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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訪京郊山西移民村落

 

 

 

 

 

  一串地名揭開移民傳奇

    北京市大興區有條河叫鳳河,相傳是供帝后妃子垂釣的河,所以叫鳳河。鳳河長約50里,在大興流經5個鄉,兩岸星羅棋布數十個村莊,沿河邊一路走去,能看到村子里成排的平房,以及連接各村并不太寬卻很平整的道路,完全是北方普通農村的樣子,并沒有什么出奇之處。

    奇怪的是村名。

    從青云店鎮的石州營村開始,包括長子營鎮,、采育鎮,一直到鳳河營鎮,細心的人會發現很多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莊,幾乎小二十個,諸如孝義營、霍州營、解州營、潞城營、黎城營、沁水營等等,不一而足,而不以山西地名命名單以“營”說的村莊,更是不可勝數,當地有兩句俗諺,一是說,“五臺八廟七十二連營”,另一句是說,“山西多少縣,大興多少營”,稍顯夸張,但也部分符合事實。

    地名的命名素來不會隨意,總有其地理或歷史的原因,這么多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莊,說和山西沒有關系,那是說不通的。當地人都說,他們都是明朝山西移民的后代,先祖遷徙至此,為解鄉思,為志故土,就將所居之地以家鄉名字命名。“問我老家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這句民諺在當地也是廣為人知,婦孺老幼也能說得出來。長子營鎮白廟村80歲老人賈朝恩更言之鑿鑿,先祖是“永樂癸未年”從山西前來的。

    賈朝恩老人的話,他祖祖輩輩也都是這么說的,考諸正史,也有佐證。

    永樂是明成祖朱棣的年號,癸未年是永樂元年,按公元紀年則為1403年。這一年最重要的事,自然是永樂改元——明成祖朱棣經過四年鏖戰,取得了史稱“靖難之役”的勝利,終于篡逆了他侄子的江山——成為中國歷史上又一個盛世的開端。

    不過,當時的人所能看到的,只是一個滿目瘡痍的帝國。四年的戰火,打斷了明初以來的休養生息過程,中原、華北、華東又出現了“白骨露于野,千里無人煙”的悲慘景象,尤其是北京地區,作為朱棣的龍興之地,所以也是靖難之役開始南京建文政權重點打擊的區域,兵燹之害尤其嚴重。據有些記載表明,相較于元末,北京地區人口下降了一半還多。

    永樂元年,朱棣將北平改為北京,稱“行在”(皇帝行鑾駐蹕的所在),亦稱順天府,與應天府南京規格對等,就此拉開了遷都的序幕。

    遷都北京,是朱棣即位后第一件大事,從他個人來講,他受封燕王、就藩北京二十多年,對這兒感情深厚,且勢力根深蒂固,遠非南京可比;從國家的層面來說,王朝的威脅主要來自北部邊疆,遷都北京,“天子守國門”后,能夠方便有效地調配整個國家的軍事和經濟資源,保障帝國的安全。而遷都的第一步,就是用移民以充實北京。

    在改元前一年,即洪武三十五年(也是建文四年,朱棣為抹煞建文帝的影響,將建文在位的四年都沿用洪武年號,變相地讓朱元璋多活了四年),朱棣命令戶部:

    遣官核實山西太原、平陽二府,澤、潞、遼、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實北平各府州縣。仍戶給鈔,使置牛具子種,五年后征其稅。

    村落檔案

    屯留營

    該村位于采育西03公里,東依鳳河,北臨104國道。明朝初年,由山西屯留縣移民至此而建村,當時的6戶人家為紀念祖籍,取名屯留營。

    下黎城營

    該村位于采育西05公里,東臨鳳河。明朝初年,山西黎城縣移民至此而建村。原由大圈子營和小圈子營兩個自然村合成,為紀念祖籍黎城縣,并區別于北面的上黎城營,故取名下黎城營。

    南、北辛店

    該村位于采育東4公里,明朝初年自山西移民至此而建村。由于此地是北京至天津大道的必經之處,往來客商、行人食宿者很多,當地開店的較多,故以得名。明朝萬歷二年(公元1574)就叫辛店鎮,并已有集市。

    1)解放前辛店分成南辛店和北辛店。

    21976年南辛店又分成南辛店一隊和南辛店二隊;

    1983年公社改鄉后,改稱南辛店一村和南辛店二村。

    考慮到行政運作,洪武三十五年發布命令,永樂元年移民正式開始是合理的,也和那位賈朝恩老人源自祖輩的說法暗合,明永樂初年山西移民北京的史實確鑿無疑。

    史家考證,永樂年間,大規模的移民共有八次,且出發地大多在山西,目的地多在北京,移民數55萬,有效地恢復了靖難之后戰火波及地區的社會、經濟,為定都北京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即以大興區而言,移民“立營58”,使得大興的戶口人數增長了6倍有余,從一萬多人,增加到七萬多人。

    六百多年后,這次規模宏大、影響深遠的移民事件,在正史中只有片言只語可尋,在當地,哪可能見到六百年前的房屋,也難覓紀錄家族歷史的宗譜,讓它終于成為一個久遠的傳奇,只有那些傳承六百年的地名才頑強地承載著移民的記憶。

    大興區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莊,青云店鎮有石州營村、孝義營村、霍州營村、解州營村,采育鎮有屯留營村、東潞州村、大同營村、山西營村、下黎城營村、銅佛寺村(原名高平營村),長子營鎮有趙縣營村、沁水營村、(上、下)長子營村、河津營村、上黎城村、北蒲洲營村、潞城營(一、二、三、四村)、永和莊村、南蒲洲營村、和順場村。另外,周營村原名叫絳州營村。

    順義區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莊,趙全營鎮(為“趙縣營”轉音)有東、西絳州營村,忻州營、稷山營、紅銅營村(與“洪洞”音同),高麗營鎮有河津營村和夏縣營村。

    不僅如此,那些并非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莊,根據方志記載,移民村落也非常多。如《大興縣志》就記載:

    于家務,明初從山西省移民成村,相傳村內曾建有姜太公廟,廟里豎一根魚竿,以祝福村民年年有余、幸福,后諧音為于務。清光緒年間名于家務。

    祁各莊,據傳明初從山西省遷來王、張、馬、周、邢、劉六戶,從山東遷來畢姓一戶,因七戶在此定居,取名七家莊,后諧音改為祁各莊。

    大皮營,明永樂間從山西移民建村,因村中有一皮匠手藝超群,遠近聞名,故得名大皮匠村,后簡稱大皮營。

    哱羅莊,明代建村,村中有柳編作坊,所產笸籮遠近聞名,故村名笸籮莊。因字體繁瑣,后改名哱羅莊。

    諸葛營,明初山西移民至此形成村落。曾名曹莊子,后改朱家營。清末,以村人許半仙智謀過人,遂將村名改為諸葛營。

    ……

    如此計算下來,大興區共526個自然村,其中110個自然村由山西移民組建。

    亦可證明,永樂年間的數次移民,也并非僅僅是普通的民戶移民,如史籍所載,來源亦有罪人,“定罪囚于北京為民種田例。其余有罪皆免,免杖編成里甲,并妻、子發北京、永平等府州縣為民種田”,也有身懷技術的人,“從山西之平陽、澤、潞等府州五千戶隸上林苑監,牧養栽種”——今天的采育鎮,仍以葡萄等瓜果蔬菜知名,歷史的遺風余緒猶存。

    自然,六百多年過去,如今山西移民后裔早就成為純粹的北京人,滿口的京韻京腔,但中國人素來就有追根溯源的文化傳統,在很多人心里,山西并不是離自己很遠的一個不太發達的省份,更不是地圖上一個枯燥的名字,而依然是,老家。

本報記者    李遇

    請看下文

    曾經,沁水營村在搞基建平整土地的時候,從地下挖出許多骨灰壇來——那些移民的先祖,寧肯違背自古以來的土葬習俗,也要留存一絲再回山西老家落葉歸根的希望。到了現代,他們村的三任支書,也踏上了到山西的尋親之路,只是,時隔六百年,他們還有可能和故鄉的宗親聯系上嗎?故鄉的人,對這些遠親,又是什么樣的態度呢?

