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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隱藏的山西印跡

 

 

 

 

 

  絲綢之路,中國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個篇章,商賈腳夫,駝隊馬隊,穿越荒漠不毛地,橫跨亞歐,闖出一條傳世經典的人間路徑。崛起長安,遙指羅馬。那個時代,這便是世界的最強兩極,無數史書典籍,言之鑿鑿。提及絲綢之路,山西人多是遠遠仰望,一臉羨慕,仿佛皆是高鄰們的榮光。

    其實,山西人大可不必這般謙遜,我們的先祖早已將山西的印記,烙刻在這條絲綢之路上,那些山西會館、晉商遺存、三晉人文風俗,都深深扎植進西域水土,成為當地歷史的一部分,改變著西域,影響了亞歐。一不小心,山西印記便默默映射了半個地球。只是舊時榮耀有些年代久遠,鮮為人知罷了,絲綢之路那么多精彩的山西傳奇,如同敦煌莫高窟里反映五臺山的壁畫,隨著光陰,一起變得斑駁。我們盡力去收集那些印記和傳奇,卻總惶恐于物證三千,寡取一瓢。所以當這份特刊面世之時,希望您能告訴我們更多關于山西和絲綢之路的典故。

    翻越千年,如今的絲綢之路名聲更響,當下已變成一個兼容文化符號、旅游產業、區域經濟合作的富足金礦,更上升到了國家大計乃至亞歐戰略的宏偉高度,絲綢之路翻開新篇章。先祖的勇往直前以及苦難過往,蔭澤后人,惠及百世。

    當年絲綢之路是條文化苦旅,在本質上卻是掘金之路,現在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正是要重新打造這一歷史上的黃金區域。大西鐵路的通車,向西一晃便是西安,讓絲綢之路的延伸線落在山西,這條歷史名路和山西有了更好的對接。這期《看周刊》,努力向您展示在絲綢之路和山西之間一些不為人知的歷史,一些蕩氣回腸的故事,還有關于未來,無限期許的機遇。 劉巍 

會館碑文晉商遺痕 

    【趙氏一族:會館】

    晉商輪流坐莊,拼實力、比戲班

    古絲綢之路上,為什么建會館?

    據說,客商們為了鞏固和擴大自己經營的實力范圍,于是結幫會、設會館。而山西會館,則是明清商人會館的典型代表。

    晉人善商。據了解,解放前甘肅各個州縣基本上都修建了山西會館,那時,出蘭州市區經永登,翻烏鞘嶺到敦煌的千里絲綢古道上,山西人的會館一座連著一座。在清末從山西到新疆烏魯木齊的數千里路途上,山西商人只住會館就能安全抵達。山西會館作為一種商業組織,在晉商商業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

    張掖的山西會館,是全國現存最完整的一座,資料顯示,會館是在清朝雍正二年建立的。但記者在當地探訪時了解到,該山西會館建設的時間應該更早點。當年趙氏家族的趙世貴和趙繼禹擴建會館是雍正五年,此時會館內的關公殿已存在多年。趙氏兄弟擴建時先修了十間房供商人住,之后又修了三楹(間)牌坊,兩邊是鐘鼓樓及12楹神樓(就是現在的看樓),最后才修了一個戲臺。趙氏兄弟前后一共借了1200兩白銀,來修建山西會館。此后,會館陸陸續續一直在翻建,最后一次是民國九年,終成今日規模。

    會館,成為商人沿途站點和聚會的根據地。有了山西會館,就會帶來一種純粹的商業文化,這是晉商對當地的一種貢獻。

    那么,晉商在山西會館里主要做什么呢?“大規模聚會!”甘肅省張掖市社科聯副主席任積泉對記者說,當年的晉商,基本上每年都有4次固定時間的活動,一方面,晉商之間交流信息;另一方面,他們帶來了一種非常獨特的商業文化——“晉商來的時候,經營好的商人都是輪流坐莊,比如這次是王家商號來了,所有活動經費由王家承擔,除了聚會的費用,還有唱戲的費用。當年的商人們都養著戲班子,商團一路帶著戲班子就過來了。比較體面一點的商人坐在二樓包廂看戲,隨行的伙計等坐在一樓。商人們看著戲、喝著茶、聊著天,談論著自己經營方面的實力。很多商人有點文化品位,還會在墻壁上畫些壁畫啊、題個詩啊,廂房兩邊的墻上都畫得滿滿的。”

    在一些學者和當地人看來,晉商是儒商,特別注重用文化來凝聚人心。

    【王氏一族:碑文】

    光明村王氏先祖來自山西孝義

    沿途收集絲路上的山西遺跡時,偶然聽到了一個“山西移民碑”的故事,這塊山西人的族譜碑是誰立的?如何到了甘肅?從當地文化學者和甘州區文物局相關負責人口中,記者知道了故事的完整版。

    2007年,甘肅高臺縣新壩鄉光明村,發現了一塊王氏族譜碑。高臺縣博物館副館長趙萬均介紹,這塊青石碑高1.14米,寬0.4米,石碑是拱形,刻有精美的卷云紋,正面有“王氏族譜碑記”,還用楷書刻了660個字,主要敘述王氏一族在明代嘉靖初年從山西汾州孝義縣尚義坊遷居甘肅高臺縣的過程。碑文的背面刻了王氏一族八世的族譜,撰寫正文的叫王裕心。

    當地人告訴記者,王裕心是明代天啟壬年的進士,他當年還狀告過魏忠賢。王裕心寫的內容是,自己的曾祖父弟兄幾人曾攜帶家眷在明代嘉慶初年“賈游”(做生意)到甘肅高臺,后定居高臺縣新壩鄉。王裕心的曾祖父70多歲時因思念故鄉,歷盡艱辛返回原籍,向后人講述了這段經歷。稱在高臺定居后,“殷實者三四家,貧寒者四五家”。后來,有家庭殷實的人經常和山西王氏族人有往來,后來族人請德高望重的王裕心撰寫碑記,并將這塊石碑運往高臺以示紀念。因此可斷定,高臺縣新壩鄉光明村王姓的祖先,是山西孝義人。

    據當地文物局相關負責人說,這是目前河西走廊地區唯一一塊記載山西人是怎么移民過來的存證。

    這塊碑的故事傳奇在哪兒呢?從清朝到民國,每隔三五年,就有山西人千里迢迢趕到甘肅,向王氏后人收取一定數額的墳頭錢來祭祀祖先,直到民國后期。在這么長的一段時間里,王氏家族的聯系和商業活動一直沒有中斷過。當地山西人一直有個情結——“我們的祖宗是從山西大槐樹來的,我們就是山西人的后裔。”

    記者在河西走廊一帶探訪時了解到,當年高臺縣的“樂善忠義”戲班子,在建立之初,還從山西移栽了一棵槐樹,如今還郁郁蔥蔥。高臺縣縣委大院里也有一棵這樣的槐樹,大概距今已經500多年,據當地人說,在甘州區安陽鄉金王莊村,有一棵已經老得不成樣子的楊樹,是祖先在明朝時從山西移栽到此的。

本報記者    李霈霈

    ○特寫

    空留會館話輝煌

    山西商人遍天下,曾經的絲綢古道上自然少不了晉商的身影。絲路悠悠,千載已過,曾經的晉商商幫已堙沒于歷史煙塵中,只有留存的精美建筑,紀念著他們曾經的輝煌。當故鄉的后輩兒孫在偶遇這些充滿山西元素的精美建筑時,忍不住停下腳步,傾聽它對過往的訴說。

