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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衰落原因探析

 

 

 

 

 

  晋商曾在明清商界驰骋长达5个多世纪,足迹不仅遍布中国大陆,而且远涉蒙古、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地,甚至垄断了对这些国家的进出口?#39563;祝?#20182;们经营项目广泛,尤以金融业名震海内外,几乎垄断了全国的金融汇兑,山西票号被称为“汇通天下?#20445;?#23665;西票商被誉为“第一商人”。

  然而,由于晋商本身寄生于封建社会的衰弱病体上,加之自身的软弱性、保守性、落后性等特征,在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压榨,西方工商业者的不平等竞争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社会暴动的冲击下,清末民初晋商最终无法适应近代中国的剧变,整体性地衰落了。

  晋商崛起于明而鼎盛于清。明代谢肇制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西)… …其富甚于新?#30149;!盵1]据史载,明嘉靖权臣严嵩之子严世藩曾为当时天下富豪排名,资产在白银50万以上的17家中,除12家皇亲、贵戚、权?#32426;猓?#24179;民出身的5家商贾中,晋商占了3家,徽商占了2家。[2]可见,晋商在当时已?#19988;?#25903;与徽商共执中国商界牛耳之劲旅了。有清一代,晋商臻于顶峰,足迹不仅踏遍中国大陆,还远涉俄罗斯、朝鲜、日本、新加坡等地。《康熙南巡秘记》中载:“故晋之人长于商,车辙马迹遍天下。齐、鲁、秦、燕、?#28798;?#22823;市,执商市之牛耳者晋人。故晋人之富甲于天下”。

  《五台新志》载:“?#26032;?#38592;之处即有山西商人”。晋商不仅活动地域广阔,而且经营业务也非常广泛,并且在许多行业居垄断地位。何秋涛《朔方备乘》载:“所有恰克图?#39563;?#21830;民,皆晋省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清人衷斡《崇?#24615;?#21647;》记载:“清初茶叶,均系西客(晋商)经营”。

  清初皇商介休范氏垄断了对日铜货?#39563;祝?#21344;当时洋铜进口的一半左右,每年采办量达130万斤左右。山西的 “大盛魁”、“复盛公”等曾垄断了对蒙?#39563;住?#32032;有“第一商人”之称的山西票商在鼎盛?#20445;?#31080;号遍布全国,并在日、朝等国家设立分号,进行跨国经营。庚子事变后票号存放汇兑业务激增,光绪三十二年,汇?#26131;?#39069;达三四亿两,[3]称雄中国金融界,被誉为“汇通天下”。

  晋商活跃时期之长,范围之广,积累财富之巨,影响之大,在中外商业史上留下?#26031;?#36745;的一?#30465;?#28982;而到清末民初之际,曾经在明清商界纵横驰骋,叱咤风云达5个多世纪的地域性大商帮——晋商却步入了整体性的衰败之路,给世人留下无尽的慨?#23613;?#25945;训。

  晋商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内部因素。

  (一)

  首先我们从外在因素来分析,主要有三点:

  第一,清政府对晋商的肆意压榨,使晋商不堪重负。
  
  中国作为一个封建农业国家历史悠久,历代统治者为?#23435;?#25252;其专制统治秩序和小农经济结构基础,往往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清末,随着封建制度的进一步衰落,政府对商业控制虽相对减弱,但对商人的压榨却愈加苛重。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38750;?#22882;豪生活的欲望使得统治者加大了对商人的剥夺。上至?#23454;?#20844;卿贵戚下至普通官吏往往生活奢豪腐化。?#23454;?#20986;巡,所经之处,“各商预输苏杭间彩锻与奇玩,?#25918;?#32467;棚如物形,或楼台状,旁极眩?#30465;?#24215;铺间待?#23454;?#32463;过,众商山呼如雷。”[4]

  再如,慈禧六十岁生日?#20445;?#20140;城各处张?#24179;?#24425;,结撰楼阁,金银宫阙,剪彩为花,?#25506;?#20026;屋,每数十步一戏台,令人眩目。而这些奢侈生活的维系,大多是通过巧立名目,增加税?#24120;?#24378;迫商人捐献报效等方式而来的。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腐败统治,内外矛盾激化,镇压起义和对外战争?#22841;?#35201;大量的军费开支,而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伴随而来的都是巨额的战争赔偿,而政府财政匮乏,于是便将赔偿的重负转嫁给整个社会。商人首当其冲,执中国商界之牛耳的晋商更是深受其害,往往承担沉重的?#20102;啊?#25424;输、摊派。

