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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名 商 号

大 盛 魁
大 德 通
日 升 昌
蔚 泰 厚
蔚 丰 厚
天 成 亨
合 盛 元
协 同 庆
六 必 居
广升药店

晋 商 名 门

祁 县 乔 氏
祁 县 渠 氏
平 阳 亢 氏
平 遥 李 氏
榆 次 常 氏
太 谷 曹 氏
介 休 范 氏
介 休 候 氏
介 休 冀 氏

石 王 氏
蒲 州 张 氏
蒲 州 王 氏

晋商家族文化

晋 商 名 人

大同薛氏三兄弟
乔家大院的主人
开明富商渠本翘
由商而官展玉泉
独辟蹊径范世逵
盐商祭?#33970;?#32487;美
崇尚仁德李明性
远见卓识李宏龄
票号始祖雷履泰
雄才大略王海峰
金融大亨贾继英
豪门国戚孔祥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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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jpg (8904 字节)

  明清晋商于清末民初衰败。那么,他们是如何衰败的呢?我们先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其衰落过程。

  第一、国势衰微,?#36828;?#33590;叶大战晋商受挫

  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国政府?#33539;?#25226;库伦(乌兰巴托)附近之恰克图作为双方商人的贸易点。自此,恰克图贸易日益繁盛。嘉庆、道光(1796——1850)以来,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是以茶叶为大宗,其业务皆为晋帮商人所垄断。据统计,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中国从恰克图每年输往俄国茶叶达8071880俄磅,价值800万卢布。第二次****战争?#38498;螅?#20420;国以“调停有功?#20445;?#32961;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26412;?#26465;约》,俄国政府不费一兵一卒,打开了侵略中国蒙古地区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的通商权。同治元年(1862),俄国政府又据《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等特权。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权,深入到中国内地攫取物产和推销其产品。同治五年(1866),俄国政府?#26234;科?#28165;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即免征茶叶的半税,使俄商的贩运成本大幅度下降。据天津海关记载?#21512;?#20016;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晋商垄断着湖北、湖南的茶叶贩运,他们将两湖茶叶经陆路运往恰克图销往俄国。但是从同治元年(1862)始,俄国商人?#35328;?#19978;述地区建立茶栈,收购和贩运茶叶。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36136;?#27700;陆并运,俄商的贩运路线是?#33322;?#33590;叶?#20040;?#20174;汉口沿江而?#30053;?#33267;上海,再沿海运至天津,然后走陆路经恰克图贩运?#20998;藎?#22823;大节省了费用,所?#36828;?#21830;贩茶业务扶摇直上,从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而晋商贩茶却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之便,并且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收。例如,从湖北汉口贩茶至张家口需经63个厘金分卡,所付税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图晋商的?#36828;?#36152;易也就日益衰落。到同治七年(1868),恰克图的晋帮商号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但是,晋商毕竟是一支经验丰富、久经商战、意?#23601;?#24378;的商界劲旅。他们决定:“?#20113;?#20154;之道,还治其人之身?#20445;?#25552;出了“由恰克图假道俄国行商”的方略,即“俄国到中国来夺我商利,我华商去俄国也另觅新途。?#20445;?#21442;见渠绍淼、庞义才《山西外贸志》)恰值其时,沙?#35782;?#22269;照会清政府,声称恰克图贸易日衰,要求开辟张家口为商埠和在该地设领事馆。张家口地邻京都,清政府担心被俄国辟为商埠和设领事后,危及京都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便同意了让晋商北上到俄国经商,以阻拦俄人南下辟张家口为商埠和设领事的要求。清政府还对北上晋商酌减厘金,取消浮税,以示体恤。晋商?#20040;?#20415;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国内地发展。他们先后在俄国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21476;?#20122;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商号,与俄商展开?#24605;?#28872;的竞争。在晋商向俄国内地进军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输出茶叶11万担,俄商直接贩茶也是11万担,交手的第一回合晋商便与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晋商每年输俄茶叶已达20万担,较俄商直接贩茶多一倍。晋商?#36828;?#36152;易是走陆路,以运费较高的骆驼、牛马车等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凭借特权以运费较低的水陆并运来贩运茶,晋商俄商之间的竞争条件优劣十分明显,但晋商仍能在?#36828;?#36152;易中占?#25103;紓?#35828;明晋商确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商界劲旅。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败,晋商在?#36828;?#36152;易中是不一定会失败的。同治十一二年(1873),晋商为了节省运费,准备象俄国一样把湖北茶经水路运至天津,再走陆路贩到俄国,但清政府对晋商的这一计划却横加干涉,并要对贩茶走水路的晋商,仍按走陆路一样收取厘金税收。世上哪有本国商人在本国贩运本国货物不能享受与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税金的道理?但是,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却这样做了。清朝统治者倒?#24515;?#26045;,抑制华商的行径,使晋商在与俄商的茶叶商战中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加之俄商先后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砖茶厂,使用蒸气机代替手压机,所制砖茶成本低、质量高、产量大,而晋商制造砖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产品显然不能与机器产品相比,晋商在砖条制作上?#36136;?#21040;了俄商的排挤。接着,中日朝鲜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华势力越发猖獗,先后控制了一些中国的产茶区。在这?#26234;?#20917;下,俄商直接贩运中国茶数量猛增,达到年贩茶六七十万担,而晋商下降到年输俄国茶叶仅数万担。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西伯利?#32728;?#36335;全线通?#25285;?#20420;商经海参?#20439;?#38081;路运输不仅费用?#20572;?#32780;且极为便捷,晋商?#36828;?#30340;茶叶贸易已经难以大规模进行。晋商为了打开销路,又采取了赊销茶叶给俄中小商人的办法,待他们将茶叶售出后,再返还茶款。不料却因此招祸: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还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国内大茶商的排?#22346;?#33258;身经营不善,还款无望。晋商因此赔累甚巨,损失银达62万余两。晋商为了挽回损失,呈清清政府与俄国?#26412;?#20132;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银两。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对晋商的呈请根本不予受理。宣统元年(1909),俄国政府又突然违背两国茶约规定,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在俄经商的中国商人。晋商遭此种种打击,在?#36828;?#30340;茶叶商战中终于失败。