    攝影師邂逅山西會館

    20063月,甘肅張掖;

    80后,山西臨縣籍小伙兒榮浪,自由攝影師;

    他應中國佛教協會的邀請,去甘肅張掖為一個寺院拍一組照片。在這里他與山西會館不期而遇。

    當地文化部門的人得知榮浪是山西人后,指著一處正欲打算改造的建筑告訴他,“那是你們山西人蓋的,是原來山西商人蓋的會館。”

    驚訝,這是榮浪第一次在偏遠西部地區邂逅山西會館之后的心情。

    驚詫,這是張掖之旅后,榮浪搜尋了有關山西會館,明清山西商人資料后的心情。

    此后,他開始了對山西商人在各地所建會館的尋訪,用了三個多月的時間,走了河南、江蘇、山東、安徽、遼寧、內蒙古、甘肅七省市的十余個縣市,拍攝了大量晉商會館資料圖片。2007年,榮浪出版書籍《山西會館》,2009年又出畫冊《晉商會館》,并多次在北京、內蒙古、山西、山東等地舉辦了晉商會館攝影展。

    晉商清初已到天山

    榮浪說,他了解的晉商所建會館中,甘肅省有20多座,新疆地區也有七八個。“晉商主要是下江南、走內蒙古,西北、西南不是晉商的主商脈,所以,西部地區的晉商會館相對于江南、山東、河南等地要少很多。不過,在很多地方的晉商會館多叫山陜會館,是由山西陜西商人共建,而西部地區的晉商會館幾乎都叫 ‘山西會館’。在西部某些縣,某些村的山西人,幾乎都是來自山西同一個地區,他們在當地建的會館并不以自己故鄉的地域為名,而是統一叫山西會館。”這也似乎說明山西商人相較于其他商旅走得更遠。

    忻州地方志中曾記載了清代寧武縣一名叫馮連的孝子,其父在西域(今新疆地區)做買賣久去不返。他一路尋到天山,終于找到一位父親的故交,才知已經客死他鄉多年。

    歷史上山西商人在新疆地區的活動大概始于康熙末年,最初是隨清軍駐防而往的。去新疆經商的多是父子、兄弟一家幾口同行,在天山南北的又多是山西北部的人。忻商,也就是籍貫為忻州地區的商人,是晉商中重要的一個分支,以敢于遠行而聞名。“過草地、進沙漠、白天炒米涼水、夜間沙場露宿;若遇大風,迷失路徑,找不到水喝,人畜干渴而死者有之。”遠達新疆的阿勒泰一帶,一走便是八年、十年、十二年……甚至終生都無法再回到故鄉。

    赫赫聞名的晉商,最初多是做小本生意的山西人,他們以勤儉、堅韌的品質頑強地在異地求生存,謀發展,創輝煌。

    冰山腳下吃到山西面食

    2007511日,新疆葉城——拉孜。“這是一條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冰山公路……它蜿蜒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喜馬拉雅山、岡底斯山、昆侖山和喀喇昆侖山上,是新疆通往西藏阿里高原的惟一通道……它是世界上最艱險的公路之一。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道路最險、路況極差和環境最惡劣的高原公路。”

    就在這條路上,榮浪碰到了一位老鄉——山西運城人。他在冰山腳下開了一家山陜面館,榮浪看到這家面館時,眼珠子都快驚掉了。時間都已經過了7年,說起在這不毛之地,只有軍車通過的地方看到山西老鄉,榮浪還覺得不可思議。雖然小店住宿差,吃得差,可是老鄉見老鄉的那份親切卻能融化冰山的寒冷。榮浪說,自己走時,老板不收一分錢,告訴他前方的路更加人跡罕至,還塞給他好多吃的備用。這個時候就更能體會到,當年晉商們離鄉背井,會館的存在對于他們就如同家一般。

    會館是晉商在外的家

    榮浪走過多地晉商建起的會館后說,每到一處會館,門匾上的“山西”兩字就會觸動你,一踏入院子,便有似曾相識的感覺涌起,進了山西會館,就像回到山西的家。很多地方的會館建筑所用的磚瓦、磚雕、石雕都是在山西燒造好之后,運到當地的,會館的油漆彩畫、木雕裝飾等也都是山西匠人所做。所以,當山西人看到、靠近各地晉商會館時,熟悉的氣息會直擊每個山西人的心房。

    當年晉商為了能消除掌柜伙計們常年不能回家的思鄉之情,每逢年過節,便要以館為家,張燈結彩,備美酒佳肴,盡力營造一種洋溢親情的氛圍,再演上幾出家鄉的梆子戲,以慰鄉情。

    有晉商會館的地方,必定是各地商業最繁華的地方,會館就是當地的地標建筑。榮浪說,新疆的烏魯木齊曾經有晉商修建的山西會館,可惜已經拆毀,但是會館矗立過的那條街,如今還叫山西巷。

    晉商發家之后,大多不納妾,不嫖妓,不花天酒地醉生夢死,而是喜歡把白花花的銀子或用于修建豪宅,或用于擴建會館。這些會館,大多修建的時間都經歷了上百年的漫長歲月,耗銀百萬之巨(據考證,乾隆年間,三兩白銀可供八口之家一年口糧),因而各地會館幾乎都是明清建筑中的精品。榮浪說,據他知道的一些西部會館現狀,如今張掖的山西會館是大佛寺附屬景區的一部分,古登的山西會館是鄉鎮老干部活動中心,天水的山西會館是當地的文化活動交流中心;新疆奇臺的山西會館正在修復中,也將作為一處景點供人參觀。

本報記者    李雅麗 

莫高窟壁畫里的《五臺山圖》 

    記者隨“絲綢之路萬里行”車隊抵達敦煌后,專程參觀了莫高窟第61窟,這是一個相比其他洞窟較深的洞,陽光不易照進來,溫度偏低,所以洞內壁畫都保存得比較完整,在導游手電光亮的指引下,石窟西壁上的《五臺山圖》漸漸占據整個視線。“了不起”“震撼”,是導游最常聽到的游客對《五臺山圖》的直接感受,因為這幅圖不僅是莫高窟最大的全景式歷史地圖,同時也是壁畫中規模最大的山水人物圖。記者感覺,整個畫面就像是一張航拍圖。如此龐大的畫卷描繪了怎樣的場景?里面隱藏著什么故事?這些疑問將隨著采訪逐一解開。

    千年地圖指引找到唐代建筑

    70多年前的一天,在山西省五臺縣的鄉村小道上,一對青年男女坐在騾車上愁眉不展,滿面的塵土掩蓋不住他們與這山野村莊不相干的書卷氣。他們在尋找著什么。

    他們已經從早上找到黃昏,此時精力衰竭,突然,女子指著遠方,久久說不出話來。男子順著看過去,在黃昏僅有的一簇陽光下,一座斗拱的灰色屋檐在一排松樹后面露了出來。一座高大的古寺在昏暗中展現原型。寺門上一塊已經看不清顏色的匾額,上寫“大佛光寺”。

    1937626日,梁思成和林徽因,這一對現代史上令人驚艷的傳奇夫妻困頓絕望中在山西五臺山豆村發現了當時中國僅存的唐代木結構建筑——大佛光寺,而指引他們而來的是在更遠地方發現的一張“寶圖”。

    1932年到1937年,梁思成和林徽因率領考察隊頻頻走出北京,實地考察了137個縣市的1823座古建筑。可是,他們一直期望發現的一千年前的唐代木結構建筑卻從未出現過。