  史载,光绪元年(1875年)至十九年(1893年)清政府在山西大?#21487;?#32622;厘卡,使每年厘金收入?#24433;?#38134;9万两上升到22万两,药税、票税、盐价加斤等杂税每年增加多达20万两。[5]如果说,商税的滥征、重征仅仅使商贸成本加大,利润减少,竞争能力减弱的话,那么捐输摊派的掠夺则使晋商流动资金减少,给晋商发展带来很大困?#30505;?#20260;了元气。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因鸦片战争赔款,清政府向晋商摊派捐输金额达白银200余万两。[6]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清王朝为了筹集巨额军?#30505;?#25512;行捐借政策。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至?#25991;?#27491;月,晋商捐银1,599,300余两,占全国新捐银37.65%,[7]为全国各省捐输之首。清人徐继畲(山西人)曾云:“吾省前后捐输已达五六次,数逾千万?#20445;?#33267;使出现“富民膏血已罄竭”的严重局面。

  第二,清王朝腐败无能,使晋商在同外商竞争中得不到有力的支持。

  以中俄恰克图茶叶?#39563;?#20026;例,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27867;?#20094;隆五十七年(1792年)中俄《恰克图?#24615;肌非?#35746;后,恰克图成为中俄?#39563;?#30340;中心,为双方计价便利,条约规定双方以畅销货为单位(1800年之前用中国棉?#36857;?#27492;后改用茶叶),晋商瞅?#38469;被?#36805;速占领市场。恰克图茶叶出口完全由50余家山西茶商垄断。平等的商贸给双方?#21363;?#26469;好处。

  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间仅恰克?#23478;?#22320;,中国?#36828;?#22269;茶叶出口每年平均达800余万俄磅,价值800万卢?#36857;?#32422;合白银320万两之多,而同期俄国每年由恰克图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也达600—700万卢布。[8]1812—1859年间恰克图的俄国对华?#39563;?#39069;占俄全部对华?#39563;?#30340;40%--60%,而中国出口商品的16%和进口的19%也都是经过恰克图?#39563;?#30340;。

  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36130;?#28165;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26412;?#26465;约?#27867;汀?#20013;俄陆路通商?#40065;獭貳?#36890;过这些不平等条?#36857;?#27801;俄攫取了许多商业特权。1860年俄商取得了在蒙古边?#39563;?#21450;张家口和天津、上海、汉口等大商埠的通商特权。同治五年(1866年)俄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这样沙俄在天津获得享受低于列强1/3税率的优惠及海关免征茶叶税的特权,从而使俄商的?#39563;?#25104;本大幅?#38470;担?#32780;晋商则因国内关卡重重,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使贩运成本高出俄商许多。

  此外俄商还利用特权在汉口、九江等地建立了现代砖茶厂,采用蒸气设备,进行规模经营,使生产成本降低。同?#20445;?#30001;于西伯利亚铁路,中东铁路以及京张、京绥铁路的开通,使俄商运输成本大大低于晋商所开辟的草原丝绸之路的运输成本。便利的交通也利于俄商深入中国腹地同晋商争夺市场。这样晋商竞争力大为削弱。迫于形势,晋商只好改变经营策略,采取赊销茶叶给俄国中小茶商,以吸引顾客,结果大多俄商因破产或恶意拖欠,使晋商遭受沉重损失。1900年仅太?#21462;?#22823;泉玉”等16家茶商损失达白银62万余两。[9]宣统元年(1909)俄政府?#27835;ピ夹?#24067;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中国商人。而清政府软弱无能,毫无对策,晋商无法在俄立足,?#36861;?#22238;撤国内,这次中俄茶战,晋商遭到重?#30784;?