 

三任支書回晉尋祖溯源

 

    “問我祖先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樹下老鸛窩”。每當人們哼唱起這首民謠,不禁想起那場著名的明代大移民。這場發生在明朝洪武至永樂年間的移民大遷徙,幾乎席卷大半個山西。這些地區的遷民臨行前,大部分人在洪洞大槐樹下,辦理遷移手續,領取戶部頒發的遷移堪合,敘舊告別,然后揮淚各奔去處。

    六百年前,交通不便,小小溝壑亦是天塹,荒了人煙,絕了音信,即便是五百公里之外的京師,對于留在山西老家的人來說,也算得上天涯那頭。六百年后,有這么些當年移民的后裔,回到山西老家尋根覓祖,想要連接上那條曾被官府生硬割斷的血緣鏈條。這撥回鄉尋祖的移民后裔來自北京市大興區長子營鎮沁水營村,帶領尋祖考察團的是先后三任村支書——張賀才、馮學文、郭振會,他們心中鎖定的老家是山西晉城的沁水縣。

    山西有沁水縣北京有個沁水營

    本報報道組一行抵達的沁水營村,在北京市東南郊,距六環城區25公里,離大興區政府所在地黃村東偏南21.5公里,南觸鳳河傍水而居。村域南北長約3000米,東西寬約千米,村域面積2.59平方公里。在接待本報報道組時,沁水營村當地人“自報家門”說,祖上生活的地方就在現今的山西晉城的沁水縣一帶,當時由沁水縣遷移來的移民共1618戶,現已知的有鄭、劉、張、韓、趙、豆、呂、馮、任、崔、李、涉、郭、康等1416戶移民到鳳河北岸建村,為不忘祖居故里,特以原籍沁水縣命名,村名為沁水營。

    《沁水縣志》記載,沁水縣明時隸冀寧道,清代屬澤州府。明初,朝廷頒布移民屯田令,半獎勵半強迫開墾拓荒,在明初的18次移民中,沁水縣向北京地區進行過4次移民。

    而大興當地的地方志上說,“據《明太宗實錄》卷三十一記載“永樂二年(1404年)九月,自山西太原、平陽、澤、遼、汾、沁民萬戶實北平。”又根據《明太宗實錄》其他卷及光緒《順天府志·地理志》等文獻推斷,沁水營建村的時間應為建文四年(1402年)至永樂五年(1407年)之間,其中,永樂二年(1404年)和永樂五年(1407年)建村的可能性最大。”

    兩段地方志所記載的內容,隱隱約約存在某種關聯。字間所指,似乎可以穿越歷史,看到同一宗族的親人被朝廷強令分割遷移的畫面。可惜兩段地方志文字記載的部分語焉不詳,總缺乏點實實在在的鐵打證據。

    編纂村志,重回故里

    雖然歷史久遠,很多事情無法具體說清,但沁水營村人心里對先祖根脈的認定卻不會減退,他們曾兩度專程赴山西考察歷史,探訪故里,希望能找到一些證明自己“身世”的證據。

    在沁水營村村支部會議室,曾任沁水營村村支書,后任長子營鎮副調研員的馮學文先生,對本報記者描述起“回家尋祖”的前后經過。

    沁水營村人首次“回家尋祖”是在20098月,但早在兩年前,村干部就已經有了這個想法。2008年,沁水營村村支書郭振會正式提議,把沁水營村的來龍去脈“整理清楚”,最好能形成正式的文字。馮學文先生是大學本科學歷,在歷任村干部里屬高學歷,他有隨時整理手頭資料的習慣,這么多年手頭積攢了大約10萬字的文字檔案,馮先生說:“也就是把以前豆腐賬一樣的散碎資料,整理成相對有價值的線索。不過,寫出來的文稿我感覺并不嚴謹,很多地方沒有印證。”

    20096月,大興區史志辦負責人和沁水營村黨支部及編寫成員再度商討沁水營村志編寫規劃,查看村里的部分設施。史志辦負責人建議分兩步體現沁水營的發展歷程,一是將村子發展搞成展室,以實物展現;二是整理、編修村志,并在20098月,與沁水營村修志人員一起前往山西歷時9天尋根溯源,挖掘歷史資料,真正了解了明朝政府組織大規模移民的緣由和先人在沁水營這塊土地上世代繁衍生息的艱辛。

    山西沁水人的后裔,在先祖背井離鄉舉家遷移的六百年后,終于重履故土。張賀才、馮學文、郭振會等5人考察組先后在太原晉祠、晉城市地方志辦公室、洪洞縣大槐樹祭祖園、洪洞縣史志辦研究了解,當然,考察地的重中之重,還是老家沁水縣。

    難覓歷史證據,收獲濃濃親情

    沁水營村村支部的會議室墻上掛著一幅巨幅山水國畫圖,看不出具體是哪兒的風景,記者開玩笑地問馮學文先生,“是老家山西的風景嗎?”馮先生很認真地搖搖頭。其實,會議室的布置真的看不出有什么山西的痕跡,記者仔細尋找,有點落空了,也許這種落空的感覺,就和沁水營村考察組想在山西找到移民證據時的感受一樣。

    馮學文先生清楚地記得第一次和山西沁水縣志辦的同志們見面時的情景。他和張賀才、郭振會這三任村支書剛一進沁水縣志辦的工作室,自我介紹身份后,對方先是大感意外,但立刻表露出只有老鄉相見時特有的濃濃親情,“他們(沁水縣志辦)知道有明初移民的歷史,但并不知道具體遷移到哪里,更不知道在北京還有我們這樣的沁水后裔。

    “說實話,這次有些失望,寄希望能找到山西方面翔實的文字資料,甚至還指望能看到某本沁水縣的傳世家譜,明確記載著永樂哪年哪月哪村,誰家的小子遷徙到京城了,這樣我們的后裔身份就對接上了,但結果一無所獲。”雙方相互留下聯絡方式,約好日后加強聯系,互通有無多多走動。山西沁水縣贈以“北京親人”的沁水縣志相關內容,也被《沁水營村志》大量直接引用。這種穿越時空的血緣之親,似乎也算一定程度的重續。

    轉過一年,張賀才、馮學文、郭振會帶隊再回山西考察尋祖,這次回鄉隊伍的規模更大,共有70人。雖說結果和上次差不多,具體線索寥寥無幾,但考察團收獲了滿滿的老家情誼,不少地方邀請他們品嘗山西美食,體驗山西文化,沁水營村的人的感覺是陌生且熟悉,至今全村仍偏愛面食的飲食習慣,讓他們在山西沒有半點別扭。在晉城市區,他們的大巴找不到高速路口,隨便找人問路,熱情善良的晉城小伙先是指路示意,后來干脆開車帶路專門把他們送到高速口。沁水營村考察團回到北京后,一致認為山西老家人實在、樸實、熱情。

    雖說沒有達到最理想的尋祖目標,但“北京沁水”和“山西沁水”方面共商典籍,還是有些確實的史籍收獲。馮學文說,“我們村的移民先祖應該是明初山西大移民的第一撥人,證據就是沁水營村名的命名——明朝官府允許第一代移民以家鄉的縣名來命名遷移后的聚居村名,后來官府意識到這有可能滋生思鄉之情,繼而抵抗遷徙令,就禁止再用原來地名命名新村名了。”

    沁水縣歡迎移民后裔常回家

    從京返晉,記者聯系到了晉城沁水縣志辦主任侯晉林,向他詢問有無可能找到有關移民北京的文獻記載,最好是能完成北京那邊村里想搞懂誰家的哪個姓,究竟源自沁水哪個村的愿望。

    侯晉林主任坦誠地連道“很難,很難”,他向記者解釋為什么北京沁水那邊知道自己的祖籍,而沁水縣卻不識“北京親人”的原因:“我們的《縣志》內容,主要根據縣里保留的清朝康熙、嘉慶、光緒年間的三版舊志而編纂,這三版舊志對明初移民并未明確記載,像‘沁水營’三字更是只字未提,所以真不知道還有這些北京的后裔。”另外,在沁水縣范圍內找記載了明初移民的家譜,技術難度上比較大,他們也曾在全縣尋找過上了年頭的家譜,但發現這方面的歷史資料非常稀缺。

    貌似尋找家譜機會渺茫,但也絕非毫無可能,侯晉林提供了一個成功范例——前些年,同是明朝移民后裔的河南某村族人攜帶家譜而來,尋到沁水縣嘉峰鎮李莊,在當地找到與其家譜記載內容,嚴絲合縫高度吻合的村人,與當地家譜相對照,二者記載的方位、距離和遷移時間較吻合,兩地人家本是一家。

    說到“北京親人”,侯晉林說當時一看到沁水二字就親近得不行,那種親人團聚的感覺直到現在記憶猶新。侯晉林說,沁水縣有打算在合適的時候做個回訪,看看那邊是什么樣子,沁水縣也真心希望和歡迎北京的移民后裔隨時回家住住,看看。

    記者臨回晉前,馮學文說了這么一句——希望對得起歷史,對得起先祖,通過明明白白的考證,把沁水營的昨天留給沁水營的明天。其實,這句話,對我們山西這邊,亦同一理。

本報記者    劉巍

    村落檔案

    大黑垡

    該村位于采育東45公里,明朝初年由山西移民至此而建村。因移民至此正值黑夜,故取名大黑垡。

    半壁店

    該村位于采育東南55公里,明朝初年建村。當年此地有兩座廟宇,定以兩廟相對線為準建村,但要在相對線的一側蓋房,形成半部建村,故名半壁店。

    倪家村

    該村位于采育東南65公里,明朝初年由山西洪洞縣移民至此而建村。因當時倪姓為村中之首,故取名倪家村。

    祁各莊

    據傳明初從山西省遷來王、張、馬、周、邢、劉六戶,從山東遷來畢姓一戶,因七戶在此定居,取名七家村,后諧音改為祁各莊。

    請看下文

    沁水營村的三位村支書回到了六百年前的故鄉,感受到了家鄉人的溫暖和親近,但有關明初移民的詳細官方記載和民間家譜卻沒有找到。他們說:我們是山西人的后裔,可誰知道?有證據嗎?

