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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戰犯城野宏重返太原悔罪紀實

 

 

 

 

 

  日本戰爭罪犯城野宏,1941年出生在日本長崎市,1938年到中國東北參加侵華戰爭,后隨軍入侵山西。在日軍占領太原期間,曾任偽山西省公署顧問輔佐官,名義上是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府的應聘者,實質上是日本山西派遣軍司令部的政治要員,和侵華日軍總部安插在汪偽山西政府內部的總代理人,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戰爭罪犯,是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在山西的具體策劃者、組織者和執行者。抗戰勝利后,為了繼續控制山西,以便確保并利用山西的豐富資源為日本軍國主義卷土重來服務,提出日虜“殘留”山西的理論,誘脅日虜和日僑萬余人“殘留”山西。

  他的謬論正好與閻錫山利用日俘維持他的反動統治的想法不謀而合,深得閻錫山的重用,委任為山西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暫編獨立第十總隊(日人組成)少將總隊副,“合謀社”軍事組長等多種反動要職,竭力幫助閻錫山搶奪抗戰勝利果實,參與內戰,充當閻錫山反共反人民的最主要幫兇。從八年抗戰到三年解放戰爭,他在山西作惡多端,罪行累累,為山西人民所痛恨。1949424日,解放太原時被俘,先后被囚禁在太原、撫順監獄,為時15年。1956年,被太原特別軍事法庭判處有期徒刑18年。1964年在撫順監獄特赦提前釋放回國。

  城野宏被釋放后,要求來太原參觀,并希望會見老朋友。經撫順監獄管理處報經公安部批準并委托紅十字會派人陪同,于19643月間,偕另一戰犯富永順大郎(日滿間諜,蔣介石國防部二廳北平工作隊中校副臺長),來太原參觀訪問。太原市公安局、外事辦公室、交際處組成一個接待小組,以紅十字會的名義出面接待。 

  (一) 

  我是代表外辦參加接待工作的,有機會和這些當年兇殘的戰犯接觸,并根據上級精神,“積極主動,多做工作”,“以禮相待,不得歧視”,“敢于同他們交朋友,爭取他們回國多做中日友好的工作,成為反戰力量的宣傳員”。事先,我們對這些人的罪惡是有所了解的,每個人對他們都極其厭惡。接受任務后,大家的認識都要統一到黨的政策上來。公安部文件通知,城野宏經過15年的改造教育,有一定的悔改表現,認罪態度較好,他表示回國后一定要為“日中世代友好、日中永不戰”而盡力。我們經過學習,包括司機、服務員、廚師和所要去的“舊址”、工廠、人民公社及一定要接觸的人員,都統一了思想。大家表示要認真負責地完成好接待任務。

  公安部通知文件中還指出,在太原的參觀訪問,特別要注意他們的人身安全,說服干部群眾以禮相待,避免發生辱罵、尾追、圍攻現象。接待組按照安全保衛的基本原則,做了些防范工作,教育大家不提及他們過往的罪惡,并將每天的動態、反映編寫成“外事簡報”,分送有關部門。

  城野宏等二人抵達后,我們接待組三人帶一“華沙”面包車去車站接,入住并州飯店。他們沒有想到“享受到貴客的待遇”,再三表示:“我們是戰犯,中國人民的罪人,得到寬大釋放,特來太原向山西人民謝罪”。經過相互交談,他們希望表達向山西人民謝罪的意愿,懇求我們協助安排。城野宏說,他年紀大了,回國后再來山西的機會沒有了,欠山西人民的太多了,怕是這一輩子,再加上他的子子孫孫也還不清,他說著說著淚流滿面。

  城野宏提出要拜訪老朋友。一是趙瑞(日偽時期,曾擔任山西省保安隊副司令),一是冀貢泉(曾擔任太原特別軍事法庭城野宏的辯護律師),一是孫風翔(曾擔任太原特別軍事法庭日語翻譯),城野宏還希望為解放太原攻城部隊死難烈士敬獻花圈并哀悼。要求參觀東山太原戰役要塞牛駝寨、風格梁舊址,參觀偽省公署、日軍司令部舊址和新民街舊居等。

  接待組經過研究,并報領導同意,答復他們所提要求可以基本上滿足,關于拜會老朋友,可以安排孫風翔同志等2-3位原日語翻譯會晤。此外,接待組安排陪餐一次,在長風劇院看晉劇一次,每人送一件御寒布大衣,增加游覽市容,每人贈送一套太原活動照片。

  我們的友好接待,使這兩個前日本戰犯深感中國人民的寬大的胸懷,也進一步看到了解放了的中國人民意氣風發的革命精神和建設成就。城野宏說:“百聞不如一見,中國人民的團結戰斗的精神風貌和他們建設自己美好生活的成就真使我們難以置信。我在有生之年要全身心投入到總結歷史經驗,揭露軍國主義,介紹中國人民,教育青少年,正確對待中日友好,世代和平相處。”他還表示:“現在我說什么賠情道歉的話也是空的,我回去后一定要用實際行動反對戰爭,維護和平。我一定要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中日友好的使者!”