    梁思成偶然看到了由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在敦煌石窟實地拍攝的一本畫冊《敦煌石窟圖錄》,其中61號洞中有一幅唐代壁畫“五臺山圖”,圖中有一座叫“大佛光之寺”的廟宇引起了梁思成的注意。

    循著《敦煌石窟圖錄》的線索,梁思成和林徽因很快在北平圖書館查閱到了有關大佛光寺的資料。據五臺山《清涼山志》記載,佛光寺始建于北魏,唐武宗滅佛時被毀,僅僅12年后佛光寺重建。而被毀之前的“大佛光之寺”影像,被描繪于幾千里之外的敦煌石窟,可想而知這座寺院在唐宋時代五臺名剎中的地位。正是在這張壁畫的指引下,梁思成和林徽因決定立即前往五臺山,終于發現了現存的第一個唐代木結構建筑——大佛光寺。

    一千年前的“山西百科全書”

    敦煌,距離山西五臺山千里之遙。那里怎么會有五臺山的地圖呢?隨著敦煌莫高窟的考古發現,曾經興盛一時的五臺山佛教全貌逐漸展現在人們面前。

    根據敦煌藏經洞文物目錄統計,有關五臺山的文獻資料有70多個編號,有詩、贊、曲子、詞、行記、地理文書及經書題記等等,記載了眾多唐、五代時期山西五臺山佛教文化的情況。而在敦煌石窟中,更有唐、五代繪制的不同內容《五臺山圖》十多幅,上面繪制了當時的風土人情、地理地貌、佛教寺廟等等。其中最令人震撼、也最令人回味的是第61窟的《五臺山圖》。

    這幅繪制于五代時期的《五臺山圖》是莫高窟最大的壁畫,長13.45米、高3.42米,畫中是山西五臺山方圓八百里的山川城池,描繪了從山西太原經五臺山到河北鎮州(今河北省正定縣)周圍八百里以內的山川景色、其中寺庵蘭若及城池房宇等建筑199處、橋梁13座、佛菩薩畫像20身、僧俗人物428位、乘騎駝馬48匹、運駝13峰,是世界上罕見的古老而巨大的形象地圖,再現了1500年前五代時期五臺山佛國圣境的宗教氛圍和世俗風情畫卷。難怪梁思成第一眼看到就認為是研究古代建筑史的珍貴資料。

    記者如今再看到這幅壁畫,仍然能感受到撲面而來的熟悉氣息。壁畫的下部畫有很多城池、關隘,其中就有“河(東)道太原”(今太原南郊古城營村)“太原新店(今太原柏楊樹村附近)”“忻州定襄縣”“五臺縣”等地名。也有如“大清涼寺”“大金閣寺”“大佛光寺”等今天五臺山上仍然能見到的古剎。

    從壁畫中可以看到唐代的佛教傳說故事,也可以看到唐、五代當時的城垣、建筑、交通、地理等多個方面。從導游口中了解到,該圖還形象地描繪出當時五臺山地區的社會生活,如“靈口之店”旁畫的“杠子壓面圖”,反映出當時山西地區面食的風行。這幅壁畫不但是一幅佛家壁畫,還是一部五臺山古代建筑圖、佛教史跡圖、古代交通圖、古代山水人物圖,不愧是一部1000多年的“山西百科全書”。

    《五臺山圖》見證絲綢之路

    那么這幅圖為何會出現在千里之外的絲綢之路上,又為什么會繪制在石窟之中?

    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早在西漢(公元前206-公元8年)末年就傳入中國,到了隋唐時期(公元581- 907年),佛教已經得到發展,深入民心,并且由中國的高僧創立了中國化的宗派。今天隨處可見的佛寺石窟和名剎寺廟等,都是佛教直接或間接留下的影響和延續。特別是沿著絲綢之路留存下來的佛教石窟,著名的如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天水麥積山、大同云岡、洛陽龍門等大多融會了東西方的藝術風格和佛教精神,是絲綢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見證。唐時,五臺山成為全國佛教的“首府”,與印度的靈鷲山媲美,因此,作為佛教圣物的《五臺山圖》,為滿足廣大信眾的需要,便應運而生。

    唐朝中后期,吐蕃王朝多次向唐帝國來求《五臺山圖》,該圖由此傳入絲綢之路上的敦煌。到五代時期敦煌一帶的統治者是曹氏政權,他利用佛教安定社會,在絲綢之路這個東西方交融的古道上,建造寺廟和石窟,《五臺山圖》便成為敦煌石窟中最大的壁畫,昭示佛法。

    眾多信眾在五臺山朝拜后,就求得《五臺山圖》作為朝圣紀念帶回收藏,使得《五臺山圖》傳入西域、韓國、日本等地。而在絲綢之路上的敦煌莫高窟里的《五臺山圖》,千百年來見證了源遠流長的儒釋道交融發展與中華文明的形成過程。

    ○特寫

    本報記者獨家專訪《五臺山圖》研究者、敦煌研究院研究員、《敦煌研究》編輯部主任趙聲良

    24年前五臺山圖現“真容”

    24年前,有一個人架起梯子、拿著手電筒,獨自一人花了兩個月時間,一點兒一點兒將每一寸壁畫的內容手繪出來并做了翔實的標記……多年后,這個人成為莫高窟《五臺山圖》最權威的研究者。他就是敦煌研究院研究員、《敦煌研究》編輯部主任趙聲良。現年已到了知天命年齡的趙聲良,慢慢向記者講述了24年前自己與 《五臺山圖》“結緣”的經過。

    上世紀90年代,敦煌研究院給每個洞窟配解說和研究性的內容,當時分給趙聲良的就是61窟,此窟以文殊信仰為主題,最大的主體畫就是《五臺山圖》。由于壁畫太龐大、太復雜,趙聲良首要的工作就是描圖。五臺山圖本身高3米多,但壁畫并不在洞窟的最底層,最下面還有1.5米的屏風圖,加起來近5米高。想要繪制這樣一幅完整的圖,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時候工作條件簡陋,人員緊缺,我只能一個人去做這項工作。每天搬著‘人字梯’進洞,拿著手電筒,一點一點對應。有時候站在‘人字梯’上面看壁畫,看得太專注就忘記自己是在高空,身體也不由自主地傾斜,好幾次梯子都搖晃起來,非常危險。”趙聲良回憶說。趙聲良把壁畫上空出現的菩薩等都統計了一遍,圖中的寺院、修行場所也都找了又找。還有就是地名,他把“題記”上有的一個個找出來,每個都進行編號。前人也做過這件事,但標注不太細致。兩個多月之后,趙聲良自己手繪的一張五臺山圖終于完成了。

    有了這張“框架”圖,趙聲良開始大量翻閱史書、文獻資料,填充內容。比如圖上的地名是現在的哪里,圖中的寺院現在還能找見嗎……從1990年到1992年,趙聲良花費了三年時間研究《五臺山圖》,“越研究越覺得復雜。一方面是它牽扯到佛教,另一方面,這幅圖本身涵蓋的內容就很多。”

    1993年,趙聲良的手繪圖連同他的論文《敦煌莫高窟第61窟五臺山圖》一起發表在第四期的《敦煌研究》上。此后,在香港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等很多作品中,都用到了趙聲良的論文和手繪圖,使之成為研究《五臺山圖》的一個重要的基礎依據。

    讓趙聲良感到遺憾的是,當年發表論文的時候他并沒有來過五臺山,直到2005年才終于圓了心愿。那年他專程到五臺山考察,五臺山的恢宏和壯觀讓他感慨:“如同仙境,真是一個修行的好地方。其實《五臺山圖》里有些寺廟與現實中的寺廟位置不同,比如在東臺的移到了西臺,古代畫匠可能是為了構圖好看做了調整。”