  在这种不平等竞争下,曾称雄塞外的山西旅蒙商人在清末也被俄商逐步排挤出蒙古市场。国内市场中,晋商发展也遭到严重扼制,例如曾作为“汇通天下”的晋商票号由于外国银行在通商口岸利用特权展开不平等竞争,损失严重。江西巡抚李勉林在二十世纪初曾指出“近代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设银行,西商(山西票号)之利,稍为所夺。”[10]关于这一方面,天津汇兑业情况就?#19988;?#20010;很好的说明。天津对上海棉纱款项的汇兑年?#21450;?#38134;100万两,其中由外国银行经办的竟达半数,钱庄、银号30%、票号仅20%。

  第三,清末民初自然灾害、战争频?#20445;?#31038;会动荡使晋商失去了安全的经商环?#22330;?br>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自然灾害,社会动乱连绵不断,规模之大,次数之?#25285;?#19990;所罕见。全国几乎无一年无一地不发生灾害,?#23736;?#27533;布满于道”[12]据驻天津的万国救济委?#34987;?#20272;计,仅在光绪三年到四年(1877—1878年)的饥荒中,就有900万到1300万人死于非命。山西有句民谣:“光绪三年,死人一半”。曲沃县在三年旱灾中人口从285,911人减至35,705人,人口减少了87.52%。而以富康著称的平遥大灾之后人口也从30万锐减到19万。[13]遭灾之?#36965;?#19981;可言?#30784;?br>
  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庚?#24433;?#22269;联军侵华,辛亥革命等社会暴动又使晋商发展蒙上了阴影。天灾人祸使人民流离失所,挣扎在死亡线上,购买力?#38470;担?#36825;样商品?#39563;?#39069;必然随之减少;不稳定的社会秩序,还使正常的商贸活动受到侵害,商家被抢、商队被劫。

  我?#19988;?#26187;商票号来分析一下。道光三十年(1851年)十二月十日,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起义军所向披?#36965;?#24456;快攻入两湖地区,汉口一带成为战火的聚焦点。而晋商票号在此设置分号最多,达33家,由于社会动荡无法经营,只好回撤。[14]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26412;?#20140;师的工商业受到极大摧残,“十室九空,生计殆尽?#20445;?#26187;商中的票商京师分号大多遭抢劫,由于与总号失去联系,无法经营,只好?#25191;?#22238;撤,而事后幸存下来的也都?#36861;?#32553;减存款,收缩规模。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地战火?#36861;祝?#35768;多商号破产,晋商票号或被抢,或由于放贷巨款无法收回,各地发生挤兑风?#20445;?#36164;金周转不灵而面临破产倒闭危险。据统计,1911年还有24家山西票号,过了5年(即1916年),已有10家倒闭,1家改制成商业银行,只存13家苦苦支撑。[15]

  以上为晋商衰落的外在原因,而这些也是其他地域商人所面临的问题,但为什么同样条件下,粤商、浙商等却经过危机转化为现代商业资本呢?可见,这是与晋商自身的内在因素有关,以下我们分析一下晋商衰败的内在原因。

  (二)晋商衰败的内在原因有四点:

  第一 依附封建政治势力,使晋商走到了死胡同。
  
  晋商在其长达5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一直与明清政府关系密切,将自己的命运之索系在明清政府行进的车轮上,这虽然对晋商的产生与兴盛有很大促进作用,但当封建王朝走向最终衰落?#20445;?#26187;商由于失去政?#25105;?#25176;而必然衰亡下去。

  以被称为“第一商人”的山西票号为例,我们知道,票号创立本为解决商贾困?#30505;?#20294;票商们很快意识到要想生意稳定发展,必须为政府为官员提供服务,寻求依靠。这就密切了票商与政府的关系。

  以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及捻军起义为界,山西票商为清政府和官员的服务为两个阶?#21361;?#31532;一阶?#25105;?#20026;官吏个人服务为主,第二阶段则与清政府财政管理相连接。由于清政府大肆卖官,票商便大量支助一些人买官,这些人一旦达到目的便大多把手中公款低息或无息存入票号,票号再高利放出,从而获利。
  
  另外,清政府为解决饷银以及赔款等问题,为便利、安全多求助于票号。例如:左宗堂票号从1866年11月到1881年1月,共向晋商票号借款880余万两白银。[16]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巨额赔款也是通过晋商票号汇解的。[17]

