣后,“居民僅存七姓,丁不滿千”。溫縣牛洼村《牛氏族譜》中也載,元軍“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在冷兵器時代,戰亂往往像一個偌大的絞肉機,它將千百萬黎庶和士兵的軀體絞成齏粉,榨出的成百噸的漿血,才能染紅一個新王朝的皇冠。劉福通的紅巾軍被元統治者鎮壓后,朱元璋出兵江淮,進取山東,收復河南,北定京都,追逼元帝出亡漠北,長達十六年的戰亂方才告終。

  戰亂與災荒,往往是歷史之樹上同時并生的兩只惡瘤。元末戰亂時,水旱蝗疫也頃時而注。從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黃、淮河頻頻潰堤,幾乎歲歲都有洪水泛濫,中原大地“漂沒田廬無算,死亡百姓無數,村莊城邑多為荒墟”,“禾不入土,人相食”……

  朱洪武于石頭城易地更天,飽經兵燹、災荒巨創的百姓喘息甫定,又發生了令讀史人心折骨驚的“靖難之役”。朱洪武賓天后,其孫朱允?繼位。這建文帝生性軟弱,致使王室蠢蠢,天下洶洶。朱允?為鞏固權力,采取“削藩”措施,一下惹惱了他的叔父燕王朱棣。朱棣以入京誅奸為由,從北京直逼南京,在冀魯豫皖同政府軍展開了長達四年的拉鋸戰。朱棣后來雖是位有為之君,但在與侄兒爭奪九五之尊的皇位時,卻兇狠殘暴。《明史·成祖本紀》載:“燕軍掠真定、順德、廣平、大名”,在真定,“斬首三萬級”,白溝河一役,燕王“乘風縱火奮擊,斬首數萬,溺死者十余萬人”。企盼安居樂業的中原百姓,愚忠思想根深蒂固,自發幫助政府軍抵御燕軍。朱棣氣急敗壞,對政府軍和百姓一例誅戮。燕軍打到冀豫交界處時,遭到地方武裝“十八村聯誼會”的拼死抵抗。燕王無奈轉路攻取南京后,立即派兵把這一帶百姓殺得僅存兩戶。山東臨清縣肖寒村《李氏族譜》記載:“蓋燕王靖難兵起,在建文時南北構兵……或殺、或剮、或逃,東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幾為丘墟焉。”……

  當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悲劇在燕趙魯豫輪番上演時,東有太行為屏藩,西有呂梁做遮擋的三晉大地,卻是另番景象。這里日升月恒,風調雨順,稼穡葳蕤,萬姓臚歡。元人鐘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記》中寫道:“當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黃河)南北噍類無遺(指吃東西的生靈蕩然無存),而河東(晉南)一方居民叢雜,仰有所事,俯有所育。”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人口數量,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為189.1萬,河北人口為189.3萬,而山西卻達403.4萬人,比冀豫兩省人口的總和還要多。當中華大地人口的天平嚴重失衡時,素有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和繼承者朱棣,必然把目光瞄定山西,投向晉南,大移民不可避免地要在這里發生了。于是,這廣濟寺旁、汾河岸畔的那棵并不超群出眾的漢槐,便以無與倫比的身姿,走進了歷史的風雨,走進了歲月的滄桑,走進了一個民族的記憶。



  

  我們這個民族前行的路,總是泥濘而沉重,每行進一步,總要伴隨著苦澀的淚、慘重的血。洪武元年,朱元璋面對破碎的山河,發出這樣的感慨:“今喪亂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中原諸州,元季戰爭,受禍最慘,積骸成丘,居民鮮少,所謂田野辟,戶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務”。大臣們也紛紛上疏,奏說遷民事。督府左斷事高巍奏稱:“臣觀河南、山東、北平數千里沃壤之上,自兵燹以來,盡化為蓁莽之墟,土著之民,流離軍伍,不存十一,地廣民稀,開辟無方。”

  實際上,勵精圖治的朱元璋此時心中很明白,就連他的故里安徽鳳陽,雖已置縣,但卻是“地瘠民稀,蕭蕭數楹,僅同村落”。置縣不過是大臣們為阿附他而已。戶部郎中劉九皋獻策:“……山西之民,自入國朝,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寬閑之地,開種田畝。”從放牛娃、貧僧到南面百城稱孤道寡的朱元璋,雄心隨歲月而膨脹,抱負伴龍墩而擴張,為圓龍騰云涌萬世一系的美夢,也必然會做出順乎歷史潮流的抉擇。在移民的舉措中,除遣返、軍屯、商屯之外,最難實施最牽動人心的,則是平民百姓的大遷徙。