    比起上世紀90年代進洞看到的 《五臺山圖》,趙聲良說現在壁畫的顏色已經變淡了很多,這是一個老化的過程。為了盡量保存文物,敦煌莫高窟開始數字化處理,《五臺山圖》2011年時被采集了3041張照片,然后在電腦里拼接。“我那時候要有這樣的技術,也就不用耗費那么長時間繪圖了,高科技真是好。”

本版撰文本報記者    李霈霈 

絲路沿途遍布晉商足跡 

    明代謝肇淛在《五雜俎》里描述道:“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指徽州),江北則推山右(指山西)……山右或鹽、或絲、或轉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

    可見,晉商在古代已突顯于全國各行各業,使歷朝史學家對山西經濟活動作為一種特殊現象和對山西商人作為一種特殊人才,均進行了“冰山一角”式記錄,連日本學者宮崎市定也考證認為,中國最早的商人應該是山西商人。

    在經營的刻苦性上,可以說,山西商人居全國商人之冠,晉商憑著這股精神,足跡遍及天涯。在陜西、甘肅、新疆這些古絲綢之路上的重要節點,晉商除了留下會館,如今還以商會的形式延續著“老鄉抱團”的精神,肩負著“誠信”的經營理念和傳播重任。

    陜西晉商商會常務副會長姚劍鋒

    民國23年祖父遠走西安創業

    古時,陸上絲綢之路以西漢都城長安(在我國現在的陜西省境內)為起點,是一條東方與西方之間經濟、政治、文化進行交流的主要道路。今日,隨著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進一步實施,陜西再次面臨著難得的發展機遇。陜西山西毗鄰而居,黃河天險、秦晉大峽谷從未能阻隔秦晉之好,歷史厚重、物資豐饒的陜西境內也從來不乏山西商人的身影。

    姚劍鋒是陜西省晉商商會常務副會長,祖籍山西運城市臨猗縣。早在民國23年,姚劍鋒的祖父就打點著全部家當“一副扁擔、一桿秤、一面鑼”,去西安討生活了。“據奶奶講,剛開始祖父就挑著擔在街上賣些鹽、酒、醋等生活用品,后來發展到在西安最繁茂的鐘樓南大街坐擁六間商鋪,并創立了我們自己的字號‘志德恒’。”姚劍鋒笑言自己的經商基因是祖傳的,“我從小是跟著奶奶長大的,打從會說話起,奶奶就教我認數,要知道祖父之所以能創下一些家業,精明能干的奶奶可是頭號功臣啊,我是還沒認字就會打算盤的人。”

    但祖上的產業在父親那一輩中斷了。經歷過戰爭的特殊年代后,姚家的產業一切歸零,父親踏踏實實當了一輩子公務員,再沒涉商。父親對子女的教育原則上是將來干什么都不干涉,但一要守法,二要靠自己奮斗。

    姚劍鋒打小調皮搗蛋,不愛學習,還好這方面家里人并沒有給他太多的壓力。技校畢業后他開過出租車,進工廠當過工人,還在私營企業打過工。1995年,西安房地產市場剛剛起步,姚劍鋒看準時機開始自己創業。他“挖土”起家,建起了自己的基礎施工隊,很快淘到了人生第一桶金。1998年,他注冊成立了第一家房地產企業,從此生意做得風生水起。幾年前,姚劍鋒又在公司旗下開了一家典當行,名字特意沿用了祖上的老字號“志德恒”,從某種意義上說,也算是對祖業的復興吧。

    “人越老,鄉情越濃厚。2003年,父親退二線后,總想著要為在陜西的山西老鄉們做點事情。他看到很多外省商會做得不錯,就多方奔走籌措,斷斷續續歷時五年,終于在2008年,參與促成了‘陜西晉商商會’的正式成立。至今,他老人家還是商會的名譽會會長呢。”提起老爺子,姚劍鋒滿是敬佩,“我事業做大后,父親最常說的話就是要為社會多做貢獻,要為家鄉父老多做善事。所以商會成立后,老鄉企業家們除了加強聯系共同發展外,做公益事業也成了商會的重要職能之一。僅每年給晉陜兩地貧困人群捐款就達數百萬元。”

    如今,姚劍鋒全家老小都在西安生活,但每年清明他是一定要回老家臨猗上墳的。“咱的根在這兒,無論走到哪兒都不能忘。”

本報記者 賈麗

    甘肅晉商商會會長寧楊鎖

    古稀之年依舊是領軍人物

    721日,記者隨“絲綢之路萬里行”車隊抵達蘭州,得知記者第二天就要趕往武威,甘肅晉商商業聯合會秘書長閆巨川緊急聚攏人馬,在短短幾個小時內就安排好一場小型見面會。甘肅晉商的領袖人物、72歲的萬榮人寧楊鎖會長親自出面,歡迎小老鄉的到來:“吃飯沒有?到了自家就別客氣!”

    據記者了解,甘肅晉商商業聯合會是我省在外的商人最早成立的一家省級商會,已經走過11年,在全國商會中享有較高的聲譽。為聯絡在隴晉商,協調各方關系,老會長寧楊鎖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精力,從最初十幾個人,發展到現在超過700人。在商會辦公室的陽臺上,堆滿了榮譽牌匾。

    寧楊鎖19428月出生在山西省萬榮縣一個農民家中,“我小時候種過地,上中學時趕車拉東西,一天的工錢是四毛錢。”1966年從華北工學院化學系畢業后,曾在山西省政府工作。1972年來到蘭州,先后在中科院蘭州化學物理研究所、兵器部214研究所等4家科研單位工作。1990年,下海創建甘肅寧氏實業有限責任公司。說他是企業家,分量有點過輕,7620高能炸藥就是他發明的,此項科研成果曾獲國家級科技成果獎。學者和企業家融為一體的寧楊鎖,也就自然地把社會責任和企業前途連在了一起。

    自古以來,蘭州就是山西人外出經商的一大重鎮。由于地理原因,晉北人多往內蒙古、東北方向去,晉南人則多往西安、蘭州方向。“在我們商會所有會員中,運城人的比例超過1/5。從行業分布來看,運城人在蘭州多從事礦山、汽車營銷、五交化、百貨、房產建筑、制式服裝等行業。你走在蘭州街頭,看見的軍人、警察所穿的制服大部分都是運城人提供的。而在玻璃器皿行業,80%以上的產值都是聞喜人創造的。可以說,蘭州人的吃穿住行都離不開運城人,處處都有運城人的痕跡。”寧楊鎖表情不多,但可以感覺到他話里透著自豪。

    商會自成立開始就確立、明確了一大任務——傳承和弘揚晉商優秀的傳統文化。“先輩聲名傳天下,后來興起望吾曹”,寧楊鎖引用李鴻章的話對記者道明了其中的深意。在老會長的心中,先輩晉商成功的基本經驗就是“誠信為本”,“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據了解,老會長正在綢繆一件大事:“集合當地晉商的力量,建一個面積龐大的文化創新園,里面有山西名人傳說、土特產……”

本報記者    李霈霈

    新疆和田山西商會會長趙興柱

    “南疆的駿棗柳林的苗”

    新疆是全國聞名的瓜果之鄉,一首民謠“吐魯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庫爾勒的香梨人人夸,葉城的石榴頂呱呱”道出了新疆有名的四種瓜果。但如今,很多人還不知道,南疆的駿棗也可和“四大名果”相媲美了,而更加鮮為人知的是,南疆的駿棗苗大多引進山西柳林。