  他還在一片紙上用中文工整地寫下:“今日的戰爭罪犯,明天的友好使者。”兩句話交給我們。 

  (二) 

  城野宏同意通過我把他懺悔的意愿記錄下來,告訴山西人民。他對參加侵華戰爭,操縱偽山西公署制定和推行鎮壓、奴化山西人民的罪惡行徑,特別是對抗戰爭勝利后提出和脅迫日俘“殘留”山西的動機和經過,幫助閻錫山搶奪抗戰勝利果實,發動內戰以及人民解放軍圍攻太原和閻錫山反動統治的傾覆等許多重大歷史事件都做了細致的敘述,但他畢竟是個戰犯,所談觀點、史料,我在編寫簡報等都加以鑒別和分析。茲擇其“自供”要點如下。

  “……過和平而幸福的生活和以自己的主權來治理自己的事情,這是人民的基本愿望和當然的權利。盡管如此,而我以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身份,毫無理由地拿著武器侵入神圣的中國領土,侵犯了中國主權并破壞了中國人民幸福的生活……”。

  “……我以偽省政府顧問輔佐官的身份,制定全省施政大綱,使偽政府適應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體制,擴大和加強保安隊來推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日本投降后,我又掀起‘殘留運動’,為日本軍國主義再發動侵華戰爭,做好前進基地。干涉中國內政,違反中國法律來推行反革命戰爭。我是一個侵略罪犯,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在山西的具體策劃者、組織者和執行者”。

  “我還利用偽保安隊和偽警察隊掠奪中國人民大量的財物,從1941年起,開始組織掠奪中國的資源,加強了對日帝軍事物資的供應;194311-19458月,四次派遣1500名機動兵力配合日軍攻擊八路軍、派遣兩個機動大隊掩護開采晉北煤鐵礦產200萬噸。僅在1944年和1945年兩年中,在山西掠奪的糧食達15萬噸。從而使無辜人民陷入饑寒交迫,以草根樹皮充饑的悲慘境地。僅1943年在高平縣的一個地方,就有190余名居民被餓死,有些人竟陷于吃人肉的悲慘境地”。

  “我進行侵略戰爭和反革命戰爭,殺害了無數的愛國戰士和和平居民。我在1948年的太原戰役中,指揮教導總隊,竟違反國際法而施放了毒氣彈,僅在牛駝寨前面,就殺死了1600余名解放軍戰士。這件事我是負有策劃和指揮命令責任的。并且在東山一帶與偽三十軍、十九軍共同殺傷1.6萬人的責任。當我想到被我這雙手殺掉和迫害的人們的親人和同胞們的心情時,我心里感到慚愧得抬不起頭來。我是中國人民的仇敵,是一個不可饒恕的重大罪犯。我這樣的人都得到了曾被我加害過的中國人耐心而溫暖的教導。使我知道了什么是正確的,并給予了我們這些侵略者完全相反的溫暖的人道主義待遇。中國人民是多么偉大、多么善良啊!我過去就是以這些中國人民為敵,以你們的父兄為敵,殺害他們,迫害他們,使他們遭受了不能容忍的災難。我一生完全是錯了,我的確有罪,我鄭重地向山西人民請罪”。

  “我痛恨我自己。我痛恨使我犯下這些罪行的日本帝國主義。我過去認為依靠戰爭占領中國,把中國變成殖民地,就是日本的利益、就是愛國行為,而自己也能依此立身處世,得到光榮名譽。可是,不正義的侵略戰爭畢竟要被人民所打倒。日本人民也承受了巨大的災難。我不能允許中國人民和我的日本同胞們重新蒙受戰爭的災難。”

  “這次中國政府讓我參觀了太原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和人民的幸福生活。這里是我曾經進行過鎮壓和掠奪的戰爭中的太原,已經完全是另一個世界了。我感到了戰爭與和平這兩個現實的對比,并使我知道了和平是如此的珍貴。我誓為在任何情況都要保衛和平反對戰爭而奮斗到底!我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日本,并且不論對任何人也要肯定自己的罪行,我要確切地講清楚,作為一個人來說是不應該犯的罪行”。 