 

槐亦是懷滿載移民寄托

 

    大興區的采育鎮到青云店鎮有一條路,叫青采路。冬日里,路兩側30里老槐靜默安然,透過光禿禿的枝丫把灰蒙蒙的天勾勒成一幅寫意的圖畫,落日余暉的任意涂抹,讓這條路顯得嚴肅而深沉。當地人說,這些槐樹守在青采路上的時間并不久遠,但它們的存在是在延續一份600年無法割舍的鄉情,是一種故鄉的象征。

    在大興,在那些用山西地名命名的村落里,在山西移民后代生活的村里,村民們說,這里曾有一棵與山西同根同源的古槐,是明代移民時從山西帶來的。

    全國乃至全世界,從來沒有哪一棵樹有洪洞大槐樹那樣高的知名度,它讓全球兩億多大槐樹移民后裔牽腸掛肚、魂牽夢縈,它被崇拜為根、祖、家的圖騰,成為家山故土、靈魂所寄的象征。

    洪洞老槐樹植于洪洞縣唐代重建的廣濟寺中,這棵老槐相傳為漢代所植。當年洪洞作為轉移移民的聚集地,人們守在槐樹下不愿離去,扯著老槐樹的枝丫,抱著老槐樹的枝干,嚎啕不放。無情的刀劍斬斷了槐樹的枝丫,人們緊握著手中的槐樹枝,被驅趕著遠離了自己的故土。

    “槐”者,“懷”也

    這份灼人心尖的思鄉情被寄托在靜默不語的槐樹上。

    大興縣《沁水營村志》記載:解放初時沁水營有槐樹二十余棵,其中四五百年樹齡的槐樹有五六棵,皆為漢槐。也就是說,這里種植的那幾株老槐都與洪洞廣濟寺的槐樹同根同源。

    古槐,不語,卻用年輪一圈一圈記錄下與故鄉的聯系。

    民謠,口口相傳,以另一種方式來告訴一代又一代的人——我們來自哪里。

    “房前種上大槐樹,不忘洪洞眾先祖。村村槐樹連成片,證明同根又同源。”這心酸又無奈的歌謠,被頑強地一代一代傳唱。當年移民們一步一回頭地離開故土時,手中的槐樹枝不僅見證了離鄉一幕,也同遠離的人們一樣在異鄉扎下了新的根基,長成了一棵參天古樹。

    山西移民的許多村落,房前屋后,村頭地邊,都種植有槐樹。《大興縣志》和《采育鎮志》中都有關于古槐的記載:

    鳳河營鄉張各莊村,兩棵樹齡300年的國槐;

    紅星區亦莊鄉小羊坊村,明代清泉廟遺址500年國槐;

    北營村一棵國槐,

    大黑垡一棵國槐,

    紅星區東磁各莊,300年國槐一棵,北京市一級保護林木;

    采育鎮廣佛寺村一棵國槐,

    屯留營村一棵國槐,

    北辛店村一棵國槐,為北京市二級保護林木。

    按照這些記載,元宵節,我們去探訪了當地一些還遺存的古槐。

    來到屯留營,一眼就看到沿著村牌樓進去的水泥路盡頭有一棵大槐樹,樹徑一米以上,用鐵欄桿精心地保護起來,外面掛著牌子,醒目的紅字寫著:保護古樹,人人有責。村民申丙歧今年已過60歲,他告訴我們,不用說他,村里90多歲的老人說打記事起,這棵樹就這么粗了。

    距離屯留不遠是北營,村莊已被推平,村民都搬遷到了采育鎮新建好的小區內,如今只剩一片被藍色擋板圍住的空地,等待新的建設。擋板一側有個缺口,缺口處,一棵槐樹堅強挺立,同樣掛著被保護的標識。它沒有被圍著,人們可以走近,三個人都抱不攏。猛地發現,槐樹下有明顯祭拜過的痕跡:插在地里的幾把香頭簇新,燒過紙的灰燼還沒有被吹散,三顆新鮮的橘子散落在樹根下。

    沁水營村志里有這樣一段話:槐樹在新土地上生根長葉了,移民們在新地方住下了,安心了。槐樹開花結果了,移民們也在新地方繁衍子孫了。他們把栽植的槐樹當做故鄉的象征,當做祖先的象征,對它愛護和尊敬。逢年過節,人們面對槐樹念故土,想親人,寄一切情感于槐樹。有人燒香,獻上供品,朝槐樹叩拜。家里有什么難事或災病也面對槐樹,祈求祖先保佑。這種做法沿襲成習。

    槐樹在移民心中有另一番異于旁人的情感寄托,在移民后裔的村落中,縱然古槐或是干枯而死,或是砍伐而亡,都不會形神俱滅,這里的人們會再次栽種下新的槐樹,那份情結生生不息。

    北營、屯留營的古槐不知幾百年,青采路上的國槐不足百年,沁水營新種的國槐不足十年……可無論這些槐樹有多少年的歷史,它們都承載同一個意象,有著同一個故事。

    “鄉”者,“想”矣

    故鄉,在每個中國人的心里都是一種心靈的寄托。當我們遠離家鄉,當歲月磨掉諸多痕跡,當我們忍不住追問,我來自哪里時,探尋的腳步便會踏上歸途。在一點一滴早已淡漠的痕跡中尋找蛛絲馬跡的聯系。

    沁水營的鄉情村史陳列館中,那些已經變成展品的農具中,有一片巴掌大的鐵片,兩寸多長,一寸多寬的長方形,一條長邊卷著一條粗麻繩結成的繩套。使用這個鐵片時,把大拇指之外的四指穿過麻繩套,握住這個鐵片,便可以使用了,主要是用于割谷穗或是在不便使用鐮刀的地方收割高粱。沁水營的前任書記馮學文告訴我們,這種農具在當地叫爪鐮。20098月,他們回山西沁水縣找尋移民記錄時,曾在沁水縣看到過同樣的農具,仍然有人在用。

    山西很多地方把收割谷子叫掐谷,谷子是很精細的籽實,經不起大手大腳地擺弄,不能用大鐮刀割,要用爪鐮一棵一棵地掐下谷穗來。除了在收割谷子時會用爪鐮外,給核桃蛻皮也要靠爪鐮。核桃是沁水縣重要的經濟林木。剛入秋的時候,在白露之前,核桃就開始成熟了。成熟的核桃帶著青澀的皮打回來,就需要爪鐮給它們去青皮。左手用指尖輕捏著青皮核桃,右手除了大拇指,其余四指套在爪鐮的帶里,在核桃上一轉圈劃過,干干凈凈新新鮮鮮的核桃就出來了。

    長子營鎮白廟村村民賈朝恩說,村子里曾種過谷子,他所知道的刀把齊、大毛刺、龍爪鷹等谷子品種就是過去從山西帶來的。長子營鎮的很多村子里有一句農諺:“頭伏蘿卜,二伏菜,三伏還能落蕎麥。”三伏天之后種蕎麥的種植習慣也與山西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當年在倉促而被迫的狀況下遠離山西,人們能帶走的只是有限的生活必需品。賈朝恩說,過去村里有一種大木輪子的小車,推起來吱吱呀呀的,俗稱“叫螞蚱”,當年的移民就有人推著這種車,車上或者肩上會搭一個“捎馬子”,北京叫“褡褳”。“捎馬子”這種叫法,在晉商云集的晉中地區非常普遍,走西口的商人們,以及當年的駝隊人人都有一個“捎馬子”,用來裝隨身的物品。

    有家就需要有各種家當來過日子,惜物又節儉的山西人總會小心地保護好自家的那點家當。可是歲月長河,600多年足以讓很多東西消失于無形中,尤其是杯盤碗盞這些易碎品,被驅趕離家的人又能帶走幾件這樣的易碎品啊,可是一路吃喝總是需要碗碟不是?在大興的民間收藏家那里,我們有幸看到了幾件從村里收藏來的物件,白色的瓷碗、瓷碟,線條流暢,一只盤子中刻畫出一朵蓮,另一個盤子中則是幾條水草和兩只圓潤的鴨。輕輕敲擊時,碗碟發出有如石磬的清音。碗碟是用覆燒的技法燒制的,覆燒技法是歷史上定州窯燒制的主要工藝。山西歷史上大同、懷仁、平定、陽泉、介休、榆次、霍州等地皆有燒制瓷器的窯口,燒制的瓷器皆屬于定州窯系。

    我們不是文物鑒定專家,不能對這些碗碟的歷史做出評斷。但在碗的底部有一個黑色的卍字圖形,一個王字,一個壽字;碟子的底部則是刻出的“官”字。過去在山西一些大戶家,家用物品上往往會打上自己家族的印記,也許只有與這些碗碟同源的人才能明白這些字代表的涵義吧。

本報記者    李雅麗

    村落檔案

    張各莊

    該村位于采育東南7公里,明朝初年由山西洪洞縣移民至此而建村。因當時村中張姓居多,故取名張各莊。

    哱羅莊

    該村位于采育東南75公里,明朝時建村。因當年村中有柳編作坊,且以產簸籮量多質高而聞名,故得村名簸籮莊;又因村名字體繁瑣,后改為哱羅莊。

    鳳河營

    該村位于采育東南75公里,遼時這里稱鳳凰里;明朝時改名鳳凰營;清朝雍正年間又更名鳳窩營;乾隆年間疏治鳳河流經村北,以河為名,定名鳳河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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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槐的年輪,瓷碗上的漢字密碼……那些無聲的物件所能承載的記錄實在太支離破碎。而風俗在人們的生活中往往是世代相承、相沿成習的,我們希望能從這些移民村的風俗習慣中找到和山西類似的模式。

 

沿襲風俗傳承文化基因

 

    農歷甲午年的正月十五,有些不同尋常。

    雖說國家倡導厲行節約,今年不鬧紅火,但大正月的山西老家來人了,村民們還是想熱鬧熱鬧。

    上午九點半,剛進青云店鎮延壽村,就聽到敲鑼打鼓的聲音,排成兩行的秧歌隊已扭了過來。隊伍穿著顏色不同,有穿黃的、著綠的、套紫的,是支聯合秧歌隊。問旁邊張羅指揮的人,說是來自康營、延壽村、廟洼營三個村。

    這仨村緊挨著,平素關系就好,600年前,延壽村和廟洼營的大姓季氏還是一個老祖宗從山西移民過來的,雖說是兩個村,但就是一家人。就連每年清明節,兩個村都要一起開“清明會”——用村里公地上出產的蔬菜瓜果宴請家族親人。聽說這一風俗后,我們一位來自晉東南地區的記者激動地說,“沒錯,我們那兒確實是這樣的!”