    趙興柱是山西臨縣人,臨縣位于晉西北,屬于典型的黃土高原地區,境內溝壑縱橫,號稱“中國紅棗之鄉”,獨特的地理環境使得臨縣紅棗具有產量大、品種全、品質高的特點,聞名一方。1983年,年僅15歲的趙興柱就開始幫著父親往新疆販紅棗了。風吹日曬奔波數年后,趙興柱還有了自己的運輸大車,眼看著日子已經奔小康了,但1993年,中國北方突遭暴雨,剛收上來的一車皮紅棗運不出,生生發了霉,爛在了自己手里。那次天災,趙興柱幾乎賠得傾家蕩產。屋漏偏逢連陰雨,第二年冬天,弟弟駕駛大車在運輸路上遭遇車禍,人救下來了,但車幾乎全毀,這次事故又讓趙興柱負債累累。

    好在新疆還有親戚,1996年,趙興柱跟別人借了400元錢,只身一人赴疆投奔親戚。剛開始在親戚的玉器店里幫忙,掙的錢僅夠糊口。偶然一次,他看到市場上有賣新疆棗的,零售才一塊九毛錢一斤,口感還不比家鄉的棗差。要知道當時在老家一斤棗也得賣到八九塊錢。他又萌生了販棗的念頭。他立刻叫家鄉的姐夫寄了7000塊錢過來,跑到附近果園考察,而后一口氣承包下三個果園的紅棗。趙興柱是種植棗的行家,他仔細查看了南疆棗的長勢后,通知棗農推遲45天,過了寒露再打棗。果然,推遲打下的棗更大更甜,要比原先的好上數倍。這筆買賣做完,趙興柱不但還清了姐夫本錢,還掙了十來萬塊錢。

    后來,他又專程去老家請來種植專家赴疆講課、考察,在柳林買了不少駿棗苗運到南疆種植,柳林的棗苗南疆的水土,產出棗皮紅肉大,口感極佳,比柳林的棗更好賣。

    如今,趙興柱早已在南疆成立了一家集紅棗育苗、種植、收購、加工、銷售于一體的綜合性生產企業,承包了7500畝(掛果的已有4500畝)地種棗,公司生產的“興翔”和“塔和玉”牌紅棗村聞名全國,他還帶動老家人致富,如今村里大半青壯年勞力都去新疆投奔他種棗了。

本報記者    賈麗

    ○鏈接

    2003年,甘肅晉商商業聯合會成立。據不完全統計,近年來,該商會企業為甘肅省繳納稅費、公益事業、扶貧事業捐贈、解決就業支出約兩億多元。

    2008426日,陜西省晉商商會掛牌成立。目前商會有160余家大中型知名企業,涉及制造加工,建筑建材,房產物流,投資金融,旅游餐飲,信息咨詢,電子科技,教育培訓等多個行業和領域。陜西省晉商商會在秦晉兩省政府的領導和支持下,積極發揮商會的橋梁紐帶作用,累計引進省際合作項目資金超過600億元。此外,商會還積極引導會員企業再投資,每年投資額都不少于10億元,促進了秦晉經濟交流與合作。

    2008828日,新疆山西商會在烏魯木齊市掛牌成立,現擁有130余家會員單位,從業涉及煤炭、能源化工、房地產開發、酒店、建筑裝飾、汽配、五金機電、石油、林果種植、養殖等各行各業。商會成立幾年來,密切晉新兩省區和兩省企業與政府、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積極組織在疆山西企業充分發揮綜合和群體優勢,為西部大開發助力不少。 

三晉文化浸潤絲綢之路 

    晉商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也是一個讓人敬佩的群體。在沒有汽車、火車等現代交通工具的年代,他們邁著雙腳,丈量著從山西到西北的廣袤大地,并最終在人地生疏的西北落地生根,把生意慢慢地做大。“它深深地影響了絲路,尤其是河西走廊的商業、文化,以及當地人的價值觀、民俗等。”甘肅省張掖市社科聯副主席、市委黨校調研員、副教授任積泉對記者說。

    而在著名文化學者肖云儒(中國西部文學、電影、文化理論的開創者,散文寫作要“形散神不散”論點的提出者,陜西省文聯副主席)看來,漢唐是絲路的開辟和啟動期,但是到了明代絲路曾經一度冷落,“而明清時期的晉商成為絲路上一支重要的力量,以比較成熟、智慧和規范的商業操作體系引進了西部。”

    近日,本報記者隨“絲綢之路萬里行”車隊在沿途采訪中,了解到山西商人對絲綢之路的影響之巨,可能超過了很多人的預想。

    【商業影響】

    街道以貿易類型分晉商思維影響深遠

    要說山西商人與絲綢之路的關系,離不開河西走廊,這是歷代中國東部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絲綢之路是張騫開辟的,那時候河西走廊的北部是匈奴的地盤,不可能經過,南部是青藏高原,地理不同且是未開化地區,所以中原想要溝通西域只能通過河西走廊。漢唐以來,河西走廊成為“絲綢之路”的一部分,地域上包括甘肅省的河西五市:武威(古稱涼州)、張掖(甘州)、金昌、酒泉(肅州)以及嘉峪關。

    晉商是如何到這里來做生意的?以河西走廊中的張掖為例,元朝建立后,把全國13個省中一個省的省會設在張掖,使該地變成一個軍事中心和后勤補給基地,主要面對兩個方向:一個是向內蒙古的額濟納旗、阿右旗、呼和浩特等地進行糧食補給和軍事威懾;另一個就是向新疆的奇臺、哈密、吐魯番和烏魯木齊這些地方進行補給和威懾。把張掖變成一個中心,這個中心的標志一個是軍隊,另一個就是糧食、茶葉集散地。

    “明朝初年,晉商隨著軍隊過來做生意。但一開始,朝廷有禁令,不允許商人跟軍隊打交道、做買賣。后來禁令解除后,晉商首先蜂擁而至。”張掖社科聯副主席任積泉介紹,晉商最初從山西帶到張掖的最有標志性的產品,是老百姓做飯用的鐵鍋,然后才將河南的土布、四川的茶葉、江南一帶的絲綢陸續運過來。

    晉商在當地做買賣的模式非常有意思:張掖城中心以鐘鼓樓為圓心,有東西南北四條大街,晉商首次對貿易進行了一個分類——東街,主要做糧食和煤炭生意;西街,是蔬菜買賣;北街,賣建筑材料、吃的油和麻渣(亞麻、芝麻等種子榨油后留下的渣滓);南街,主要搞一些批發,還賣雜糧。“晉商的這種分類習慣可不得了,一下從明朝延續到民國末年,大概有400多年。”張掖社科聯副主席任積泉告訴記者,到了民國末年,晉商在張掖有名的商號竟然達到44家,最有名的有“同樹永”“同泉涌”……晉商當時的成功源于晉商在服務業的創新思維為張掖、河西走廊甚至絲綢之路帶來了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

    【文化影響】

    國內現存最古老戲班,底子是蒲劇班

    戲曲

    蒲劇、秦腔結合,誕生中國現存最古老的戲班子

    甘肅省張掖市的高臺縣,有個叫“樂善忠義班”的戲班子,已經有600多年的歷史,目前仍然存活,戲班子最初的班底居然是山西的蒲劇班。

    這里面還有一段小故事。明朝初年洪武二年,明朝大將馮勝西征,征討勝利后就待在此地。書上記載“鑼鼓戲弦他都有”,當年馮勝的軍隊里帶著戲班子,就是山西的蒲劇班,時間久了,蒲劇班與當地唱秦腔的戲班子一拍即合,成立了一個“高臺樂善忠義班”。

