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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票號分布圖

著 名 商 號

大 盛 魁
大 德 通
日 升 昌
蔚 泰 厚
蔚 豐 厚
天 成 亨
合 盛 元
協 同 慶
六 必 居
廣升藥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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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 縣 喬 氏
祁 縣 渠 氏
平 陽 亢 氏
平 遙 李 氏
榆 次 常 氏
太 谷 曹 氏
介 休 范 氏
介 休 候 氏
介 休 冀 氏

石 王 氏
蒲 州 張 氏
蒲 州 王 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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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明富商渠本翹
由商而官展玉泉
獨辟蹊徑范世逵
鹽商祭酒楊繼美
崇尚仁德李明性
遠見卓識李宏齡
票號始祖雷履泰
雄才大略王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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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票號產生的年代

  山西票號具體產生的時間,學術界看法很不一致,這些看法主要有:

  一、明末清初說。據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轉引《中國經濟全書》稱:“據說開始是山西的康(亢)氏。清初,順冶年間李闖王造反,不利敗走時,所有的金子攜帶不便,把軍中所有的金銀財寶放在康氏的院子里而去,康(亢)氏忽拾得八百萬兩,因此將從來謀一般人便利的山西匯兌副業改為本業,特創票號,至是該地的巨商都是康姓。”近人徐珂《清裨類鈔》稱:“相傳明季李自成攜巨資敗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資以設票號。”

  二、康熙朝說。李華教授認為:“山西票號在康熙年間早已產生,但在當時票號寥若晨星,可以肯定不會太多。”李華教授的根據有二:一是據何焯《何義門先生集》所載,康熙末年何焯在家時,因生活窘迫,曾將“一應冬衣,俱當在對門當內,因皮錢尤重”,贖不回來,其家人就由原籍蘇州向北京天會號匯銀九十兩,使其“先贖皮襖”。又據康熙40年《康熙南巡秘記》載:“時濟南票號適以銀款糾葛事,須時敏親自料理。”

  三、乾嘉時期說。民國十二年出版的《晉商盛衰記》稱:票商經營,為山西極有名之商業,“創始放前清中葉,當乾隆、嘉慶間”。李宏齡《山西票商成敗記》稱:“溯我票商一業,創始放前清康熙、乾隆時代”。范椿年《山西票號之組織及沿革》稱:“雷履泰、李正華于嘉慶二年創立日升昌票號”。

  四、道光初年說。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稱:“大概是道光初年天津日升昌顏料鋪的經理雷履泰,因為地方不靖,運現困難,乃用匯票清算遠地的賬目,起初似乎是在重慶、漢口、天津間,日升昌往來的商號試行成效甚著。第二步乃以天津日升昌顏料鋪為后盾,兼營匯票,替人匯兌。第三步在道光十一年(1831)北京日升昌顏料鋪改為日升昌票莊,專營匯兌。”