  第二、政府腐败,晋商投资矿业又遭重挫

  19世纪末,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了掠夺山西煤?#23380;?#28304;的活动。光绪二十三年(1897),英国福公司通过中国买办刘?#30465;?#26041;孝杰设立晋丰公司,谁备开采山西盂县、平定、泽州、潞安等地煤矿,后因遭到晋籍在京官员的反对,清政府黜退刘鹗等人,改由山西商务局与英商谈判。不久,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签订合同,福公司获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开采煤铁矿藏的权利。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太铁路通阳泉,福公?#20061;?#20154;到平定占山开矿,查禁民窑,霸占矿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学生的极大愤慨,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争回矿权运动。在这场斗争中,晋商积极参与,并举行了罢市活动。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本东京发生了山西阳高县留日学生李培仁蹈海?#24405;?#26446;的蹈海和其数万字慷慨激昂的《绝命书》,进一步激发了山西人民争回矿权的斗争,把争回矿权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面对山西人民轰轰烈烈的争回矿权运动,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强行开采煤矿已不?#23578;校?#20415;另作打算,改为金钱讹诈。开始,以索取赎矿银1100万两作为交出矿权的条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严?#31034;?#32477;。最后?#36828;?#35784;赎矿银 275万两为条件,同意交出矿权,退出山西。双方议定,赎矿银分四次交?#26705;?#31532;一次先?#30343;?#30719;银的一半,由于赎矿银数巨期短,而财政库款无余,为了不失信于外人,保晋省名誉,山西?#26412;直?#20197;地亩捐作抵?#28023;?#30001;山西祁县票号商渠本?#22363;?#38754;向山西各票号筹借此款。英福公司闻讯山西票号准备垫支赎矿银,便暗托与其有往来的银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号。但山西票号不动声色,旬日筹集银 150万两,克获全功,对此,外商固惊讶不已,而晋商在金融界之活动力也由此可见。正如近人严慎修所?#25285;骸?#20351;当日票商不为助力,吾恐今之矿区犹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势力早已横行于我山西之境内矣。”晋商渠本翘为了确保利权,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与刘懋赏、冯?#20040;?#31561;绅、学界人士组建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并由渠氏出任总经理,开采全省煤铁矿藏。保晋公司议定集股银 800万两,?#23548;始?#32929; 193万两。如前所述,原来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措之赎矿银,是以山西地亩捐作抵?#28023;?#20294;是山西?#26412;?#21364;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亩捐。渠氏为了归还向各票号筹借的赎矿银,只好将保晋公司吸收到的股分资本银,?#19981;?#31080;号。这样,保晋公司从开办之日起就因资金严重短绌,无法维?#32456;?#24120;生产,致渠本翘被迫辞去总经理之职。而山西?#26412;?#25152;?#32321;?#26187;公司之款,直到1916年几经交涉,才要回现金60万元,?#20113;?#20313;欠款,山西?#26412;?#20197;发给保晋公司一张“见?#36917;?#20026;”奖状,一?#20351;?#38144;。晋商积极参与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千方百计出资赎回矿权,投资开办山西近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矿业公司,但由于当时山西?#26412;?#30340;压迫,在资金上釜底抽薪,却终不能有所作为。

