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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成龙的文化品格

 

 

 

 

 

  于成龙以为官清廉而著称,并因此载入史籍,名扬后世。对于这位出类拔萃、世所罕见的人物,人们不吝赞美之词,就连大清康熙?#23454;?#20063;屡屡发出内心深处的赞叹,将于成龙誉为“天下廉吏第一”。时至今日,人们多以引用此语?#27492;?#26126;于成龙清廉自守的典范效应。在于成龙所在时代,这是一种无以复加的荣誉,标明了于成龙顺应整肃吏?#25105;?#27714;所达到的清正廉明、?#23548;?#21331;著的高度。这种品评有助于人们认识其特殊地位和价值,但另一方面,也在无形之中强化了于成龙作为“名臣”“循吏”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对于成龙自觉的文化品格的发现与思考。

    综观于成龙一生,其清操廉节自有深厚的文化渊源,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环境熏陶和自我养成,惟有如此,其清廉品行才能成为一生的操守,无论身处困顿还是位至尊荣,始终不为所动、不为所移。尽管史料对于成龙出仕前的记载较少,但仍不难以言行相证,探察其独特的人格与理想内涵,从而管窥其清廉操守的文化意义。这也正是传承、弘扬清廉品格的恰当途径。

    每个人?#21152;?#33258;己的利害得失,能够不损他人而利己者,是为本分;能够不谋利己而多为他人者,是为贤达;能够舍己之利周济苍生者,是为境界。于成龙出身官?#24405;?#24237;,并非不懂鱼肉之鲜、闲?#25163;?#20048;,而能做到一生甘守清贫、?#24605;?#22857;公,正是出于一种自觉的安守、持久的修为。

    于成龙自幼诵读经典,深得儒学滋养,以明经为长。从其一生表现来看,儒学?#20113;?#24433;响至深的观念就是“善其身”和“济天下”。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他遵从伦理,恪守孝节,以修身悟道为毕生?#25105;担?#21478;一方面,他心怀“治国平天下”的大局观,并升华出一生?#24605;?#20026;民的人生理想。

    于成龙祖父与父亲都曾居官,他也沿袭了读书出仕的传统路径,但在参加科举未如人愿的情况下,他读书,授课,伺奉带病还乡的父亲,安于“修身、齐家”之道,并无急于个人功名之态,显?#33267;?#23433;?#29420;?#36947;、以孝为先的情怀。而这种情怀成为他一生秉持的人格基调。

    于成龙出仕十多年后,母?#33258;?#23665;西原籍去世,其时,他官至黄州知府、年已六旬,由于地方形?#24179;?#24352;,总督奏请朝廷让他“夺情视事?#20445;?#21363;不循罢职回乡守孝之例,继续在职操劳政务。于成龙不负重托,频有建树,但他始终没有因尽职而忘却尽孝。几年后,他在觐见康熙?#23454;?#26102;,哭奏自己国而忘家、对老母生不能养、死不能葬的歉疚,终使康熙?#23454;?#29305;许了他回乡?#35851;?#23389;节的请求。为了恪尽孝道,他争取到了难得的探亲假,而这?#25105;?#26159;他出仕十多年来唯一的一?#20301;?#20065;。从此可以看出,于成龙为官多年,并未沾染功名至上的习气,而是葆?#26032;收妗⒋看?#30340;人格。相比之下,当时另一位享有清名的重臣李光地在母亲故去后,闻得康熙帝以他初任顺天学政、关?#21040;?#35201;为念,命他在任守制(亦即“夺情视事?#20445;?#20110;是喜形于色。李光地喜的是官场得意、前程?#21892;冢?#32780;他?#36824;?#21517;利禄湮没人伦大节的表现自然散发出虚伪、不纯的味道,结果舆论大哗,“贪位而忘亲”的恶评让他悔恨交加,大病一场。实际上,于成龙的歉疚、李光地的喜色,都是各自真实心态的?#20174;常?#32780;如李光地那样清名之下多为功名者甚众,如于成龙这般历尽铅华而清操不改、气格不衰者凤毛麟?#24688;?#26368;大的区别就是人格内?#23454;?#30495;与伪,?#20174;?#22312;他们出?#23435;?#23448;的目的与宗旨大相径庭。而于成龙守其节、存其真的人格境界,正是成就一世清廉的骨气所在。