  庚子事变后,慈禧西逃途中得到晋商票号的大力支助,感激之余,大量官款?#32426;?#36807;晋商票号存汇,如京饷、地方协饷、涉防经费、铁路经费、赈款、河工经费等?#21152;?#23665;西票号汇解,一时山西票号成为清政府财政管理活动的代理机构,山西票号得到空前发展。山西票号中日升昌票号1906年14个分号?#19981;?#20817;白银3222多万两,而其中官款就达白银2257多万两。 [18]山西票号被时人称为“汇通天下”。

  然而随着清政府的瓦解,贷给清政府的大量款项也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无法收回,同时又不能和新政府建立密切联系,获取新的政?#25105;?#25176;,这样,晋商票号的政策优势也因而丧失了,面对近代新式银行的竞争压力最终随着封建社会没落而走向了尽头。

  第二,由于晋商本身仅?#30343;且?#31181;封建体系下的变种,所以具有许多与生俱来的封建性、保守性、落后性的东西,从而无法适应近代剧变,最终走向衰落。
  
  晋商中许多大商号总部都地处晋中一隅,在其刚兴起之?#20445;?#36824;可利用山西的地理优势,但到清末民初?#20445;?#30001;于商业重心的转移,商道改变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地方再作为总部,交通滞后,信息闭塞的弊端便?#26376;?#20986;来了。

  ?#20113;?#21495;为例,日升昌等著名的“十大票号”总部在平遥,曹家“太谷标 ”总部在太谷,乔家“在中堂”总部在祁县等,这些地方狭小偏僻、信息不灵,不能够从外界汲取足够的生存养分,无法适应新旧转换时期的经济要求,当发生变?#36866;?#19981;能适时的做出相应的反应。当近代中国经济重心转移,上海等日益成为全国金融中心,近代新式银行兴起,旧式票号业无法与之竞争?#20445;?#23665;西票号大多采取保守态度,无所作为。
  
  光绪三十年(1906年)当时清户?#21487;?#20070;鹿钟霖,奉命组建大清户部银行并力主官商合办,邀请山西票号入股?#20445;?#23665;西票号各总部却加以拒绝。[19]仍盲目迷信传统的旧式经营,而丧失了商机。当组建新式银行已成趋势,各分号?#36861;?#35201;求总号组建银行,并于1908年由著名票商李宏龄,渠本翘等发起倡议组建山西票号联营的新式商业银行?#20445;?#21508;总部却由于不了解分号已面临危机和创设新式银行的重要性,便坚决反对,致使山西票号又一次错失了发展机遇。

  晋商的乡土观念很重,他们常以同乡或同宗为纽带发展成商帮,著名的平阳帮、泽潞帮、蒲州帮就是由同乡组织、发展起来的。这种商帮带有很大的封建封闭性,尽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内?#23458;?#32467;,避免了内部竞争,也有利于同外部竞争,但从长远来看却不利于商业发展,带有一种浓重的行会色?#30465;?#22312;人员的选?#33945;希?#26187;商更重同乡、血缘关系,“肆牛执事,不杂以解籍人?#20445;?#19981;利于真正广泛地吸收人才。

  晋商中的“商伙制?#34987;?#31216;“伙计制”即东家出钱,有本土本乡相知的贫穷者出人营运以充“伙计?#20445;?#19981;少地方的“伙计”世代相袭而成为世袭商奴。[20]显然,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封建性束缚非但不能适应时代,反而成为晋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此外晋商本身也有人格脆弱的一面,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思想上不自觉地带有了小农的保守性,行为中?#31209;?#23569;高层理论力量的支?#29275;?#20182;们奋斗?#23435;?#20010;多世纪,却从来未出现一个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这和徽商等产生了明显的差别,他们出发点和归结点都集中在农村,他们的人生规范不自觉的融入了大量的封建色?#30465;?br>
  第三,晋商经营管理?#20889;?#22312;的失误是造成晋商整体衰落的又一至关重要的内在因素。

  晋商广泛采取无限责任的股份公司经营方式和总经理负责制。?#20113;?#21495;为例,票号资本,以几家财东?#29486;收?#20026;多,也有独资经营的。票号宣告成立后,财东便根据自己查访或听人介绍,选择能力可信任的人担任票号总经理,把票号管理全权委托给总经理,平时的业务往来及人事安排等,财东都不能随便干涉,任其经营,静待其按期做出决策报告,“苛非人力所能制止而丧失资金,财东不但不责经理失职,且加慰勉,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振旗鼓”。