  第三、墨守陈规,晋商四失机遇,?#23637;?#26080;法振作

  清末,晋商经营的山西票号已呈衰落状态。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认清了新的形势。主张改革图存。?#19978;?#30001;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以致四次失去发展的机遇。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但山西票号拒不奉命。光绪三十年(1904),鹿钟霖为户部尚书,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鹿也邀请山西票号加入股份,并请出?#20439;?#32455;银行。山西票号?#26412;?#20998;庄的经理多数赞成鹿氏之提议,均跃?#23621;?#35797;。但山西票号为独裁制,重大事体必须请示总号定夺。

  票号总经理多墨守陈规,只知享现成福,毫无远见,竟复函票号?#26412;?#20998;庄经理,既不准入?#26705;?#20063;不准派人参加组建,?#20262;?#22833;机缘。后来,户部银行改?#23665;?#27993;绸缎商筹办,?#38470;?#27993;财团后来居上。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无奈山西票号又不应召。结果,山西票号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光绪三十四(1908),山西蔚丰厚票号?#26412;?#20998;庄经理李宏龄认识到山西票号若不顺应潮流,及早改革图存,将在商界、金融界销声匿迹,因此改组票号为银行是大势所趋。为此,他与渠本?#22363;?#21010;了票号改组的计划,同时联合京都的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28510;?#24635;号,?#26234;?#28192;本翘到总号当面?#29575;?#31080;号改组银行计划。其时,蔚丰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长票号为五联号,财东同为介休侯姓,在五联号中以蔚泰厚总经理毛鸿?#27815;?#26377;权威。毛氏墨守陈规,不肯稍事变通,不但反?#20113;?#21495;改组银行,反而诬指李宏龄所议另有个人企图,致李等再不能有任何行动。宣统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庄通过各埠山西票庄再次提出改组银行之议,汉口、兰州、济南等地山西票庄?#36861;字潞?#24635;号,要求改组票号为银行。无奈总号经理仍不为动,对各地之请束之高阁,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又告失败。这样,晋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辛亥革命发生,山西各系号均毫无准?#31119;?#25918;出之款无法收回,而存款却?#36861;?#26469;取,山西票号蒙受严重损失,于是改组银行之议重提,此时从前反对改组银行最力的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翰业?#30740;盐潁?#36716;而支?#21046;?#21495;改革。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向?#26412;┑本?#25552;出申办银行之请,时国务总理熊希龄深知山西票号与一般商业?#20804;?#22823;关?#25285;?#23545;晋商之请给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按照“商借商还”的办法,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 200万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为开办银行之?#30465;?#19981;?#26705;?#29066;内阁不日倒台,又逢欧战爆发,贷款之事成为泡影,山西票号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对外借款失败,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改组银行计划无法实施,于是平遥帮决定单独进行,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蔚长盛总经理阎子樵、蔚丰厚总经理张子康、新泰厚总经理侯?#22330;?#34074;盛长总经理霍益亭、天成亨总经理范子生等拟从各自的票号中抽出若干资金作为基金,组织一大银行。然而?#24605;?#21010;始终未能实现,山西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终于第四次落空。