  《明實錄》記載,明初山西轄五府、三直隸州、十六散州,共七十九縣。移民主要來自遼州、沁州、澤州、潞安州、汾州府和平陽府,這些地區共有五十一縣,而平陽府就轄二十八縣。可見遷民最多的是當今臨汾,而洪洞當時人口最稠,作為一個縣份來說,移民最多自在情理之中。但遍布大半個中國的晉民后代修葺的譜牒里,幾乎都記載先祖來自洪洞,這頗令人費解。但稍一留意有關史乘方志,便疑團頓釋。因當時之洪洞,憑借古驛道,北通幽燕,東連齊魯,南達秦蜀,西抵河隴,加之廣濟寺院落寬展,易于政府設局駐員,集結移民,發放川資憑照。于是,漢槐旁的驛站,便成了大移民的派遣站和出發地……

  長期浸泡于農業文明中的“丁村人”的后裔,雖有勞作之苦,但不乏桑麻之樂。此時的流動與遷移,早就不是逐水曲,狩獵歌,游牧吟,而成了農民悲劇的代名詞。鳥戀舊林,魚思故淵,狗記八百里,貓認三千途,老馬識歸道,狐死必首丘……中國古老文化以動物習性創造的這些依戀故園的詞匯,實際上是安土重遷的中國農民心理的折光。

  圍繞這次遷徙,遷徙者及其后人編纂出了種種聽來令人百脈沸涌,低徊唏噓的故事。最為普遍的傳說是,大遷徙所以能夠成功,是因了朱明統治者設下的一個彌天騙局。遷徙伊始,明政府頒告示于三晉:“不愿遷徙者,到洪洞大槐樹下集合,限三天趕到。愿遷徙者可在家等候。”消息不脛而走,不翼而飛,晉北、晉中、晉南的人拖家帶口,攜兒將女簇擁而來,三日之內,老槐樹下呼啦啦集結了十萬之眾。這時,大隊官兵,蜂擁而至,把手無寸鐵的百姓裹了個嚴嚴實實,一官員高聲宣布:“大明皇帝敕命,凡來大槐樹下者,一律遷走!”說罷,官兵惡狠狠地先將青壯年帶銬上枷,遂強行登記,強發憑照,一家一戶,根繩相拴,如串螞蚱,十萬百姓在刀逼棒喝下,吞聲飲恨,踏上了遷徙的路途……

  圍繞這次大遷徙,關于“解手”一詞的來歷及“小腳趾復形”的原因,也曾在冀魯豫一帶門道戶說,婦孺皆知。大遷徙中,移民雙手被綁,在官兵的押送下上路,凡大小便,均要向解差報告:“老爺,請解開手,我要小便。”長途跋涉,大、小便次數多了,口干舌燥的移民,便將這種口頭請求趨于簡化。只要說聲“老爺,解手”,彼此便心照不宣。于是,“解手”便成了大小便的同義語。山東有民謠云:“誰的小腳趾甲兩瓣瓣,誰就是大槐樹底下的孩。”我在大槐樹公園的祭祖堂里,看到兩副楹聯,一為“舉目鸛窩今何在,坐敘桑梓駢甲情”,二是“誰是古槐底下人,雙足小趾驗甲形”,楹聯與民謠,一雅一俗,說的都是足小趾兩瓣的事。傳說官兵包圍百姓后,怕人逃跑,將每人的小腳趾砍上一刀,以做識記。后來,移民的后代腳小趾甲便成了復形。關于大移民中明王朝設圈套誘騙百姓的傳說,有一定的史實依據,蒙騙群眾向為封建統治者的慣用伎倆。“解手”一詞的來歷,聽來也能自圓其說。至于“腳小趾甲復形”一說,則于情于理于科學都解釋不通。明王朝移民旨在擴大農耕,移民長途跋涉全靠雙腳,為防逃跑可在人體其他的部位黥記,大可不必在腳上動刀。國內我天南海北的朋友,凡問及者,腳小趾甲都是復形,而友人們的先祖不可能全部出自三晉。后天絕不可能改變遺傳。……

  歷史的經經緯緯里,通常交織著神秘的絲線。然而,拂去這些民間傳說撲朔迷離的濃霧,我們還是能篩簸出明初農民大遷徙那慘烈的真實。有人從《明史》、《明太祖實錄》、《明成祖實錄》等典籍中,從散亂的明代檔案里,索章摘句,綴輯編錄,箋注出從洪武六年至永樂十五年的近50年里,在洪洞大槐樹下共移民18次(洪武年間10次,永樂年間8次)。移民分別遷至京、冀、魯、豫、皖、蘇、鄂、陜、甘、寧等地。大遷徙觸動了三晉百姓最敏感的神經,明統治者只得定出移民條律,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遷移。吳晗先生在《朱元璋傳》中這樣寫道:“遷令初頒,民怨即沸,至于率吁眾蹙。懼之以戒,脅之以劓刑。”這說明,當時的移民,完全是在強權政治的脅迫下進行的。