    老話說,十里不同鄉,百里不同俗。但是,雖然時間悄然走過了600年,經過二十幾代人的繁衍發展,即使是兩個村的建制,即使是從山西到北京相隔千里,即使那山那水早已在時空變幻中被遺忘,可流淌在骨血中的民風民俗,卻依然傳承不衰,永遠維系著那血濃于水的親情。

    正月十五散燈花

    十五晚上,照例家家戶戶要掛紅燈籠、吃元宵。但是在李家務,吃元宵前得先散燈花。

    天剛擦黑,紅燈籠還沒掛起來的時候,李家務村的東西主街上,慢慢走來一支特別的隊伍。他們頭戴混元巾,身著傳統道服,一路吹吹打打,逶迤而來。飽浸了香油的燈花被點燃,輕輕放在路邊,這樣一路走,一路散,如果臨街的商鋪開著門,擺好了茶桌,那么隊伍便停下腳步,專門為他吹奏一曲,許個愿再走。

    聽李家務村主任趙學軍講,每年的散燈花多是村里道教音樂會來組織,他們一邊沿著主街敲鑼打鼓吹笙擊鐃,一邊為大家祈福。

    因為年年做燈花,趙學軍對制作過程很熟悉,“有些人家是用彩色皺紋紙來疊,我嘛一般就是用普通的白紙,疊成咱們過去用的那種煤油燈燈捻子的形狀,然后用油泡了,就可以點了。散燈花是凈街、驅邪,保佑全村人一年平平安安的意思。”

    看似簡單的一個儀式,背后卻有著深刻的傳統文化內涵及延續。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河東文化研究叢書”《黃土地民俗風情錄》中,有這樣一番描寫:“河東民間把農歷正月十五稱為‘小年’,有所謂‘小初一大十五’之說。河東歡度元宵節從十四日晚上開始。相傳這一天是門神的生日,人人要敬神,黃昏時分,屋里屋外,門前門后,各神位前都要散燈……燈芯為棉花,用食油作燃。”

    祖宗單子要掛一正月

    83歲的劉庭秀打19歲嫁到康營,就知道高懸的鏡子后面,卷著的是劉家的祖宗單子。

    正月十五中午,康營婦女主任劉玉霞帶我到劉家的時候,劉庭秀老人端端地坐在炕上,沒歇午覺,等著我們。

    老人耳背,要靠侄兒媳婦劉玉霞“翻譯”。她不安地說:“我不識字,也不懂啥。就聽說早年間是從山西來的,挑著擔,還聽說只要是打山西來的,小腳趾頭都是兩瓣的。”

    在幾天的尋訪中,祖宗單子一直是難點。沁水營村民郭振全說,原來“文革”前,大年三十兒家家戶戶祖宗單子掛明堂上,供品吃食擺上桌,合家老小對著磕幾個頭,請祖宗們回來過年,完了正月十五再送走。但是后來“文革”,好多人家的祖宗單子都被毀掉了。

    劉玉霞從鏡子后頭小心翼翼地取下來一卷紙,約一米多長,外面用報紙包著,落著厚厚的灰。報紙黃脆,是2001年的。慢慢打開,露出類似牛皮紙的一張紙,有對開大報兩張那么大,中間已經被折得破損了,上面用鋼筆字寫著劉氏五代人的姓名,繁體字。

    劉庭秀說,家族里有人去世了,就把名字添到祖宗單子上。劉玉霞說這份祖宗單子是后來置的,她嫁過來時,還記得原來的那份是卷軸的,布的,比這個要講究得多,后來被毀掉了。這份是家族里老人憑記憶又寫的,但只能上推到五代了。“原來一到大年三十兒就掛外面堂屋的正中間,過年的時候,親戚們來了都要上供品磕頭,然后晚輩再給老人們磕頭拜年,一直要掛一正月,出了正月才取下來,初一、十五都要上香。不過現在也沒人興這些了,擱那鏡子后面都好些年沒動過了。”劉庭秀說,依舊笑微微的。

    除了掛祖宗單子,早些年,解州營村家家戶戶都供著關帝爺的神像,61歲的村民李葆華說,“逢年過節,都要拜一拜關老爺,求他老人家保佑一家子平安。”

    坐花轎,跨火盆

    結婚那天,坐著花轎進婆家,是很多女人引以為傲的。而那些年為女人們張羅結婚花轎的經歷,也是李家務村村民王福龍最自豪的事兒。

    坐花轎,也是山西舊式的婚禮形式,始于南宋年間。而在過去,坐花轎也是長子營鎮婚禮習俗中最隆重、莊嚴的儀式。人們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八抬大轎,明媒正娶”,說的就是結婚坐花轎,意味著婚嫁禮儀正式而神圣。

    正月十五上午,村主任趙學軍帶我穿過村子的主街,一路來到王福龍的家。因為身患糖尿病,往日帶領花轎會活躍在鎮上的王福龍,如今幾乎癱瘓,成日里躺在炕上不能動彈。但一聽趙學軍說我是從山西來的,他立刻掙扎著一點點挪動身體,艱難地直身坐了起來。

    聽說我想了解當年花轎會的盛況,老人頓時眼睛一亮,“隊伍是1995年建起來的,一開始只有幾個人,后來一天天發展壯大,最多的時候有70多人。轎子有四人抬、六人抬,還有八人抬的呢!”幾年前,王福龍得了病,花轎會就此散了伙,幾頂轎子都拆了賣了,旗鑼傘扇、鑼鼓、轎夫、樂隊服裝……啥行頭都沒有了。

    不過,作為遠近聞名的花轎會的會頭,王福龍親眼目睹、見證了十里八鄉年輕人結婚當天的盛況。“過去結婚,男人騎馬,女人坐轎。花轎的轎圍是紅綢子做的,上面有織錦刺繡,轎頂上插著喜鵲、鳳凰、八仙過海的花鳥人物,轎門的門柱、抬杠都用大紅的油漆漆得亮錚錚的,鮮艷漂亮,喜慶。轎夫、鑼鼓手也穿得漂亮,就跟電視里演的差不多。”

    在晉南,新郎的打扮很有意思,身掛披紅,十字交叉,中間一朵用紅綢子扎成的大花,外面披大衣。我問王福龍這邊的新郎怎么打扮,他興奮地說,“一樣!”

    新郎接了新娘回到家,花轎到門前停下,新郎要搭起一張弓三支箭,兩支射門前的草人,另一支從轎頂射過,意思是驅妖邪。新娘下了轎,要墊著紅毯子走,兩腳不能著地。到了香案前,兩人拜天地、拜父母、互拜,然后跨火盆、邁馬鞍子,寓意是紅紅火火、平平安安。

    正月十六“走百病”

    張國亮今年52歲,是河津營村村支書。聊起過去年節時的風俗,他說,“有跑旱船、跑蹺、二鬼摔跤……可紅火了。現在都不興這個了,講究的人家正月十五晚上還掛個燈籠,有些人家燈也不掛,就吃個元宵。”

    過去在河津營村,大家伙晌午歇了工,吃完飯,點根煙,聚在一起聊閑篇兒,有老人說起以前正月十六要“走百病”,但是不是從山西老家那邊傳過來的,就不得而知了。《采育鎮志》上對這個風俗有記載,走百病又叫“散百病”“烤百病”。一般是女人家出去走。正月十六晚上,女人們成群結隊地出游,要把家里的病邪驅散。

    采訪結束回到太原后,跟一位同事聊起,她說汾陽也有這樣的習俗,名字也差不多,叫“游百病”,“到現在人們正月十六還會出去到處逛,就跟郊游一樣,把‘百病’丟在山野,丟到外面去。”

    人生禮儀、歲時節令、衣食住行——人的生活運行,皆為民俗。雖然時間過去了幾百年,但在大興區進行田野調查的幾天里,我們所見所聞,都可發現晉東南、晉南地區民俗的烙印。在大興區,小孩過百天,姑姑、姥姥、姨都來,姑給小孩做鞋,姨做襪,姥姥給做褲子,“姑的鞋,姨的襪,姥姥褲子長得大”,是民俗;大年初一接祖宗回家過年,十五再放鞭炮送走,是民俗;正月初一家家戶戶炒黃豆吃,姑娘不許看見娘家燈,初二才能回娘家,還是民俗。這些傳承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元素,是移民歷經千年也抹不去的文化基因。

本報記者    王曉娟

    村落檔案

    延壽村

    該村位于采育鎮東南7公里,明朝初年由山西洪洞縣移民至此建村。因當年村西有座古廟叫延壽寺,故取村名延壽村。

    康營

    該村位于采育鎮東南65公里,明朝初年由山西洪洞縣移民至此建村。當年村中只有康、季、崔三姓人家,康姓為大戶,故取名康營。

    東潞洲營

    該村位于采育鎮東南6公里,明朝初年由山西移民至此而建村。為紀念祖籍取村名潞洲營;后又分成東西二村,此村居東而改稱東潞洲營。

    居西者稱為西潞洲營。西潞洲后又分出段營、利市營、小皮營、楊堤4個村。

    王化莊

    明初,一個名叫王虎的人由山西大同遷居此地,給皇家看守莊子,故取村名王虎莊。后村人不喜歡這個村名,遂改稱王化莊,意為驅兇化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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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俗是生活方式的體現,可能有意無意間就這么一輩輩傳了下來,移民后代們在幾百年的歷史中,有沒有什么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傳承和衍生呢?