  山西票号从光绪三十年(1904)?#38498;螅?#21313;多年的挣扎,四次错过改组机会,已成弩末,终于无法振作。

  由上所述,我们已知明清晋商衰落之大体情况。如果我们把其衰落原因,按照客观和自身、外在和内在因素作一探讨。?#25910;?#20197;为其客观和外在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其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影响。****战争后,西方列?#30475;?#24320;了中国的大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利用其在中国攫取的经济特权,?#36153;?#20013;国工商业者,使中国的手工业、商业蒙受了重大损失。如前述晋商垄断长达 200年之久的恰克图?#36828;?#36152;易,就由于沙?#35782;?#22269;资本主义侵略的影响,使山西商人蒙受损失,致恰克图贸易一落千丈。如前所述,沙俄胁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26412;?#26465;约》,使沙俄获得?#20439;?#30001;贸易特权和免税特权,俄商得以深入到库伦、张家口一线,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他们先后在库伦等城市开办洋行,到光绪十六年(1890)俄商对蒙古地区的贸易额已达 300万卢布,比签订《?#26412;?#26465;约》前夕的21万卢布增加近15倍。同治元年(1862),沙俄胁迫清政府签订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36136;?#27801;俄把我国蒙古、新疆的万里边?#28526;?#20026;俄商独占的无税贸易区,而山西商人等华商恰恰相反,要逢关纳税,遇卡抽厘,自然难以与俄商抗争。同治八年(1869),沙俄?#20013;?#36843;清政府签订了《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俄商?#20540;?#20197;深入内地。茶叶是陆?#35775;?#26131;的主要商品,俄商在汉口设有六家砖茶制造厂,并在九江、福州设有分厂,每年运往俄国和蒙古地区的茶叶近 900万磅。俄人波兹德涅耶夫?#25285;骸?886年后,因俄国人的竞争,中国茶商年年赔本。西伯利亚最大茶商莫勒恰诺夫在中国经营,使归化城好几十家华人茶商破了产。?#20445;?#20420;·波兹德涅耶夫《蒙古与蒙古人》,1898年圣彼得版)光绪三十年(1904),日俄战争在中国的土地上爆发,使中国人民遭受了严重损失,据统计光绪三十三(1907),仅营口的山西商人,一年就亏折银 200余万两。(清?#25285;?#23665;西巡抚光绪三十四年 3月13日奏折)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山西票号之利也多被外商银行所夺。江西巡抚李勉林?#25285;骸?#20013;国西商多于各省设立汇?#26131;?#26080;?#20052;?#30334;万巨款,层纸书函,数言电报,即可立为兑付,每一字号岁盈不下数十万,而未尝费一金之本。……近年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设银行,西商之利,稍为所夺,中国资财又多一外溢之所,尤不可不有以抵制之。?#20445;ā?#23665;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版)又如山东“以前本省使用的土铁,大部来自山西泽州府,现在几乎已经完全被洋铁所代替了,洋铁成本比土铁低一半。?#20445;?869年《海关贸易报告·烟台》)宣统时,外国烟草公司处处排挤华商。如英美烟草公司以包捐为名,在山西榆次、太谷等地“概不许售中国之烟”。(《天津商会档案选编》上1169?#24120;?#22825;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甚至连山西会馆也遭到列强霸占。如天津估?#38470;?#30340;山西会馆,本为山西省官商侨居公议之地,光绪三十二年(1906)竟被张幼仙勾结日本人霸占。更可恶的是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31454;?#20013;国人民,使中国财政流失。如号称“金太谷”的山西太谷县,是山西票号商的巢穴之一,“咸同以还国运田蹙,谷人之牵牛服贾于俄蒙地者,损失大半”。(民国《太谷县志》)加之,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一些商人吸食****,致“因富而败,精神萎?#25671;?#21830;务凋敝,烟丹流行。全县为烟丹每年开支四百多万银元”。(《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台湾商务版)