    山西蒲州班子志里有對這個樂善忠義班的記載,據說其有600多年的歷史,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戲班子。當地人告訴記者,該戲班目前在張掖市高臺縣的宣化鎮一個叫樂二村的地方。樂二村原來叫樂善村,所以戲班子叫樂善忠義班,而“忠義”二字,是與關羽的忠義緊密結合的。

    “山西的戲就這樣被保留下來,每年農歷五月十三,是關公磨大刀的日子,當地人一定會唱一臺戲來紀念,這個習慣一直延續到現在。今年也是如此,五月十三是農民最忙的時候,但戲班依然湊起來,演了一天一夜的戲,演的就是‘出武關’。”張掖社科聯副主席任積泉親自去考察過好幾回。

    據《隴上晉韻》這本書記載,山西人在甘肅經商的幫會主要分為上府幫、南路幫、絳太幫三大幫,尤以絳太幫為最(絳是指絳州,今運城地區新絳縣;太是指今臨汾地區襄汾縣,原名太平縣,后與襄陵縣合并為襄汾縣)。而今,甘肅當地人仍喜歡吃山西羊雜碎泡饃,許多老蘭州人依然記得解放前蒲劇演出時紅火熱鬧的情景,不僅甘肅,陜西、河北、內蒙、青海等地也受山西戲曲的影響頗深。

    價值觀

    晉商要誠信、講義氣

    一個存活了600多年的戲班子,留下的絕不僅僅只有戲曲,它的演出的范圍和晉商的影響力是一致的。

    絲綢之路上的戲班子,每年要演出9個月,而且一直從河西走廊演到新疆。只要是文化所能到達的地方,戲班子都去了,演的就是包公戲、三國戲,它傳播的價值觀念跟商人的經商理念相一致,就是誠信、講義氣。“商人在前面做生意,戲班子在后面傳播價值觀。”在張掖社科聯副主席任積泉的記憶中,“樂善忠義班”以前有一副對聯,就很典型地反映了這一點。上聯是:別善惡辨忠奸,百代文章全在此;下聯是:載治亂治興衰,千古事業若親目;橫批:海市蜃樓。

    除了戲曲,山西會館也很巧妙地把晉商經商的商業文化和關公廟結合到一起。“無論戲曲唱詞還是做事經商,都繼承下來了,這就好像關公坐在那里監督大家一樣。”任積泉感慨地說,晉商的影響不只是張掖,整個河西走廊的人文背景和自然地理狀況都是基本相似的,這個影響綿延到了整個漫漫絲路。

    【民俗影響】

    晉中社火在河西走廊很紅火

    有民俗專家考證,山西晉中民間社火活動發起由來已久。史料記載,山西晉中社火源于秦漢百戲,發展于唐,盛行于宋。豐富于明清,形式多樣,精彩紛呈,成為中國社火文化的典型代表,2007年被中國民協授予“中國社火之鄉”的稱號。而記者在絲綢之路的沿途采訪中發現,晉中社火在河西走廊一帶相當盛行,尤其是鐵棍、背棍、高抬等表演項目延用至今。

    據當地人告訴記者,每逢春節、元宵節,當地都有秧歌、鑼鼓、舞獅等表演,尤其是“鐵芯子”,就是把小孩子抬在肩膀上的演出,在張掖市高臺縣等地的社火中,還完全復制的是山西的社火。

    此外,山西的“九曲黃河燈陣”在當地也非常有名。“我們這邊沒有黃河,很多人見都沒見過,但在張掖的高臺縣宣化鎮、甘州區的堿攤鎮等不同地方,每年都有大型的燈陣表演,其中就有九曲黃河燈陣,用宮燈擺起來像迷魂陣一樣。”當地老人說。

    任積泉告訴記者,他去新疆考察過多次,秦腔、山西民歌都傳過去了,“我們這個地方的人,早已認為自己是山西人的后裔,飲食習慣以面為主,喜歡吃醋、小米飯和饃饃。”

    ○對話文化學者

    明清時期的絲路晉商有錢有文化了不得

    晉商駝道西北線最后經河西走廊到西域,與古絲綢之路匯合。在所有的絲路駝隊中,晉商是被公認的比較富裕和有文化的一支團隊。著名文化學者肖云儒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首次對晉商對明清時期的絲路影響進行了分析。

    肖云儒說,漢唐的絲綢之路有文字記載,但其物質形態化的存在都已經成為遺跡和廢墟,比如沿途看到的高昌故城、交河古城等等,而且這些遺跡當年不是專門為商貿所用,而是政治與商貿一體的存在。“但是明清以后晉商在絲路上的形態化的東西依然活著,那就是會館。而且當時的會館是專門的商貿用途,促使商業貿易的分工更細、操作體系更加系統化和成熟化。”

    曾多次重走絲綢之路,肖云儒總結道:“漢唐是絲路的開辟和啟動期,但到了明代絲路曾經一度冷落,而明清時期的晉商成為絲路上一支重要的力量,而且以比較成熟、智慧和規范的商業操作體系引進了西部。”不過,他也遺憾地表示,“在重道輕器、重農輕商的那個時期的中國,還不足以使得山西商幫能夠運用他們的商貿活動,去影響國家的頂層設計。這是一個歷史的局限,不是山西商幫的,是民族文化的局限。”

本報記者    李霈霈 

絲綢之路融入山西歷史 

    幾千年前山西商人的駝鈴聲,似乎還回響在絲綢之路上。

    這是一條不能被人們遺忘的商路,更是一條傳播世界文明、溝通東西方、民族文化融合之路。山西商人從這條路上去了西域乃至更遠的國家,春去秋回,他們又將那時發達的西域文明帶回了山西。而山西只是一個站點,西域文明與華夏文明融合之后,又進而影響到了整個中原。

    這些影響小到我們餐桌上常見的蔬菜瓜果,有黃瓜、菠菜、胡蘿卜、胡椒、葡萄、石榴、核桃、哈密瓜等,大到文化、建筑、音樂的浸潤和交流。

    時間換空間。古人用幾十年、幾百年甚至上千年時間,從絲綢之路上一點點帶回的文化、文明,有如“潤物細無聲”的小雨,慢慢滲透進我們的民族骨髓,直到今天,還在影響著我們的生活。

    1999年春夏之交,太原市南郊王郭村村民一次偶然的挖掘,誕生了一個重大的考古新發現——虞弘墓。墓內出土的漢白玉石槨、彩繪浮雕和石雕樂俑,其濃厚的異域風情,鮮明的文化特色——在華夏文明的中心區域,出現了難以釋讀的外來藝術,這充分說明山西在北朝到隋唐時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熱點地區。

    此次出土的漢白玉石槨上,雕刻圖案中的人物服飾、器皿、樂器、舞蹈內容以及花草樹木,都取材于波斯和中亞諸國,有些畫面有明顯的祆教內容,而宴飲圖、樂舞圖、狩獵圖、出行圖等,則表現了當時社會豐富的生活內容,洋溢著中亞濃烈的民族氣息,反映了墓主人的民族、宗教習俗和薩珊文化特色。

    墓主人姓虞名弘,西域魚國人,在北朝時執掌祆寺及西域諸國事務,卒于并州(今太原),隋開皇十三年(公元592年)石槨殮葬。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研究員常一民說,“這是西域文化深入山西的一個有力例證。”

    那么,進入山西并影響山西的西域文化究竟有哪些呢?