 

文化非遺 融入歷史洪流

 

    正月十五,中國最傳統的元宵節。一般都會熱鬧三天,這是中國人的狂歡節,各種文藝活動都會上演,我們希望能在這個日子里看到日常看不到的很多習俗活動,總想找到一些他們與山西的淵源。

    周營:壇子會傳了600多年

    周營,原名絳縣營,明初山西移民遷入得名,后因周姓得名周家村,今簡稱周營。

    壇子會,類似雜技中的耍壇子。在《北京市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項目匯編·大興卷》中,187個項目,唯一明確地說由600多年前山西移民帶過來的只有它。

    找到周營的時候,已近黃昏。街上沒什么人,狗叫得很兇。打聽著,一路尋到壇子會的傳人李瑞生家。李家在巷子的最里頭,剛走到大門口,三條狗汪汪地叫著撲了出來,引出對門的兩條狗。吠聲引出了一位六十多歲的老漢,喝住了狗吠,對門也出來個男人。

    喝住狗叫的正是李瑞生的二兒子李正華。來周營之前李瑞生的大兒子電話里說,李瑞生老人已經90歲,前段日子摔了一跤,骨折了,年齡大了,腦筋一會清楚一會糊涂,說不成個話,他建議我來村里找找看,問問當年和他父親一起耍壇子的其他人。“其他人?”李正華笑著,對鄰居說:“你知不知道還有誰?”鄰居也笑著,搖搖頭:“沒聽說過。”李正華說:“我知道的倒是有幾個,不過都……在墳地了。”

    從破四舊后,李正華就再沒見父親和他的伙伴們耍過壇子。少年的記憶里,耍壇子的頭頂都磨得光溜溜的,不長頭發,耍的時候頭上戴一帽墊,大大小小的紅色壇子上彩繪著些圖案,耍起來上下翻飛,好看得很。最熱鬧的時候就是1945年到1947年那幾年,村里會耍壇子的有三十多個人。到了農閑的時候,大家就到村子的空地一起練功,每人還得舉著石頭圍著村子走上幾圈,每年的正月十五、二月二、三月三、五月初八,壇子會都會走街串巷到周圍的村鎮去表演。“后來就不興這個了,把壇子全砸了,幾十年都沒人練了。前好些年也有些人來家里問過這事,那會兒我父親還將就能比劃比劃,現在可不行了,能自己走道就不錯了。”如今李家哥仨輪流贍養著老父親,正月輪到了老大。“您聽老人家說過沒,這耍壇子是不是在移民路上,大家歇息時琢磨出來的玩法——你想手邊也就點壇壇罐罐的。”“哎喲喂,這可沒聽說過。”

    天傍黑了,出村時遠遠地聽到有人說:“這么冷的天兒,跑來問這個,也真不容易。”

    李家務村:民間道教音樂會

    長子營鎮李家務村,同為明代山西移民村。

    正月十五長子營李家務村有散燈花的活動,村民李福強家聚集了不少準備演出的村民,大伙兒在這里進行演出前的排練。

    李家院子大,屋子多,敞亮,平常大家伙沒事就聚在他家一起排練。在李福強家右側的廂房里,香案已經擺好,香爐裊裊升煙,一張紅紙垂立而下,上書四個大字“道教法壇”。會員們頭戴混元巾,身著綢緞做成的道服,在香案兩側面對面,神色恭謹,執器而立。

    據說,李家務村道教音樂會成立于嘉慶八年,現在的會頭叫趙丙義,今年76歲,是良善坡廟老道張理成的徒弟、傳人。道教音樂會便是從老道這里傳授而來的。

    不穿道服的趙丙義看起來就是一個普通老人,他曾經還是大興區文化館藝術團的團長,是道教音樂會里最有藝術氣息的人。“我們這個音樂會,光樂器就有好多件,有管子、笙、云鑼、橫笛、鐃、手鼓、大鼓、鈸等十余種樂器。”

    隨著一聲鼓響,已經準備好的音樂會會員們開始了演奏,聲音悠揚,琳瑯振響,十方肅清,所有人都沉浸其中,不敢高語,恐擾了這份雅樂。李家務村的道教音樂會之前演奏的曲目有五六十首,但流傳至今,很多曲目已經遺失,現在僅存的是《堂頭令》《浪頭沙》《翠竹聯》等。

    民間音樂帶不來經濟效益,現在的很多年輕人都不愿學。這種狀況,對于老藝人們來說,多少有些失落。

    再城營:鄉間野曲唱成五音大鼓

    再城營村的五音大鼓也面臨著同樣的困境,在元宵節本該團聚的日子里,五音大鼓的演奏成員劉廣清和尤春普與我們聊起了五音大鼓。

    再城營村也在鳳河岸邊,原為五臺之一的李臺,也是明初洪武、永樂年間從晉南移民而來的。

    劉廣清說:“五音大鼓來自民間,是不是從山西傳到咱這兒,也說不好了。反正就是大家在地里干活,干累了,拿個犁鏵片敲著敲著,哼哼唧唧唱著,就這么形成了,要不說五音大鼓又叫‘犁鏵調’。”以前村里人晚上沒啥娛樂活動,唱個曲子,也就一樂子。到了清朝中后期,村里喜歡唱這個的人越來越多。最多的時候村里有二三十人玩這個,人多了,就成立了個組織叫“子弟會”,現在還叫“五音大鼓子弟會”。周圍村鎮一些喜歡說唱藝術的人常常聚在一起切磋技藝。

    五音大鼓的演奏一直以來都遵循著“以弦為媒”的規矩,從不跟人收費。如今要發展下去面臨著人和錢的雙重問題。表演五音大鼓最少要四個人,劉廣清說,現在五音大鼓的演奏人員也只有四五個人,都是兼職在做。他和尤春普兩個是最年輕的,都已經奔六了。

    在與我們作別時,劉廣清說,聽說山西那頭有個八音會,能不能跟他們聯系聯系,在技藝上切磋一下,也想問問他們如何發展的經驗。

    神叉老會:受了皇封才改了名

    正月十六下午沁水營安排了一場神叉表演,我們早早趕了過去。神叉老會會頭張翠華師傅來得更早,已經在準備下午的表演了。

    “據沁水營村祖輩人講,‘神叉老會’起源于明代,原先叫‘耍鋼叉’‘開路’,到清朝受皇封后才改名叫‘神叉老會’。”張翠華說起了神叉老會的典故,關于“受皇封”,最多的說法是光緒年間,“叉子會”參加慈禧太后66歲壽誕慶典活動時,名列各會之首,“老佛爺”龍顏大悅,賜了一把“龍叉”和書有“神叉老會”四個字的黃旗。

    沁水營村至今相傳,“老佛爺”偏愛“神叉老會”是因為她是長治人的緣故,因為地緣親近所以格外青睞。盡管找不到支持這說法的確鑿證據,但這并不影響沁水營村村民對這項運動的熱愛。僅張翠華家,從他爺爺那輩開始練叉,他父親、哥哥、兒子四輩人都在練。“我每天早晨五點多就起床練一會兒,下午下班后還要練個把小時,一年365天幾乎不間斷。我小兒子張悅斌從七八歲時開始練,到現在也練了有二十年了。下午的表演他也參加。”張翠華一臉的自豪。

    表演開始后,鑼鼓喧天,上至六十多歲的花甲老人,下至二十出頭的毛頭小子,兩代人、十余位“神叉”練家輪番上場,村里人很快都聚集到了村委會,發出陣陣喝彩。

    和其他非遺項目相比,“神叉”表演因為掌握難度相對較低,目前傳承得比較好。沁水營村村支書郭振會說:“自2010年起,我們把‘神叉老會’的會員們重新召集起來,每周固定時間在村廣場上公開表演,只有吸引更多的人參與到這項活動中,這項珍貴的歷史文化才能更好地傳承下去。”

    潞城營:醫者待人厚道 接骨技術精湛

    在大興的非遺名錄中,除了文化藝術類的非遺項目,還有一項醫術也列入其中,掌握這項技術的也是山西移民的后裔。

    潞城營,擅長接骨術的申忠林家就在這里。潞城營共有四個村,按序號命名村名,三村四村的住戶大都姓申,這里便被喚成申營了。申忠林家在村口,一塊大大的村口迎客照壁,便矗于他家門口,甚是方便慕名而來的外地人投醫,申忠林的接骨診所,就在他家四合院的廂房。