  筆者以為,會票(匯票)在明末清初已經出現。顧炎武《日知錄》稱:“鈔法之興,因于前代,未以銀為幣,而患錢之重,乃立此法,唐憲宗之飛錢,即如今之會票也。”所謂“飛錢”,乃是異地取銀錢的一種匯兌方式,起源時間約在唐憲宗時。當時商業發達,錢幣攜帶不便,加之錢幣缺乏,各地方又禁錢出境,各地在京師的商人,便將售貨所得之錢,交付各道駐京的進奏院及各軍各使等機關,或交各地設有聯號的富商,由機關、商號發給半聯票券,另半聯寄往在各道有關機關、商號。商人回到本道后,合對票券取錢,此種票券即稱“飛錢”。看來明末清初也有類似“飛錢”的會票,開始寫作“會券”,后來寫成匯票,近人衛聚賢先生說:“匯票亦名會券。”(衛聚賢《山西票號史》)到乾隆時,還出現了期票形式,據《清高宗實錄》卷1068載: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一月,山西商人張鑾從新疆阿克蘇販運玉石到蘇州發賣,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四月初到達蘇州,共賣得銀128000余兩,因犯禁被官府查禁,在船上“搜獲現銀僅二萬四千余兩,其會票期票所開,亦止四萬六千余兩”。(《清高宗實錄》卷1068,乾隆四十三年十月)由此可知,當時的會票制度已有了會票和期票之別。會票如前所述,是見票兌付的即期會票,期票則是簽發會票后約定若干時日后而兌付的長期會票。會票種類的發展,說明匯兌業務在當時已有相當發展。但是從顧炎武《日知錄》和這條史料所載,卻未說明已有專營匯兌業務的票號,在票號未出現前,由商號兼營匯兌業務是很正常的。那么,究竟何時出現專營匯兌和存放款業的票號呢?前述明末清初說是以相傳為據,難以為憑。李華先生的康熙朝說,值得重視。但是從康熙到道光朝山西日升昌票號成立的近百年時間內,又難得見到有關票號活動的史料,有的只是有關會票的情況,而且《康熙南巡秘記》所載票號的具體活動較籠統。至于乾嘉說實為近人推測。道光初年說則史料比較豐富。在票號界對于日升昌票號為山西票號界鼻祖,一般沒有多少異議。而且是從日升昌票號成立以后,眾皆效尤,山西票號才如雨后春筍,迅猛發展起來,最后成為金融界的重要力量。筆者以為,李華先生所說的康熙朝說,暫且可以存疑。而道光初年說則是從產生到發展,具有連帶性。所以,從山西票號作為專營匯兌業的形成和發展來看,山西票號在道光初年產生之說較為妥貼。關于日升昌票號,是由山西平遙達蒲村李氏開設。李氏原籍陜西漢中,元代仕官山西后,落戶達蒲。據說,李氏經營顏料鋪始于雍正年間。李氏在達蒲村沒有制作顏料的作坊,而是在山西平遙城西大街和北京崇文門外設有顏料商號。日升昌票號前身是李氏開辦的西裕成顏料莊,嘉慶后期總經理是雷履泰。當時,發生了白蓮教大起義,又因自然災荒不斷,社會很不安定。商號之間調運現銀靠鏢行保護,不僅費資費時,而且極不安全,雷氏就在所屬商號間以會票代替運現,后來就兼營起匯兌業務,并把西格成顏料莊改組為專營匯兌的日升昌票號。取名為日升昌,是票號有如旭日東升、繁榮昌盛之意。今平遙縣尚保存有日升昌當年的對聯:

  日麗中天萬寶精華同耀彩
  升臨福地八方輻輳獨居奇

  關于日升昌的成立時間,可能在道光初年。據嘉慶二十四年(1819)北京前門外平遙顏料會館《重修仙翁廟碑記》捐銀商號名單中,有西裕成顏料莊捐銀 120兩,名列榜首。(李華《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重修仙翁廟碑記》,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但是到道光十八年(1838)北京前門外平遙顏料會館所立《顏料行會會館碑記》捐助銀兩商號名單中已無西裕成顏料莊,(李華《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顏料行會碑記》,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說明西裕成顏料莊此時已不復存在。嘉慶只有25年,也就是說西裕成顏料莊改組為日升昌票號只能發生在嘉慶二十四年(1819)之后,道光十八年(1838)之前。又據道光八年(1828)江蘇巡撫陶澍奏折稱:蘇州為百貨聚集之區,山西、山東、河南、陜西等地商人到蘇州販貨,銀達數百萬兩,“俱系會票往來”。(清檔,江蘇巡撫陶澍道光八年四月初八日奏折)說明當時蘇州市場已有匯票流通,而且攜帶匯票者多為北方商人,可見北方已出現票號。再者,西裕成顏料莊總經理雷履泰生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在平遙縣文廟尚存道光二十四年(1844)所立之碑,碑文刻捐助者有“日升昌捐銀一百五十兩,雷履泰捐銀四十兩”。(衛聚賢《山西票號史》)可見,雷氏此時尚健在,但已是74歲了。而道光八年(1828)前雷氏正是50多歲,年富力強,閱歷深,此時由雷氏主持將西裕成顏料莊不失機宜改組為日升昌票號,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山西票號至遲在道光初年已經誕生。


摘自《晉商興衰史》,張正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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