  (

  城野宏還告訴我,他在監獄里寫了一些文章,準備回國發表。幾年后,北京陪同同志果真轉來了城野宏1965年在東京《中央公論》12月號上發表的正題為《世界上最大的陸軍誕生記》,副題為《人民軍人勝利之秘密》文章的中文譯本。

  城野宏寫道:

  中國人民解放軍取勝的原因,似乎有各種各樣的議論。最初,大體上是把雙方的兵力、裝備、訓練和指揮的優劣等軍事因素來進行比較研究。

  日本人認為中國軟弱,沒有骨氣,其原因,一方面是他們對被征服者的一種輕蔑感,另一方面,是征服者的自我陶醉。其實在中國喜歡與日本人接近的往往是一些想通過與征服者接近得到好處的人們。并且,從整體上看,是極少數,不接近的才是大多數。從抗戰到解放戰爭,直到人民解放軍的發展、壯大的1949年的全國性的勝利,歸根結底是這一系列民族性沸騰所積累的頂點。

  在中國,統治農村的是占人口約10%的地主,他們橫行霸道,掌握著對農民生殺予奪的大權,我在監獄里看過的歌劇《白毛女》就是真實的寫照。為此,共產黨在農村實行土地改革,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貧雇農,這對于占人口80%的人們來說,共產黨簡直就是救世主。所以他們自然會踴躍地跟著中共,解放軍可以擴大軍隊,吸取無限人力資人力資源。由于財產遭到搶劫,房屋被燒毀,村民們對我們早懷有刻骨的仇恨,所以他們以必死的復仇心理,參加解放軍,積極訓練,并以驚人的勇敢襲擊我軍。在敵我交錯的地方,我們便失去了一切手足和耳目,根本得不到解放軍的真實情報,完全成了瞎子和聾子。

  通過這次戰爭,我深深感到群眾支持的理性力量。我們常在總體方面占據優勢,但是主要戰場上,卻總是處于絕對的劣勢。這就是群眾支持的具體作用。在祁縣城外的戰斗中,我方的火力雖然甚為強大,但在構筑野戰陣地的速度方面,卻總是落后于敵方。村里的群眾卸下自己家里的門板,蓋在壕溝上,很快就為解放軍筑起了掩體。解放軍部隊消耗的糧食、被服、鞋子乃至日用品,幾乎全都由農民心甘情愿提供。與此同時,群眾還組織民兵直接參加戰斗,守衛后方根據地,確保供應線。即使是只有長矛、大刀的民兵,遇到白刃戰,也發揮了數量上的絕大威力。他們與正規軍相配合,形成數倍于我的兵力,或者進行佯動,使我們弄錯主攻方向。群眾還是解放軍的情報人。對我們來說,既封鎖我方偵查人員,又是我方情報隊進行活動的屏障。

  類似這樣的支持,我們是完全沒有的,從而深感孤立。我們為了確保運輸線,不得不抽調許多兵力,就連看護和向后方運送傷病員,也必須由軍隊本身負擔。由此看來,群眾的支持,絕不是單純的精神聲援的問題。我最終找到了解放軍取勝的答案是:解放軍進行的戰爭是“正義的戰爭”,解放軍是“人民的軍隊,每一個士兵都是有覺悟的戰士”,因為士氣旺盛就無往而不勝……

  在太原短暫的參觀訪問,城野宏參拜了“解放太原死難烈士紀念塔”,并敬獻了花圈,在牛駝寨戰爭遺址向犧牲的解放軍默哀致敬,懺悔了罪行,臨別時,寫下了向山西人民的“告別詞”,請求轉達對山西人民的懺悔:“我永遠不會忘記你們所表示的仁慈。回到祖國以后,一定向日本人民轉達中國的真實情況和你們的友誼,一同攜起手來,為和平、為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而奮斗不息……”

  與城野宏幾天的接觸,他談的范圍很廣,涉及的方面也很多,他還談了許多許多,如“毛澤東的戰術”“解放軍的作戰方法”“解放軍部隊的教育”“中共的農村工作理論”……

  城野宏是北京紅十字會代表陪同從香港回國的。整個接待工作結束后,我按照領導指示追憶,整理了城野宏幾萬字的談話記錄稿,標題是《一個日本戰犯城野宏的自供狀》。

 

文來源:三晉都市報20140903;本文作者:楊建峰

太原道制作 http://www.37165144.com ( 2014-1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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