  大遷徙無疑是朱明王朝富國強兵的得意之作,但對一家一戶卻是莫大的悲哀,大遷徙無情摧殘著放逐者的心靈,所造成的精神創傷,甚至幾代人都難以平復。我們不難想象晉南遷徙者背井離鄉時的情景。就要告別“堯天舜日”時即耕耘過的豐腴土地了,就要告別先人們“接姑姑迎娘娘”時即敲打過的那令人心醉的威風鑼鼓了,就要告別那碧波盈盈燦若錦緞般的汾水了,就要告別唐代詩翁王之渙即觀賞過的令人神迷的鸛鳥了,大批扶老攜幼的遷徙者怎能不五內俱焚、寸心如割!鄉土的一澗一溪,一寺一廟,一墳一松,一谷一黍,一房一槐,一蓮一蓬,一鯽一鯉,一草一卉,一鳥一蟲,早已化為遷徙者生命的血肉,像文身的花紋附著在軀體之上。遷徙者們怎能不戀戀依依,聲淚俱下!當他們一步一回首,三步一徘徊,一寸寸、一尺尺、一丈丈,挪挪蹭蹭,漸遠鄉井的時候,他們淚眼中最后看到的是那棵高大的老槐樹,是那老槐枝椏間的一簇簇鸛窩……于是,老槐樹和鸛窩便成了遷徙者們訣離故土時的最后的標識……遷徙者們的新辟之地,抑或難覓鸛鳥,抑或烏鴉常見,抑或“鸛”、“鴰”兩字聲母相同,韻母也相近,經幾代人的舌傳口播,老鸛窩便成了老鴰窩了。風塵逆旅,給遷徙者心中留下許多刀刻般的傷痕。

  山東曹縣一劉姓的族譜里,記載著他們的先祖是“獨耳爺爺”,獨耳爺爺就是因為在遷徙途中多次逃跑,被官兵割掉一只耳朵的。明移民條律中還規定,凡同姓同宗者不能同遷一地。“行不改名,坐不更姓”是中國文化崇尚的一種人格風骨,這明律就迫使一些同宗兄弟為生活在一起,不得不更姓易名。如河南黃縣就有魏姓與馬姓,陳姓與邵姓,周姓與單姓,都是異姓同宗。類似這種情況,在河北、山東也不勝枚舉。在豫東和魯北,關于“打鍋牛”的傳說,也廣為流散。相傳,洪洞縣有牛氏五兄弟,在集結于大槐樹下后,方知同姓不能同遷一地。五兄弟深知自此要勞燕分飛,天各一方,便匆忙將一口大鍋砸成五瓣,各執一片,以備將來做為續祖尋親的標記。時間是彌合心靈創傷的最好藥劑。但在歷經六百年風雨后的當今,豫魯某些農村牛姓素不相識的長者們,見面后還要問“打鍋不打鍋?”如雙方都說“打鍋”,便認做同宗一家……

  如無根的浮萍,像風吹四散的蒲公英,遷徙者一下被拋進大劫后的荒涼。然而,為了生存,他們沒有資格在噩夢里彷徨,他們很快擯棄了人類常有的空虛和絕望,在遷徙煉獄中煎熬過的人,更能踏平生活道路上的坎坷。移民以老槐騰游時空的氣魄和根植泥土的不屈韌性,在他鄉異地開始了篳路藍縷的創業,不辭勞瘁的耕耘。明政府采用“計民授田”的方法,給移民人均荒田17畝,免租三年,并詔令山東、北平等地的布政使司:“民間田地,許盡力開墾,有司毋得起科。”……遷移者們將凝重的汗珠,結實地撒落在陌生的原野,以強韌的筋骨撐起了另一方藍天,很快便拓展出一片片生機勃勃的生命空間。至洪武二十六年,全國土地總數由洪武十四年的366萬頃驟增至850萬頃,全國歲入稅糧也比元代增加了兩倍。《明史》曾這樣描繪過大移民后的生產發展的狀況:“是時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府倉庫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戶部尚書郁新奏稱:“山東濟南府廣儲、廣斗二倉糧七十五萬七千石有奇……二倉積蓄既多,歲歲紅腐……其今年秋宜折棉布,以備給賜。”……

  大遷徙給明初社會帶來了經濟繁榮,但比這一時的經濟繁榮更為珍貴的是,它合理地分布了人口生存的空間,移民與當地土著在文化上、心理上、習俗上經過長期的摻和、交糅、滲透,地域文明必然會相互關照,培育著新的文明的種子。統治者為國家大局而實施的強權措施,往往能推動歷史大步前進。文明要付出代價,文明有時會來自野蠻。文明的分娩,常常要掙脫粗暴的捆綁,殘忍的枷鎖,要灑很多很多的淚,流很多很多的血……

摘自1999年《收獲》,作者:李存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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