    在特定历史环境下,贫居乡野的儒生是异常寂寞的。于成龙年轻时科场失意、隐身山民之间,却能平和旷达,以不同寻常的品行与见识为人称道。于成龙所居山西永宁之乡地处偏僻,明末盗贼常来袭扰,乡人欲筑堡防御,而最佳位?#20204;?#19982;于家祖坟相邻,碍于“伤风水”一说,更碍于其官宦之家的面子,筑堡计划难以施行。这时,于成龙坦然笑言:“我里千家保聚,独我家不利,害少而利多,堡当筑矣。”最终“堡成,卒无害”。虽为生活琐事,但足见于成龙年轻时代即已达成的修养,其秉公为民的思想自有端由。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已44岁的于成龙得到了入仕机会,以明经谒选清廷吏部,?#30343;?#20197;知县职位。这时的于成龙如果一心只为谋取功名,则当深恨已非其时。

    周劭先生所著《中国明清的官》?#30343;?#25351;出,清朝中叶以前,非有进士出身,绝无当大官的可能。考了进士,先在翰林院从编修做起,在朝中升迁然后外放,才能成为大官。一旦弄不好,进士外放当了知县,想升到知州都难如登天。袁枚、郑燮、赵翼等都是进士,因为没进翰林院就当?#35828;?#26041;官,自知没出息,结果都辞职不干了。这些官场经验,于成龙当然不会不知,自己?#30343;?#26126;末的一个贡生,并非清朝的进士,这样步入官场,自然不应有过多期许。何况,他当时要赴的任所乃僻远的广西罗城,长途跋涉,疠病横生,已足令人畏惧,更何况当时罗城新隶于清统治下不到两年,局势未稳,两任知县一死一逃。这样出仕,众人多以为凶多吉少,避之惟恐不及,为此,于成龙也收到了许多人的善意劝告。正因如此,于成龙逆众意而出仕的选择,成为他人生一大看?#24682;?/span>

    那么,出仕对他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与“自知没出息”的知情达观者相比,于成龙的心意是更为高尚还是更趋平俗呢?决定忍受千辛万苦赴罗城上任时,于成龙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写道:“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念,所自信者,‘天地?#22841;摹?#22235;字而已。”一句话,境界全出:不为己,不畏难,全为以天地?#22841;?#20026;念。这不是什么履职宣言,而是心底的火苗,人生的理想,是于成龙早已修成的本色宿根,他?#30343;?#35201;通过出仕寻求一种光大的平台罢了。后来,于成龙出人所料地步步高升,而他的做派不变,清廉不改,因为他做官不为个人功名,只为天地?#22841;?#20570;事——这就是于成龙。

    于成龙生活于理学盛行的时代,深受程朱理学天理观、伦理观影响,主张“笃诚”“洁己爱民”。他在乡里耕读之际,?#21490;?#20851;外满人崛起,关内农民起义,烽火遍地,民不聊生,亲历了官吏对百姓的?#36138;?#19982;压迫,感受到民间的灾难与?#32431;啵?#20174;而构建?#23435;?#27665;担当的抱负。这些因素,进一步夯实了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基础,使他的出仕原则变得更加?#30475;?#21644;坚定。正因如此,在身形渐衰的44岁,于成龙义无反?#35828;?#36208;上了名为出仕、实为危途赴任之路。于成龙到罗城时,遍地荒草,城内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数间,他寄居于关帝庙中,同来的几名仆从不久或死或逃……后来,于成龙在回忆罗城任上经历时说:“数年来一举一动,原非为功名?#36824;?#35745;……”这又一次道出了他不畏难辛步入仕途的真实心境。