  其二,封建政府的腐败与内乱外患的影响。明清政府由于其封建性,而具有保守、顽固、?#29527;鍘?#33853;后、腐朽的一面,特别是在两次****战争中清王朝的腐朽无能表现的淋漓尽致,《中英南京条约》是清政府签订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割地赔款,《天津条约》、《?#26412;?#26465;约》是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签订的出卖主权的条约.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日本得以伸进了侵略中国的魔爪。《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是德国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帝国主义通过上述不平等条约,瓜分中国。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签订的?#32526;?#19985;条约》,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国家的泥坑中?#36739;?#36234;深。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咸丰元年(1851)太平军在广西金田起义。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建立太平天国,都天京(南京)。咸丰三年(1853)上海小刀会起义。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26412;?#28954;毁圆明园。光绪二十四年(1898)农民反封建的秘密结社组织义和?#29275;?#22312;山东举起了反帝斗争的大旗。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的一部分从山东转战直隶,与当地义和团群众汇合,成为一股农民革命的洪流。帝国主义对农民的反帝斗争非常恐?#29275;?#32452;成八国联军对中国发动了疯狂的侵略战争,他们在京、津?#19976;?#25250;掠,无所不为。辛亥革命虽然?#21697;?#20102;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但革命果?#31561;?#33853;入了袁世凯手中,当?#26412;?#38400;混战,土匪纷起,社会不?#28014;?#22312;上述政府腐败、战事频繁的情况下,山西商人接连遭受损失,清人徐继?#27492;担?#23665;西人“买卖在三江两湖者十居八九,自粤匪窜扰以来,南省半为贼?#29275;?#23665;西买卖十无一存,祁太汾平各县向称为富有者,一旦化为乌有,住宅衣物之外,别无长物。?#20445;?#24464;继畲?#31471;身?#20840;集?#32439;?#30095;卷下《潞盐刍议致王雁汀中丞》)民国《太谷县志》卷四载:“商务自清季?#30740;蔚?#25949;,改革以来,凡外设有分庄者因直接间接之损失或则缩小范围,或竟停止营业。较之昔日一落千丈矣。……近数年来各省兵祸相寻无已,在外经商因失业而赋闲者所在皆是,来源顿竭,生计困难。”光绪三十四年(1908)山西巡抚?#25285;?#30001;于甲午之战、庚子之?#25671;?#26085;俄战争,晋商损失,“多至数千万,元气至今未复。去年营口西商亏倒银二百余万。?#20445;?#28165;?#25285;?#23665;西巡抚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三日奏折)天成亨票号仅汉口、西安、成都三处被抢劫银两达 100多万两。民国《临晋县志》卷四载:“民国纪元前,临民经商陕者常万余……?#29575;?#37329;融事业,归临人掌?#29031;?#23621;其泰半,……民国肇建,?#29575;÷一?#22235;伏,盗?#39034;?#26021;,?#26032;?#32773;皆有戒心,商贾因之裹足,临民之操奇计盈者生理日形颓败,?#35782;?#24402;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发生内战,在俄国的山西商人落荒逃归,因此而损失银达数百万两。仅大德玉、大升五、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商号在莫斯科的损失就达 140万两。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俄的山西商?#20439;?#26412;被没收。加之旧俄钞的贬值和废弃,又遭损失。如锦泰亨号就因此损失银24万两。191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蒙俄签订库伦通商协定,俄商取得无税自由贸易特权,山西商人在蒙经商遭到严重打击。1924年蒙古成立共和国,实行共有制,山西商人在蒙古的资产全?#21487;?#22833;。有资料记述山西商人之衰落?#25285;骸澳?#19968;蹶于庚子之?#36965;?#20877;毁?#21028;?#20133;,商人失业,而致岁入归于乌有,向之富者已贫,向之贫者益困,以放正货短少,金融闭塞。?#20445;ā?#38414;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商务版)

  其三,封建政府肆意压榨的影响。明清山西商人从清季开始走向衰落,而清政府对商人的肆意压榨,则是山西商?#20439;?#21521;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封建政府对商人压榨的名目繁多,主要有:

  一、课税繁重。一是税目繁多,除商税、关?#24052;猓?#28165;季到处设卡收取厘税,使商人倍受其苦。山西从光绪元年(1875)到十九年(1893),大量增设厘卡,每年厘金收入由九万两上升到22万两,药商、?#26412;琛?#30416;价加斤等各类捐输每年增加银20万两,到清末全省已有厘卡35处,凡药、盐、皮、毛、烟、酒、煤、?#38468;?#26159;厘金项目,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厘金收入又达31万两。另一?#36136;抢?#24449;、重征商税。如乾隆二十九、三十年(1764、1765),多伦诺尔地方“违例滥征?#20445;?#20197;致“商贩稀少”。(清档军机处录?#20445;?#26399;成额、观音保《为筹办本税事宜?#38750;?#38534;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乾隆三十三年(1768),归化城监督福礼重征商税,曾引起山西商人李令俊、徐育成、郭茂等上京控告。福礼自乾隆三十二年(1767)到?#21361;?#23558;原由?#34987;?#21475;征税货物,又在归化?#20405;?#24449;,仅七月十五日到?#25991;?#27491;月初六?#31449;?#22810;征税银3200余两。(清档军机处录?#20445;?#22235;达、彰宝《查审归化城监督福礼收税一?#28014;罰?#20809;绪元年(1875),山西普源公商号,由广东采办药材、药酒,运销直隶,途经天津,被钞关重征,以致商人赔累,被迫改道青?#28023;?#30001;山东运销直隶。

  二、捐输?#31561;浴?#25152;谓捐输,表面上是商?#20439;?#24895;捐输,?#23548;?#19978;是政府摊派。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伊犁屯田,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20万两,以备?#22806;茫?#20094;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皇帝要驾临五台山,河东商众敬输银30万两;乾隆三十八年(1773)金川用兵,太原等府州捐输运本银 110万两;乾隆五十一年(1780)乾隆皇帝巡幸五台,河东商人情殷报效银20万两;乾隆五十三年(1788)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50万两;乾隆五十七年(1792)后藏用兵,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50万两;嘉庆年间川楚用兵,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一百万两。嘉庆五年(1800)山西捐输有一县派至十万两,勒限催交,其未能措交者,即行掌责,甚至锁闭班房,名曰?#26114;?#31377;”。山西巡抚伯麟说山西现已捐输一百四五十万,约可得银200万两。但伯麟的这种“勒限催交?#20445;?#23601;连嘉庆帝也担心“因?#24605;?#25104;事端”。《清仁宗实录》卷11载:嘉庆时“晋省摊捐款项繁多,……统计每年摊捐银八万二千多两”。《清仁宗实录》卷11,嘉庆二十五年十月戊戌)咸丰初,管理户部事务祁隽藻上奏称:“自咸丰二年二月起,截?#35895;?#24180;正月止……绅商土民捐输银数,则山西、陕西、四川三省为最多。山西?#24067;凭?#38134;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20445;?#28165;档军机处录?#20445;?#31649;理户部事务祁隽藻《为遵旨报上捐输情形奏折》。《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山西商民捐银占全国捐银的37%。为全国各省捐输之?#20303;?#21516;治三年(1864),又因新疆用兵,筹饷艰,解运难,山陕商人之?#31034;?#36842;化州城,资财已经一空,但清政府仍不放过,以山陕商人在伊犁、喀什噶尔、古城等处皆设铺户为?#26705;至?#23665;陕商贾将上述地方商?#35782;页?#20891;饷。清人徐继?#27492;担骸?#26187;省前后捐输已至五六次,数愈千万。?#20445;?#24464;继畲?#31471;身?#20840;集》文集卷三《复阳曲三?#40535;?#20070;》)不难看出,捐输之?#25285;?#25968;额之大,?#30416;?#23665;西商民之沉重负担。?#26053;?#26159;部分山西商民捐输情况