  总号经理对分号经理也是如此,一切令其放手经营。同时利润分配上,票号采取银?#26705;?#20154;力股分红制,凡投?#25910;?#20026;银?#26705;?#19968;般以白银10,000两或8,000两为一?#26705;财咀世?#33021;力顶生意者为人力?#26705;?#19968;般经理顶人力股1—1.2股。?#26053;?#20249;?#23547;醋世?#33021;力大小?#26469;?#20943;低,最少为一厘。[21]以上这些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票号的发展,但是却存在严重弊端。

  首?#26085;庵治?#38480;责任公司制,当资不?#32456;保?#36130;东必须用家产偿还债务,大大降低了抗风险的能力。例如?#33322;?#20241;的乾盛亨票号由于光绪八年(1880年)的一件“云南报销案?#31508;?#29301;连,大笔官款被收回,许多储户闻讯前来提款,而总号,分号由于周转不灵,财东只好从自家积财中支取,当时用五辆大车整整拉了一天银元宝,风波平息了,可元气却大伤。后来庚子事变?#20445;?#20094;盛亨数家分号被焚,损失惨重,当面临再次的挤兑?#20445;?#19996;家只能破产,典当家产还债。[22]

  其次,晋商经营中片面重视人的因素,例如票号中总经理负责制,一定程度上这一制度使票号前途系于一人之手,而无必要的行之有效的制约机制,再加上总号经理等?#20113;?#21495;利润分配只“分盈不分亏?#20445;?#20351;的一人决断失误,往往殃及整个票号。

  1909年,当蔚泰厚分号的李宏龄等介于激烈的?#26412;?#21464;迁,要求总号经理毛鸿翰决策,组建新式商业银行?#20445;?#21364;因毛个人坚决不同意,而只能坐失良机。[23]再次,票号经营多有号规,但是其内容?#20449;?#21402;的封建性不免抑制了号中人正常合理的生活欲望,而不利于提高其人员的经营积极性。比如:不准接眷外出,若干年归家一次等等。同?#20445;?#20869;容中一?#20817;?#27714;“各乘天?#36857;?#23613;心好事,不得懈怠偷安,恣意奢华”,重人不重法,只靠“天良”来?#38469;?#20154;,其效力?#19978;?#32780;知。远在千里之外的分号经理是否尽职,往往不能及时得悉,一旦卷款潜逃、伪造帐目,便无法补?#21462;?#36825;在清末表现的更为突出,“心离思叛者,十?#24433;?#20061;”。辛亥革命?#20445;?#31080;号受到重大损失,就与此有关。《晋商盛衰记》载:“武汉一呼,四海响应。各票庄于此… …多携款逃归,自?#21450;惨蕁?…于是乃束手待毙,一败涂地矣”。

  晋商经营往往资本小、业务量大或资本虽大却又太重信用,不作必要之抵?#28023;?#36825;样当对方破产或恶意拖欠?#20445;?#24448;往倒帐的风?#21344;?#22823;。例如:太谷志诚信末期尽管其帐面?#25103;?#27454;有白银400万两,欠款只白银200万两,但由于?#26412;只?#20081;,放款无法收回,所以在大规模的挤兑面前只有破产倒闭。[24]太谷曹氏在同俄茶商竞争中采取赊销茶叶给俄中小茶商,而不做抵?#28023;?#32467;果由于对方破产或恶意拖欠,损失惨重。

  第四,晋商晚期所滋生的“奢为贵”思想进而挥霍无度也为晋商衰落埋下了伏?#30465;?br>
  晋商中许多著名的商业或金融大集团其创业者都出身贫寒,大多以俭创业守业。例如乔家“在中堂”其创业者出身贫困,迫于生计走西口至塞外谋身,凭着勤俭,在包头经历多年的奋斗,才诞生了后来著名的“在中堂?#20445;?#22797;字号”。因此其后代多以极其严格的规定?#38469;?#33258;?#28023;?#20197;俭守业。 [25]太谷曹氏也如此,从磨豆腐起家,发展成为跨国经营集?#29275;?#19968;度袭断?#36828;?#30340;茶叶经营。在其所开的当铺,?#39318;?#22823;厅上常摆一小磨,并教育其家人及从业人员“勤俭起家”的道理。[26]