    从于成龙的人格内涵与人生理想来看,其清廉品质有“抱朴守真”之美。是修养于心、内外通透的情与性。既然抱定“洁己爱民?#20445;?#26082;然“事事发于至诚?#20445;?#37027;就必然要坚守清操,必然要奉行廉节。他从?#35789;?#36825;样的人,始终这样地做事。《于清端公政书》(外集)曾记时人对他的评论:“公之廉出于至诚,而不等于立名之。”

    于成龙这种抱朴守真的清廉品格,可从他一生的轨迹中得到坚实的印证。

    史称:于成龙的个人生活,“志行修洁,固守清俭。……日食二餐或者日食一餐,习以为常。罗?#21069;?#22995;怜其清苦,每日早晚环?#28216;?#23433;,有时凑集少许银钱,供其购买盐米之用。成龙婉言谢绝:‘我一人在此,何须如许物,可持归易?#25163;?#22857;汝父母,一如我受。’”他自己也曾记述:“我生来无他嗜好,?#23478;率呤常?#25165;免饥寒足矣。”于成龙升职赴任湖北期间,地位和环境?#21152;?#24456;大改善,但他仍保?#33267;?#24322;于常人的艰苦生活作风。在?#21482;?#23681;月,他还以糠代粮,把节余口粮、薪俸救济灾民。为广行劝施,他甚至把仅剩的一匹供骑乘的骡子也“鬻之市,得十余两,施一日而尽”。康熙十七年(1678),于成龙升福建按察使离湖北时,沿途竟以萝卜为干粮。最终成为封疆大吏的于成龙,在两江总督任上去世后,僚属“入其寝室,见周身?#24613;弧?#34957;一袭,靴、带各一,堂后瓦瓮数斛,盐豉数盎而已”。

    于成龙这种抱朴守真的清廉品格,更可以与同时代官场中徒有清廉之名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清初,朝廷十分?#24247;?#20513;廉肃贪才能巩固政权的道理,并大力整顿吏治。当时,涌现出一批“理学名臣?#20445;?#34429;也?#30343;?#36127;有清廉之名,却不能做到名副其实或善始善终,原因就在于其立身行?#20262;?#26377;“不纯”之处,其学术也因此被讥讽为?#25300;?#36947;学”。如江苏巡抚张伯行,平时大谈理学,负有清官之名。康熙帝却指责他:“其刻书甚多,刻?#30343;?#38750;千金不得,此?#28304;?#20309;处来者?”他还曾挖苦另一位“清官”河道总督张鹏翮:“从来大儒,持身?#28216;錚?#24403;如光风霁月。尔平时亦讲理,乃一味苛刻严厉,岂所谓光风霁月乎?”此外,当时熊赐履这样的名高位隆的人,也未能藏得住虚伪丑陋的行迹。在康熙看来,“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相谬,岂可谓之理学?”相比之下,于成龙虽无多少理论著述,但?#35789;亲?#33258;觉的清廉楷模,一如他走向仕途的朴实表?#20303;?#20165;以“天地?#22841;摹?#33258;信,以人格信条行事,最终践行了“高行清粹”“始终一节”。康熙对于成龙“殊属难得”的清廉品行多次赞扬勉励,在于成龙就任两江总督后,曾有人诬其“变更素行?#20445;?#32780;待其病故,康熙再次查实“其始终廉洁,甚为百姓所称”的真相,感叹:“居官如于成龙者有几?”

    这些恰恰说明,于成龙的清廉是自我人格的显现,是对人生理想的自觉,是出于“天地?#22841;摹薄?#36825;是得自传统文化的精神,是历史上屡屡绽放光?#23454;?#39749;力人格。这种清廉的魅力是超越时代的。

 

文来源:太原日报20141020;本文作者:刘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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