    云岡石窟:被漢化了的西域文明

    提到絲綢之路,很多人可能想到最多的是一些物資的傳播,但事實上,文化的傳播也是非常豐富的。

    魏晉南北朝時期,新疆龜茲石窟、佛教題材的壁畫,對山西的影響都比較大。大同云岡石窟里的一些大型雕塑及佛教壁畫、太原天龍山大佛等等,都是絲綢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見證,是受西域文化影響的實物論據。

    佛教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早在西漢(公元前206220年)末年就傳入中國。據推測,佛教由印度經絲綢之路傳到新疆克孜爾,再到甘肅敦煌,然后傳入中國內地。

    張掖社科聯副主席任積泉說,河西走廊,尤其是張掖這個地方,被稱之為佛教向中原傳播的首站。西域的佛教在河西走廊被漢化以后,一路沿著敦煌、酒泉、張掖、武威,向中原地區傳播。其漢化過程包括把佛教的佛經翻譯成漢文字,用儒家的思想觀念翻譯過來再去傳播,把比較形象的雕塑和壁畫漢化掉,比如印度、新疆境內的人像雕塑都是高鼻深目、穿著大氅,但從龜茲傳過來到了敦煌、張掖、武威之后,人的樣子都被漢化了,大同云岡石窟就能看出,佛像也被漢化了。

    云岡石窟形象地記錄了印度及中亞佛教藝術向中國佛教藝術發展的歷史軌跡,反映出佛教造像在中國逐漸被民族化的過程。敦煌莫高窟、龍門石窟中的北魏時期造像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云岡石窟的影響。據說大同云岡石窟開鑿的時候,北魏滅掉了北涼——河西走廊上最后一個國家。歷史記載,北魏帶了3000多支弓箭(用來開鑿石窟),去了平城(今大同)繼續開鑿。十幾年后,北魏都城從平城南遷到河南洛陽,洛陽的龍門石窟就是這些人的后代建造的。

    龜茲樂:助力隋唐音樂繁榮

    任積泉說,龜茲音樂是印度音樂和西域音樂結合的音樂,曾經風靡西域,對中原音樂影響很大。

    十六國時期后涼國的建立者,呂光,本是前秦的大將。淝水之戰前夕,他奉命征討西域,降服了龜茲等國。他帶著俘虜的西域歌姬、駱駝回中原,剛走到敦煌,就得知前秦被滅,回不去了。他的10萬軍隊,一部分是來自山西、陜西的士兵,還有一部分是龜茲人,帶著這些人,呂光在敦煌割據稱王。但他很思念中原,可又舍不得西域,更舍不得在河西走廊得到的戰利品,于是他把中原、西域、河西走廊三個地方的音樂、舞蹈糅合在了一起,比如將龜茲音樂中的伎樂留下來,還把一種叫西涼之聲的音樂也保留下來。史書上將其稱為,“變龜茲聲為之”,創立出來一種新的音樂,叫西涼樂。

    前涼、后涼、南涼、北涼、西涼——河西走廊上的五涼,一共存在了50年的時間。而在中原這邊,正是南北朝時期的北魏政權。

    北魏滅北涼后,直接將其音樂帶回山西,又夾雜糅合了鮮卑族民族音樂。到了隋唐,又將其繼承下來。因此,這種西涼樂對整個中國音樂的影響是長遠的,與隋唐時期音樂、歌舞文化的繁榮是分不開的。著名戲劇表演藝術家歐陽予倩在其主編的《唐代舞蹈》一書中說,“西涼是與東晉對峙的北方十六國之一,位于現今甘肅西北部,是中原通西域的交通要道,先后有漢、鮮卑、匈奴、氐各種民族的統治者占領過這個地區。……西涼樂中雖有龜茲樂的成分,也有中原一帶漢族樂舞的成分,但主要仍然是具有西涼地區特色的樂舞。

    而今,在山西云岡石窟的壁畫里,還存有演奏西涼樂的情景。而山西的蒲劇、晉劇演奏的音樂,和秦腔也有不少相似之處,而秦腔中就有西涼樂的成分。如此看來,我們的戲曲文化中也包含了西域文明。

    獅子:踩著絲綢之路來到我們身邊

    山西社火歷史久遠,起源于秦漢,發展于唐,盛行于宋,到了明清時期已是十分紅火。山西人又把社火稱為“鬧紅火”。社火節的活動內容豐富多彩,其中最直接的原因便是晉商的崛起。所以,很多地方也將社火稱為“晉商社火”。

    社火表演上,舞獅子是人們非常喜愛的,到現在,一些酒店、大型建筑物門口還喜歡蹾兩個石獅子,但很少有人注意,咱中原不生產獅子,這獅子是從哪兒來的?

    來自西域。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西域羌人就將獅子帶到關內,中原人稱其為西域獅。獅子的威武征服了中原人,能工巧匠雕塑它的剽悍,歌舞藝人創造了獅子樂舞,但最終卻因為氣候等原因,西域獅沒有在中原存活下來,只在一些古籍中有所記載,將它作為一種祥瑞的仁義神獸,演繹了不少美妙神奇的故事。

    常一民告訴記者,“從漢代開始,西域已經向中原地區貢獻獅子了。”的確,直到東漢章和元年,阿姆河流域的安息國、月氏國派遣使者進獻獅子到洛陽,我國才有了“獅”的記載。據說西域人將馴養的獅子拴在門前,可能是因為它有“戀家守戶”的本領。在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中,就出土了守在墓道口的泥塑獅子,體現了獅與主人之間深厚的感情。

    獅子走過絲綢之路,來到中原后,被雕成石像,蹾在了人們的家門口,在歡慶新年的時候,作為一種祥瑞的存在,被人們舞動在街頭,這不得不讓人慨嘆,絲綢之路對于今人影響之深遠。

    與文章開頭的虞弘墓遙相呼應的是徐顯秀墓,它是絲綢之路對山西存在影響的又一例證。它于200210月在太原市迎澤區郝莊鄉王家峰村東“王墓坡”出土。

    墓主徐顯秀,生前為北齊太尉、武安王。公元571年死于晉陽城內(今太原)的府第中。墓內壁畫中的人物高鼻深目、輪廓分明,他們演奏的樂器五弦、曲項琵琶等都屬于西域樂器,壁畫色彩的暈染手法也不是中原舊有的繪畫傳統,而是北齊新出現的文化因素。據文獻記載,最早對中國畫家產生影響的是印度的暈染法。從公元4世紀起,這種畫法開始運用于西域的石窟壁畫中,并成為西域流行的人物畫法。

    而在墓中,人們還發現了一枚嵌藍寶石的金戒指。這枚戒指由黃金戒托、指環與藍寶石戒面組成,指環為一對獅形動物,張開大口,咬住蘑菇狀的戒托,盤座飾一圈聯珠紋,內嵌藍色寶石,寶石戒面陰刻一個頭戴面具、手持法物的人。專家認定,這個戒指應該出自中亞或西亞,甚至地中海地區。

    如果說虞弘墓展示了山西曾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熱點區域,那么徐顯秀墓則體現出,中原地區尤其是太原人已經有意識地在使用西域物品,他們的生活中,西域文化、文明的滲透、影響已經很深了。現在,太原地區還流傳著一個詞“并州胡”,所謂胡,既指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也指來自西域乃至中亞的栗特人。晉陽,也就是太原,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進程,與西域、中亞緣分不淺、淵源甚深。