    申家的接骨技術與眾不同,擯棄傳統的石膏固定,不留殘疾。申家祖傳的接骨秘方,具體源于何時,申家人從未對外細說,只留下眾說紛紜的猜測,接骨術第七代傳人的申忠林也不愿多說,只是給出個模糊的時間概念——“二百來年吧”。關于接骨秘方來歷,當地人給記者講了一個故事:大致是一位身懷絕技的云游者流落到潞城營后,得到了老申家的熱情款待,最終以隨身珍藏的接骨秘方為贈。

    治病救人,不收分文,是申忠林的爺爺定下的規矩,直到上世紀70年代,病人增多,醫藥費上漲,申家才收取少量成本費。申忠林的醫德醫道在村里堪稱楷模,人緣極好。在記者采訪的一個小時內,有十幾位病患前來取藥,醫患間熟悉得如同家人,每每都是聊得開心了,才去配藥抓藥,好幾位病人來取藥,好像也沒看見什么錢不錢的。

    接受采訪告辭時,申忠林送出門很遠,記者忍不住問他接骨術的原理,申忠林憨厚一笑,“老人們傳下來的方子,不敢外泄,但肯定對得住良心。”

本報記者    謝燕    王曉娟    李雅麗    賈麗    劉巍

    村落檔案

    包頭營

    該村位于采育南5公里,明朝初年山西移民至此而建村,始稱包頭營,延續至今。(村名來歷不詳,估計和大皮匠營縫鞋 “打包頭”有關。)

    山西營

    該村位于采育西南6公里,明朝初年由山西移民至此而建村。為不忘祖籍,故取山西營為村名。

    大同營

    該村位于采育西南65公里,明朝初年由山西移民至此而建村。當年因見村中有一棵老枯樹而取村名枯樹營;后因移民多為山西大同人,為紀念祖籍,改名大同營。

    六合莊

    明初山西移民至此建村,原有孫莊子、小莊等六個小自然村,后形成集團村落,遂以六合莊為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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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是傳承時間在100年以上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最大特點是不脫離民族特殊的生活生產方式,是民族個性、民族審美習慣的“活”顯現。據說,長子營白廟村的音樂會傳承時間已經300年以上,我們寄希望能在白廟獲得更多。

 

白廟樂會 奏古曲祈賜福

 

    正月十五上午九點左右,白廟村村郵所已經聚起了十幾人。

    近百平米的屋子里沒有供暖設備,屋子中央的桌子上擺了三個電熱扇,暖氣直直地吹給了圍在桌子邊的七八位老人。

    屋子太大,這點熱氣增加不了多少熱量。這些老人很安靜地等待著,因為太冷了,有人勸他們先去別的屋里暖和著,可沒有一個人離開。

    他們都等著即將開始的音樂會表演。

    白廟村的音樂會已經完好保存了三百多年了。音樂會是上元節祈福活動的主要儀式,村郵所里根據音樂會演奏的要求布置了一番,屋子里掛了經幡,像教室講臺的位置處掛上了佛像圖案,兩側的墻上不僅有佛教掛畫,還有多幅十八地獄圖,多少有點像水陸道場法會的布置。看得出來白廟村的音樂會與佛教之間有一定的淵源。

    賈廷信是音樂會演奏成員之一,算是這些人中年輕的一位,其余人多數已經六十大幾,甚至七十多歲了。

    賈廷信說,屋子里的那些特別的掛畫叫佛事圖說,破“四舊”前共有244幅畫,其中有120張佛牌,是以地藏菩薩為主,還有描畫十八地獄的72幅掛畫和二十四孝的掛畫等,都是為了教化人們要尊孝道、做善事。舊的圖已經毀了,現在的圖已沒有那么多幅了。

    音樂會演奏的樂器主要有云鑼、鈸、鐃、镲、鼓、橫笛、管子、笙……白廟村的音樂會是明末時期潭柘寺的三師傅和五師傅出來化緣時,來到白廟村見當地人樂善好施,便把這種音樂教給村里人。這種音樂會具體傳了多少代已經說不清楚了,賈家輩輩都有人在樂班子里演奏,從賈廷信上數的“朝”字輩是家族中的第六代傳人,他這一輩算是第七輩。

    九點三十分,演奏人員穿起了海青(佛門僧俗禮佛時穿的衣服),披上袈裟,開始白廟村的上元節祈福活動。

    白廟村的音樂會如今已經列入北京市大興區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每年正月十五和七月十五在村里演出。正月十五白天在村郵所,晚上村里人在前面散燈花,音樂會跟在后面演奏繞著白廟村轉一周,有時也會到鄰近的村里演奏。其目的是為了祈求神佛賜福,保佑一年的豐收和安康。

    村里人聽說老家來的記者想要聽聽有關村里的老事,便熱心地把賈朝恩老人請到了村委會的會議室。這位白廟村知道掌故最多的人,是村里的“支客”——支客是當地辦紅白喜事時,主家掌管禮儀、招待等事務的負責人。

    已經80歲的老人講到了白廟村音樂會的“前世”。

    白廟村有兩種會是從山西帶來的,一個是音樂會,一個是獅子會。賈朝恩老人說,村里的音樂會從古就有,明代時只有堂鼓、镲鍋子、叫樁,就這么三件,那會兒叫“追老會”,只在白事時用。白廟村七月十五也散燈花,就是從這兒來的,那時沒有吹奏音樂。后來有了音樂,傳說是被村人稱為三師傅和五師傅的兩位教會的,老人們說,這兩位師傅的家就在距白廟不遠的康營。

    “獅子會,過去叫神吼老會,耍的大獅子有兩個,一個叫青獅,一個叫黃吼。青獅是文殊菩薩的坐騎,黃吼并不是獅子,腦袋看著像獅子,可耳朵是狗耳朵,豎著,過去叫神吼。老人們說,是地藏王的坐騎,神吼老會的叫法就是從這里來的。”賈朝恩老人曾經聽說過的獅子會便是這樣的。后來記者查閱資料看到,地藏王的坐騎確實有一對狗耳朵,但叫諦聽。觀音菩薩的坐騎倒是叫“金毛吼”,金毛吼也曾是獅子的一種叫法。

    前幾年村里還復興過獅子會,耍過幾次,可是這幾年又停了。“現在人耍獅子不像以前了,原來耍獅子講究要把它舞活,這樣它才能保你一年平安。現在已經沒人下那功夫了,怕摔著。”

    我問賈老怎么知道這么多?他笑瞇瞇地說都是聽老人們說古聽來的,小時候就喜歡圍著火盆聽家里的五爺、六爺等老人們說古。

    從明朝永樂癸未年的移民開始,從賈家的族譜,白廟的來歷,日常的吃喝,家常的用具,地里的莊稼,生活中的習俗講究,節日活動……賈老從各個方面講述了自己聽到的那些從大明來的舊事,村委會里圍了十多人聽得津津有味。說起移民,賈朝恩說:“祖上都是從洪洞大槐樹受騙過來的。大家不想走就去行賄,官府說不想走的在大槐樹下集合,結果一到大槐樹都給裹來了。來了,這里房子都蓋好了,瓦房,都是標準的房子……賈家是帶著先人骨灰銘牌過來的,老祖宗現在還埋在山西呢。”

    與別村不同,白廟這個地名并不對應山西的任何縣。賈朝恩說:“具體從哪個地方遷來也不知道了,但祖祖輩輩都說我們家是大槐樹底下的,那兒離我們村最近。過去村里人叫我們家是‘槐樹底’。”

    如果按照老人說,故鄉就在大槐樹附近,那應當是如今的洪洞縣。在《洪洞大槐樹志·社會發展》中有一段這樣的記錄:洪洞當地獅子舞的獅子顏色以綠色為主,也有少數是黃色。大獅子由兩個人扮演,表演時主要動作有搔癢、舔毛、抖毛、打滾、摔跤、撫小獅子,還有跳躍、豎立、登桌或踢、跌撲、騰轉、爭球等劇烈動作。洪洞縣一直從事史志編撰工作的李新民對當地的習俗較為了解,“神吼老會在這邊沒聽說過,不過洪洞以前有追老會。”

    民國之前,洪洞年年正月十五會舉辦一場追老會,這個活動歷史非常悠久,規格非常高,也很隆重。每年臘月里,洪洞縣的縣太爺和一些大的村子就會給轄區內的60歲以上的老人和私塾先生發出請柬,請他們正月十五參加追老會。

    正月十五這一天,追老會在一陣敲鑼打鼓中開始,一般會演奏《荊谷樂》之類的樂曲,還會唱戲,開酒席。

    追老會要擺最高規格的“重八席”,在洪洞當地這種有鼓樂伴奏的宴席叫“吃席打席”。縣里政府官員和鄉間的鄉紳們都要作陪,還要給壽星和先生們行禮。

    到民國時期,出現了國民小學教育,追老會就逐漸消失了。

    如今白廟的音樂會與曾經的追老會已經大不相同了,曾經僅僅是以民間吹打為主的音樂中,融入了僧傳笙管樂,成為宗教音樂,當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有了更強的藝術生命力。