  三、其他勒索。封建官吏视商人为“可啖之物?#20445;?#21315;方百计?#21387;?#21830;人。如乾隆初河东盐政白起图,在任期间“或贿买引窝,或吓诈银两,或滥差扰累,或纵役需索,以致强荐长随,收受礼物?#20445;?#23545;商人进?#20804;种?#30424;剥勒索,白自从到任后,不仅“商人所送礼物,无不全收?#20445;?#19988;每遇商人登门,家人竟?#20811;鰲?#38376;包银?#20445;?#23478;人门包,?#21069;?#20004;、十两、十二两,肯不传奏”。(清档喀尔吉善《为奏闻事?#38750;?#38534;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乾隆三十二年(1767)达色任河东盐政后,即与河东运使吴运从、运?#20405;?#21439;吴兆观“彼此串通?#20445;?#22312;盐池?#21387;?#30416;商的银两。因河东池盐累累欠产,盐商?#36861;?#21578;退,清政府又举报富户充商,富户皆?#28216;?#30031;途,达色乘机勒索。商人郭恩?#22330;?#37101;丰泰、祁斯清为求告免充商,达色令出银4000两。后来郭等三家出银1040两,又买“玉达摩、玉鳖”二件贿达色,才得以免充。(清档四达、彰宝《为遵旨严审定拟具奏事?#38750;?#38477;三十三年一日二十九日)清末祁县渠兴周、平遥县尹二少,都是当地著名富商,金永任山西巡按使时,图谋其资产,金?#38647;?#29273;于景福便诬指渠、尹有不法阴?#20445;?#23558;二户财产全部没收,金、于二人中饱私?#25671;?#20197;致“三晋富民吝于财而?#38534;保?#25104;“牢不?#21892;?#20043;风气”。(徐继畲?#31471;身?#20840;集》文集卷三《复阳曲三?#40535;?#20070;》)

  其四,近代交通发展后贸易路线改变的影响。道光二十五年(1845)?#38498;螅?#36164;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轮船公司在中国先后开辟了若干航线,沙俄对华贸易也由陆路改为天津、大连、海参崴的海上运输,这就改变了中国旧有的物资运输路线。山西作为?#36828;懟⑴访?#26131;要冲的商?#20998;?#27493;改变,山西商人所?#21152;?#30340;地理优势也逐渐失去。中东铁路、京绥铁路等线路的开通,对山西商人旧有的经营商路?#36136;?#19968;次打击。早在清光绪十六年(1890)沙俄就准备着手建西伯利?#32728;?#36335;,以适应向中国扩张的需要。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俄国的西伯利?#32728;?#36335;?#30740;?#21040;贝加尔。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鸿?#30053;?#24444;得堡与俄政府达成秘密协议,?#24066;?#20420;国建西伯利亚到海参崴的铁路,即中东铁路。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该线通车。俄商利用海上运输和中东铁路运贩商品,使山西商人利用驼、马、车走蒙古大漠的商路大受影响。京绥铁路未通前,从?#26412;?#21040;塞外的商品贩运,皆为晋商控制,但京绥铁路通车后,这一局面已大为改变。过去长芦盐运销河南等地,河南等地粮食运销天津,皆?#20130;?#36816;。但京汉铁路通车后,原来的河运、?#30342;?#21830;道又走向了衰落。山西临县碛口镇,西临黄河,隔河是陕西,这里河面宽,水流?#28023;?#20415;于停船,从乾隆时始,山陕两地客商便在碛口经商,贸易十分繁盛,清末碛口有商号三百多?#36965;?#26377;“拉不完的碛口”之说。但是后来由于近代公?#26041;?#36890;的发展,这里的水路作用渐趋衰落,碛口的繁荣已成过去。由上可见,近代交通业的发展,改变了货物运输路线,以致山西商人失去了旧有商路上的营业市场。

  明清晋商衰落自身、内在的原因,主要有四:

  首先,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20934;?#30340;附庸。如前所述,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23621;?#22240;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银刻不容?#28023;?#32467;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23548;?#19978;?#30416;?#27861;周转,被迫倒闭。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30416;?#21147;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其次,“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30465;?#20837;清后,晋商购?#29467;?#22320;者很是普遍。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27424;恐?#22320;养?#20185;佟薄?#27492;谓“大褥?#20303;?#26159;?#24863;?#21516;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25104;?#20379;人骑坐。这句民谣?#20174;?#20102;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27424;恐?#22320;养?#20185;?#30340;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再次,墨守陈规,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30340;?#24335;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20052;?#24471;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陈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晋商终于失去昔?#23637;?#36745;。

  复次,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21271;?#30719;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35782;?#22823;、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29575;?#36164;金大量积压,陷入困?#22330;?/td>


摘自《晋商兴衰史》,张正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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