  也正因为如此,晋商才能称雄商号5个多世纪。但随着业务的发展,时代的变迁,晋商中日益滋生出的“奢为贵”的思想,?#20113;?#21495;业中的龙头日升昌为例,其后期经营主要精力集中在官款业务。由于不断与官场结交,到光绪年间,号风为之一变,无论总号分号,个个穿着华贵,趾高气?#28023;?#23545;小型汇兑往往一概不接。经理们往往生活腐化,出入乘?#21361;?#20013;饱私囊。再?#27425;?#30427;长票号也是如此,其汉口分号经理王作梅非常讲排场,他夏日所穿的绸衫专门从?#36158;莨豪矗?#29992;名贵的机绸织?#26705;?#23478;中各?#32456;?#36149;的皮货如金丝猴、水獭、猞猁皮无所不有。 [27]许多商号经理财东醉心于享乐、听戏、吸食鸦片,为票号经营带来无穷后患。许多号规被打破,总号分号脱节,管理日益混乱。

  蔚?#28216;?#32852;号的号规记载中有这样一?#20301;埃骸埃?#36817;日票号)无如奢风日甚,?#37027;?#26085;生,在各庄竭尽心力秉公办理者固不乏人,而敷衍迁就者亦属不少,甚有堂堂?#24433;?#20154;,或上?#26053;?#34109;、或独自鲸吞,我联号竟有如此人,其与监守自盗何殊”。在号规中记载此事,足见“奢”风的严重程度。

  在这一风气影响下,清末民初晋商中许多发生了蜕变,上上下下只图享?#27835;?#24515;经营,内部隐含着许多败亡的危机,加快了晋商衰落的速度。曾经称雄两个多世纪的旅蒙巨商 “大盛魁?#26412;褪且?#20010;典型。1924年被挤出蒙古市场后,其许多掌柜却仍不思进取,只知挥霍,中饱私?#36965;?#21040;1929年最终倒闭了。[28]

  正是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外交困的状况下,作为封建社会经济与专制政治制度结合的传统商业——晋商,整体性地衰落了。它的衰落极生动地?#25925;?#20102;封建商业资本的这种悲剧性进程,它不但最终没?#20889;?#36896;出新的生产力方式,反而自身却湮没在了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腐朽泥潭中了。

  ?#24944;?#25991;献

  [1]谢肇制.五杂俎.卷四转引自石骏.汇通天下的晋商.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7年3月版, 第29页

  [2][13][20][23]安介生.山西票商.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年3月版,第8、166—167页.

  [3][5][6][14][15][16][17][18][19][22][24][25][26][27][28]石骏.汇通天下的晋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155、235、157、232、150、151、159、226—228、170、161、162、165、238页.

  [4][12]朝?#19990;?#26397;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第4686?#24120;?#36716;引自戴逸.简明清史.第2册, 吉林大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356、362页.

  [7]邵继勇.明清时代边地?#39563;子?#26102;代?#39563;?#20013;的晋商.南开学报,哲社版 (津), 1999年第3期,第58—65页.

  [8]孔详毅,张正明.山西商人及其历史启示.山西日报,1991年11月18日.

  [9].清外务?#24247;?卷二二七,转引自邵继勇.明清时代边地?#39563;子?#23545;外?#39563;?#20013;的晋商.南开学报,哲社版(津)1999年第3期,第58----65页.

  [10].江西巡抚李勉林复奏.申报.1901年7月2日转引自张国挥.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钱庄和票号.中国经济史研究.(京)1986年第1期,第127----146页.

  [11]参张国辉.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钱庄和票号.中国经济史研究(京),1986年第1期,第127----146?#20056;?#24341;根岸结.天津票庄.天津商业总览,第4卷,第412—413页.

  [18]?#35946;?#33521;.明清时期西北城市的“商帮”.?#36158;?#23398;报,1987年第2期,第16—20页.

  [19][21]冯志宝.三晋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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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道制作 http://www.37165144.com ( 2012-0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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