    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學博士田文波說,“舞獅這種活動是從東漢時期開始的,相傳與佛教進入中國有關。賈朝恩老人說舞獅中的獅子是某位菩薩的坐騎演變,也是與佛教有關的反向證明。老人說的其實就是一種口述史,我們不需要一定要在別處追溯到與此相關的確實證據。“過去移民往往是一家人,甚至是整個家族,幾百口人一起移,比較容易保存下一些文化形式,沒必要一定要求證,我們也不必要對文化的理解和詮釋進行創造性的修改。這種修改不一定對,而且也失去了另一個可能,讓人無法再看到這種變化流變的過程。事實上,這更符合文化多樣性發展的特點,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詮釋,這就是文化生活豐富的原因,無需考證。”《大興報》總編輯衛東海說,古老而底蘊深厚的晉南文化,反映在經歷了極端痛苦的大遷徙移民的身上,沒有因為遷徙而沉淪,反而經過遷徙而愈加沉淀。

    在六百年的歲月里,有太多的機會,太多的變化,白廟村的山西移民后代們在歲月流轉中,以接納、包容、發展的智慧,兼收并蓄,博采眾長,讓一種懷鄉的藝術形式增加了更加深厚的內涵,多了更加絢麗的華彩因素,形成了更加獨特的藝術風格。

本報記者    李雅麗

    村落檔案

    利市營

    該村位于采育東南55公里,明朝初年建村。因村北有一個打短雇零工的人市,故取村名利市營。段營后并入利市營。

    小皮營

    該村位于采育東南5公里,明朝初年由山西移民至此而建村。因與大皮營毗鄰,且村子比大皮營小,而取名小皮營。

    大皮營

    該村位于采育南45公里,明朝初年由山西移民至此而建村。時年村中有一皮匠手藝超群,很有名氣,故得名大皮匠村;后清朝康熙年間更名大皮營。1983年撤銷公社改鄉時,大皮營分成3個村。即:大皮營一村、大皮營二村、大皮營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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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月讓太多的東西發生了變化,白廟村曾經的追老會與洪洞的追老會雖然有同一個名字,內涵卻是完全不同了。賀知章說,鄉音是最難改的,可是六百年后鄉音還余幾多?

 

方言閃現 鄉音最是難覓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唐代詩人賀知章這兩句詩,不知勾起了多少人的鄉愁。都說鄉音是跟隨一輩子的伴侶,可是經過了好幾代人、好幾輩子之后,是否還能找到些許殘存的痕跡?“什么樣的鄉音最難改,就算普通話再普及,也絕不會忘掉的。”“說時間的話。”“夢話。”“罵人的臟話。”

    ……

    去移民村采訪的路上,大家七嘴八舌地討論著。

    但車子一停,跟村里的鄉親們一交談,我們的心都有些涼。雖然鄉親們紛紛說自己是“山西洪洞大槐樹來的,是山西移民的后代”,可他們張口閉口京片子,實在是鄉音難覓。

    晌午,妗子

    聽說我們想找幾個老人聊些過去的舊事,李家務村主任幫忙找來了村民李樹仁。

    雖然已經74歲,可李樹仁話音朗朗,擲地有聲。而最難能可貴的是,他的北京口音不重,卷舌音、兒化音也沒那么多,交流起來很順暢。“要說我們是從山西過來的,這全村人都知道。怎么知道的?打小就聽老一輩人說,老祖宗是從山西遷來的。但是你要想知道更多的事,我這歲數不行,太年輕,你得找上了90歲的老人。不過村里這個年歲的老人都沒了,你們要早兩年來就好了。”

    見大家都有些遺憾,我趕緊擺擺手,“沒事,您就跟我講講您小時候聽過的事兒吧。”

    李樹仁爽朗地笑了,“好啊,記得我年輕的時候,大家伙兒在地里勞動完,晌午吃完飯在地里聊閑篇兒,有些個肚子里故事多的人就打開話匣子了……”

    且慢,老先生剛才話語里有個詞聽著耳熟,像是晉南的方言——晌午?

    “晌午,就是中午的意思。上午是前晌,下午是晚晌。”

    “我們晉南人也這么說,前晌、晌午、后晌。”

    “真的?哎呦,我就說北京這邊兒人不這么說呀,怎么我們都這么說,跟北京人不一樣,原來這是老祖宗傳下來的方言哪!”

    采訪結束后回到住地,翻開《采育鎮志》一看,嗬,果不其然,雖然村民們說的是北京話,發音吐字和北京市里沒有什么差別,而且解放后國家一直在大力推廣普通話標準語音,但是,在大興地區的一些村莊里,流傳著不少方言土語,是北京人不會說而大興移民村落特有的。

    還有一個稱謂,也是很多地方沒有的——妗子,意為舅母、舅媽,據《北京市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項目匯編》記載,除了北京大興區,別的地方都不這么稱呼。而在山西晉南、晉東南地區,管舅舅的老婆就叫妗子、妗妗。

    語言不像飲食習慣,平常吃什么、玩什么,一說大概都清楚,畢竟經過了600年的融合、演變,在使用過程中,絕大多數方言土語都已經同化,消失在時間與空間之中。這次尋訪方言古語,如果誤打誤撞找到一些蛛絲馬跡,也算是幸運了。

hài(亥音)兒營里發現古音

    但令人興奮的是,下午在采育鎮解州營村,就讓我們撿了個漏。

    解州之解,雖然各種辭書注音為xiè(謝音),如《現代漢語規范詞典》中說,“解,xiè,水名、地名用字。如解池,湖名;解州,地名,都在山西。”《辭海》“解池”“解縣”注音也是xiè。但是,在山西運城,人們管“解州”的“解”讀hài(亥音),這是從隋唐之后形成的讀音,十分古老。

    從長子營鎮到采育鎮,一路采訪而來,當地人提起解州營,都讀作xiè。不知道解州營的人會怎么讀自己的村名?抱著這個疑問,正月十五下午,我們來到村子里打探。

    聽說我們是從山西來的,村主任郭景學特別高興,黑紅的臉膛上似乎還有一絲關公故鄉人的痕跡。他說,解州營一半的人都姓郭,而且村里人都知道,老祖宗是從山西解州移民過來的。

    郭主任說話的時候,我注意到,他對解州的發音是xiè。于是,我糾正他,“山西人不說解(xiè)州,說解(hài)州!”他聽了眼睛一亮,“真的?山西是這么念?解(hài)州,解(hài)州……”郭景學跟著我讀了好幾遍,突然他一拍大腿,“哎呀巧了,我們村兒還有一個小名兒,就叫‘解(hài,亥音)兒營!”

    大興這邊的村子,除了官方的大名,有些還有小名兒,是方便老百姓口頭稱呼的。如李家務村,小名就叫李府,當地人說,“逢府必務”,所以李家務又叫李府。

    究竟什么樣的方言是經過多少年也很難改變的?“有兩個,一是地名,二是親屬稱謂。”221日,山西大學語言研究所余躍龍博士在接受采訪時說。解州營小名和大名中不同發音的“解”,是移民的一個有力的證據。可能是長期在北京生活的過程中,一方面受到北京話兒化音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把“解(hài)”的古老發音給繼承下來了。

    語言是流動的

    在解州營村一些老村民的口頭,還流傳著不少方言土語,“這些話我們平常就那么說著,自己也不覺著什么,可年輕的孩子們聽了都挺納悶,聽不懂。”村民郭福堂笑瞇瞇地說。

    郭福堂人很樸實,紅臉膛,跟村主任郭景學是一個家族的,“我們村的人常說niá、niá們,就是人家的意思,好像沒聽別村人說過。”而上世紀80年代出版的《運城方言志》中就有記錄,運城方言niá這個發音,語意就表示“人家”。

    但是,據考證,niá的發音是“人家”一詞的合音,在唐五代以來的近代漢語中就已出現。余躍龍說,之所以北京話里沒有這樣的發音,可能是在不斷的更迭演變中脫落了。“跟北京話相比,山西方言有三個最普遍的特點,一是保留著古入聲字的讀音,如‘哭、毒、吃’等字讀起來都是又短又促,如果這些字在當地至今保留入聲字的讀音,那么應該與山西方言有關。其二,圪頭詞的保留,比如,圪嘟,圪針,圪臺臺(臺階)等。第三,指示代詞,這,那,這里,兀里,外里。如果有這三點中的一項,那么毫無疑問,說的肯定是山西方言,或者說話人的祖籍跟山西有關。”“語言是有流動性的,”余躍龍表示,一個發音的存在或消亡,并不能說明什么,有可能是山西移民把山西方言帶到了北京,從而形成了帶有山西特色的北京話,也有可能是山西移民在和周邊北京人交流的過程中,受到北京方言的影響,磨損了原來的山西方言,“這沒有一個定論。”

    另外,據一些專家考證,今天,北京大興長子營地區一些生活用語還留有當時移民大遷徙時的痕跡,如:解手、方便、大小便、隨便等。當初山西的百姓們被迫登記以后,為了防止他們途中逃亡,官兵們把他們反綁起來,然后用一根長繩串連起來。那時候,遷徙路上,到處是一串串的移民,他們一步三回頭,天愁地也愁。在押解過程中,由于長途跋涉,人們免不了要大小便,但一根繩子拴幾個甚至幾十個人,大小便非常不方便。于是只好向押解官兵報告說:“老爺,請解開手,我要拉屎尿尿。”這樣子日復一日,人復一人,次數多了,日漸簡化,只要說上一聲,老爺,我要解手、方便、大小便,人們就都明白了。