本報記者    王曉娟 

絲綢之路經濟帶對山西的意義 

    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與國外貿易往來的重要通道,而如今面對“絲綢之路經濟帶”這條世界上最長、最具發展潛力的經濟大走廊,山西也在抓住機遇,積極參與。2013年,在太原召開了山西融入絲綢之路經濟帶座談會。201471日,大西高鐵(太原至西安段)建成通車,更為把山西與絲綢之路連結起來奠定了重要的基礎。那么它對山西有哪些積極的影響呢,來聽聽各界人士的看法。

    【權威聲音】

    大西鐵路山西的發展加速路

    采訪對象:山西省改革和發展委員會交通運輸處陳耳東 處長

    對于山西老百姓來說,這個夏天的一件大事就是大西客運專線通車了。大西客運專線的建成通車將山西同西部省市的時空距離大大縮短,運行時間也大大縮短,使人們的出行更加方便快捷,同時也將山西和絲綢之路經濟帶聯系起來。目前,國家重興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開發,傳統意義上的絲綢之路的起點是古都西安,而大西客運專線從大同開始,落腳點恰是西安,正好把絲綢之路的延伸線拉進山西,這是對山西的重要利好。

    一些省內經濟專家認為,目前一些客運鐵路網將山西、陜西兩省及華北、華中、西北、西南各省市連接起來,為促進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強大助力。其中,大西客運專線到達西安后,再經由隴海線、蘭新線向西可以融入絲綢之路經濟帶,向東可以融入環渤海經濟帶,其聯通東西、連接南北的“中心”作用,將壯大沿線城市旅游產業規模,對山西所產生的綜合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不可估量。“這是一條老百姓的便利路,從速度上來說,過去我們從太原到西安是十幾個小時,現在三個小時,以前我們去山西省最遠的運城市,坐所謂的子彈頭也得五個小時,而現在去運城只需要兩個小時。另外我們整個大西客運專線是縣縣設站,所經過的每個縣都設站,是目前全國客運設站密度最高的一條鐵路線,所以老百姓出行就非常地方便快捷。衣食住行中‘行’的改善,對老百姓生活而言是一個極大的利好因素。”山西省改革和發展委員會交通運輸處處長陳耳東說。“它也是我們山西的發展加速路,它所經過的地方是山西人口密度最高、城鎮密度最高、經濟總量所占比例最大的一個地區,也是歷來山西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所以這條客運專線是具有標志性的專線,它把我省的交通提升到一個新的高鐵時代,同時也把山西這些最發達地區的基礎設施提高到一個新水平。大西客運專線的建設會加速物流、人流、資金流的發展,肯定會加快我們山西的城鎮化建設,加快我們經濟發展的速度。”陳耳東說,“而且大西客運專線開通以后,這條線還將和石太客運專線、太中銀鐵路、隴海客運專線、西成客運專線形成一個區域的客運鐵路網,對于山西的意義非常大。”

    此外,大西客運專線的開通對山西沿線的旅游業起到了比較大的推動作用。不僅進一步拉近了山西省內及周邊各省、市的旅游市場距離,也為游客出行提供了一種舒適的出行方式,對于促進沿線各地旅游業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對此,陳耳東特別指出,“大西客運專線還是一條旅游黃金路,因為僅從太原到西安沿線就分布著數不勝數的,而且是特別精品的旅游景點,如喬家大院、平遙古城、丁村遺址、洪洞大槐樹、關公故里等,再到陜西那邊,比如華山,整個沿線分布的景點不僅數量多,而且都是精品,主要以人文景點為主。大西高鐵就像一條金線一樣密切地把這些精品都串了起來,因此我們晉陜兩省可以續寫‘秦晉之好’,共同籌劃雙方的旅游開發,把它打造成全國最有吸引力的旅游黃金走廊。”

    【學者觀點】

    搭上新路,把山西制造向外推廣

    采訪對象:山西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經濟學研究室梁紅巖 主任

    眾所周知,絲綢之路首先是一個地理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歷史的概念。但現在國家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卻是一個基于地理和歷史問題上的新突破。所謂新突破就是我們不只是簡單地恢復歷史上的一個絲綢之路,而是中國整體經濟大戰略的轉變,之前三十多年我國的對外開放基本上依賴于國外發達國家的市場,但是今天我們已經成為世界經濟體第二大國,因此我們再也不能被動地按著發達國家既定的經濟秩序來走,我們要主動引領經濟趨勢、整合世界市場,至少要影響世界市場,靠自己的經濟和文化來影響世界。

    梁紅巖主任說:“對于我們山西來講,如果單純從地理和歷史角度來說,絲綢之路似乎和我們山西聯系不起來。因為歷史上的絲綢之路并沒有經過我們山西,可是沒有經過并不代表我們山西歷史上沒有享受和利用這個機遇,其實山西參與的也很多。比如說晉商,明清時期他們在全國是首屈一指的商幫,可以說東亞、非洲、歐洲都有我們晉商的足跡,也有很多的晉商通過新疆到中亞、歐洲這些國家,包括英國、俄羅斯、非洲。他們享受的很多東西,比如茶葉、絲綢、陶瓷,大部分都是咱們山西商人送過去的。”他還特別強調,雖然絲綢之路在地理上是固定的一條路,但是并不是誰守在路邊誰就能利用,我們也可以最大程度地參與到這條經濟帶的建設中去。

    梁紅巖表示,我們現在重建絲綢之路,不可能僅僅靠傳統的人走馬拉,因此交通建設就很重要。而高鐵建設就成為絲綢之路一個新的載體,有了它就能更快地出行、運輸。大西高鐵的開通,作為一個橋梁和紐帶,將山西同絲綢之路連接了起來。通過這條鐵路和太中銀鐵路,東部的京津冀等地區可以通過山西快速到達西部各省,我們可以充分發揮交通樞紐和物流周轉的作用,東部的環渤海地區,京津冀,包括山東半島,他們的好多物資流通都可以通過大西高鐵直接運輸到絲綢之路上去。山西作為一個中轉港將能帶來很多新的機遇。

    要抓住這個機遇,咱們山西應該怎么做?“我覺得首先應該知道山西能夠給他們提供什么樣的產品。當然前提是我們要了解這些地方的文化,要和當地的風俗習慣、信仰、生活方式等結合起來,應該好好學習這些國家的語言、宗教、文化、歷史、民俗風情以及市場需求。不了解這些肯定不行。阿拉伯國家雖然現在很富裕,但是除了有石油以外,其他東西都得通過外部購買。如果我們了解了這些國家的人需要什么,并利用絲綢之路經濟帶把我們山西的產品運輸出去,我們的經濟將會有一個更好的發展。”梁紅巖說。

    至于山西可以通過絲綢之路經濟帶向外推廣哪些特色產品,梁紅巖分析到,山西有些東西可以大力發展走出去,比如太原的不銹鋼、平遙的漆器、各種銀制品等,通過新絲綢之路出口到西亞一些國家,讓他們在使用這些東西的同時又欣賞到我們的藝術,同時還拉近了雙方的感情和關系。還有一些土特產,像核桃、紅棗等各種干果、蕎麥雜糧、平遙的牛肉、朔州雁北的羊肉羊皮都是非常有名的。此外,我們的沙棘汁飲料如果可以做得符合他們的飲食口味,那可能不比可口可樂的市場小。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對于我們來說是一個機會,我們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把我們的產品設計成適合那些國家的產品。

本報記者    劉巍    見習記者    南麗江    實習生    馮婷婷

 

文來源:山西晚報;本文作者:

太原道制作 http://www.37165144.com ( 2014-08-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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