    鄉音,它連起了一方土,串起了一些人,勾起了一些事,撩起了一段情。我們不是語言學家,無法用多么科學、嚴謹的方法去探尋鄉音的演變,但是,鄉音中哪怕一丁點的殘留,也是這樣叫人欣喜。

本報記者    王曉娟

    村落檔案

    韓營

    該村位于采育西南6公里,由山西移民遷居至此而建村。因村中韓姓居多,故取名韓家營,后定名韓營。

    高平營(銅佛寺)

    該村位于采育西南5公里,明朝初年由山西高平縣移民至此而建村。為不忘祖籍,取名高平營;明朝正統年間,和尚妙湛禪師廣募善緣,籌巨資在該村建長慶寺一座;明朝成化二十年(1484)又鑄銅佛一尊,高丈許,有千手千眼,供奉于殿內,始改高平營為銅佛寺村。

    廣佛寺村

    該村位于采育西南55公里,村民原屬枯樹營村人。后因枯樹營村北修建了廟宇廣佛寺,枯樹營部分村民移居至廣佛寺周圍而成村,并取名廣佛寺村。

    前、后辛莊

    明初渾河改道西南,此處始有山西移民落戶。因村民多受風沙之苦,為祈懇風沙寧息,曾名風寧屯。清初析為二村,改稱前、后新房。康熙《宛平縣志》記為前、后新店。清乾隆年間,改名前、后辛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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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即使是鄉音已改,但烙在骨子里的鄉情總是難忘,即使是鄉音難覓,可跳躍在舌尖上獨特的飲食喜好、習慣,真的就能徹底丟棄了嗎?

 

故鄉味道 只有胃才知道

 

    當年7萬移民遷到北京,干嗎去了?

    在鳳河地區的方志上,看到了很多記載。原來明朝政府在這里設立了一個叫蕃育署的機構,它不歸北京政府管,直接歸上林苑管理。

    上林苑是皇室苑囿,負責掌管皇帝的御花園、狩獵園、畜牧場和菜圃。當年移民們在永定河沖積平原上以原住地聚落成村,辛苦勞作,很多人為皇莊干活,這里就是皇室的副食基地。

    這種歷史分工現在依然影響著移民后代的生活,“祖輩種地”,“種葡萄種大棚”是鳳河沿岸絕大多數村民的選擇。

    為皇室養雞種菜幾百年,他們的飲食習慣中,還能保留多少山西人的飲食習慣?我們真的能從中剝繭抽絲,發現并證明他們是山西人的后代嗎?

    山西營里評醋王

    77歲的史清森終于打開了話匣子。

    之前,老人一直犯愁:“600年了,打哪說去!別說我,90歲的也說不清啊!”山西營村的婦聯主任周文玲也撇著嘴直搖頭:“我們哪說得來啊!就知道小腳趾兩瓣的都是山西那邊過來的。”

    在這間從老廟遺址上蓋起來的村委會屋子里,他們倆和村支委張景發為我的“不靠譜穿越式采訪”直搖頭,聊開醋,大家才興奮起來,“吃面擱、吃餃子蘸、吃餅子蘸,只要吃帶餡的都離不開醋。”你一言我一語地評比著,誰家是村里的“吃醋大王”。

    年前有人到平遙旅游,給周文玲買了5斤山西老陳醋,“我都沒喝上一口,這家分點,那家分點。哎喲喂,聞著可真香!”她嘖嘖個不停。

    白廟村80歲的賈朝恩記得,以前村里還有人做醋,后來不種谷子了,沒了米糠,也就沒法做醋了。過去的醋吃著掛口,那里面有糧食啊,現在超市里買的醋,沒味了。

    山西營共有7個姓氏,都是當年移民的后代,其中張、史、劉、王人口多些,愛吃醋是一村人的共性,“哎呀,王家一個月5斤那不算多!比他家能吃醋的還有,一個月10斤!”

    好吧,連我這個純粹的山西人都甘拜下風。

    “黃蒸”改名“黏豆包”

    再說共性,那就是愛吃面了。我走訪過的康營、延壽村、廟洼營、沁水營、山西營、大同營、周營(絳縣營)等村,村民最常吃的就是搟面條和揪片,刀削面因為技術水平要求高,一般人家做不來。但有一樣晉東南上黨地區的吃食——黃蒸,居然現身千里之外的移民村。要知道,這種用黍米(民間叫黃米、軟米)面蒸的豆沙包,在晉中、晉北都很少有人吃,或者吃得慣。長治學者曾把慈禧太后愛吃黃蒸作為考證她是長治人的有力證明。

    在移民村落,村民們管黃蒸叫黏豆包,據他們小時的記憶,那也是過年節時才能吃上的美味。

    大同營的姚鳳志說,小時候常下地幫大人干活,還記得用爪鐮菝谷子、菝黍子。在附近的幾個村,黍子面不單用來做黏豆包,正月十五的元宵也用它來做,把做好的元宵餡放在黃米面里搖啊搖,吃的都是黃元宵。還有黏火燒,用黃米面烤的燒餅,那個香啊!

    同樣讓我沒想到的是,晉東南的三和面饸 也在移民村落被發現。沁水營的老支書馮學文說,白面、豆面、白薯(山西叫紅薯)面和面,壓成饸 吃,以前日子艱難,沒鹵澆,就澆點老咸菜湯,一樣筋道好吃。白廟村的賈朝恩說以前還吃過高粱面和榆皮面的饸 ,饸 床跟村里鍘刀那么大。家里人多的時候,就會吃饸 ,這個飯做得快。以前晉東南村里辦紅白喜事,那就是院里支大鍋,鍋上架上饸 床,吃流水席。沁水營村村民郭振全補充:我們還愛吃粉皮,熬菜的時候放點兒粉皮,好吃。總的來說,我們這兒飲食習慣跟晉東南差不多。

    咱們山西吃茶湯不

    聊吃喝,小米是注定的話題。山西小米好是出了名的,沁縣的小米沁州黃曾為歷朝貢品。在大興地方志里,記載著山西移民帶去了優質的小米品種,栽種技術代代相傳,整個北京都知道“采育地區的小米,色黃味香,獨一無二”。采育鎮人大辦公室主任袁紹恒,修了20年采育鎮志,說采育小米出名,明清兩代專貢朝廷。山西營的史清森甚至能清楚說出毛谷、水谷(音)這倆品種的小米更香更黏乎,最愛吃小米飯鍋巴,澆點油擱點鹽,現在那鍋巴比不了!延壽村的季守奇、李家務村74歲的李樹仁都記得,過去村里過紅白喜事,都要吃小米飯的,“小米干飯熬豆腐”,富裕點兒的人家就吃二米飯。

    “咱們山西吃茶湯不?”沁水營的馮學文問我,“就是把小米磨成面,喝的時候拿水一沖就得。”聽起來有點像速食版的小米粥。我們聽了后還在那瞎分析,也許是移民路上熬粥不方便,才發展出這樣的方便食品,還贊嘆了半天移民的生活智慧。返晉后,采訪沁水縣原實驗小學校長劉翠琴,沒承想這事在她那里得到了印證——

    “有啊,咱們叫茶。把小麥、谷子去殼,少留點糠皮,再加些玉米、豆子,有的還加藥材荊棘,磨成面。二月二的時候沁水人就講究吃茶飯——打上茶,配上饃,烤得焦黃的饃,好吃著呢!”

    600年來,在移民村落,黍子谷子和小麥一起擔負著主糧任務。到1949年,大興地區種谷子10萬畝,小麥10萬畝,糜黍三四萬畝,水稻僅4000畝。盡管黍子谷子畝產只有五六十公斤,但堅持種了幾百年的原因,想來一是農業種植模式,二來生活飲食習慣造成的。

    后來因為產量過低,1975年后陸續不種黍子谷子了。

    這罐蒸就是那灌腸

    這次我們走訪的村落,集中在長子營鎮、采育鎮、青云店鎮,方圓一百多公里,200多個自然村,歷史上習慣把這塊叫采育地區。

    我問采育鎮宣傳部部長孔駐軍,有沒有這塊區域獨有的食物或飲食習慣?他脫口而出:罐蒸啊!只有我們這有,別的地兒你吃不著。

    把蕎麥面打成糊,放在陶瓷罐里蒸出來,用刀切成條,拌上蒜醋辣椒吃,可以當飯,也可以當下酒菜。后來用罐的少了,大家都改用碗來蒸,做法是一樣的。早年間只有趕集廟會才吃得上,現在飯店里都有,也有叫蒸條子的。解放前采育鎮甚至有民間罐蒸四大家:南山東營的周家,西營的田五家,南營的張萬倉家,東營的周景升祖上。

    我一聽,這不就是灌腸嘛!

    孔駐軍連連搖頭,那可不一樣,灌腸是把肉灌腸子里做出來的!

    我樂了,你說的罐蒸就是我們的灌腸,滿山西都吃得到,不是什么稀罕物。

    采育地區處于永定河沖擊平原,當年移民過來的時候,這里盡是鹽堿水洼地,移民們辛苦勞作,把這里改造成了“皇莊”,成為幾百年皇室的專供食品基地。誰都知道蕎麥是高寒作物,你們在平原上為啥愛種蕎麥?!

    一代又一代的移民后人,口音變了,家譜沒了,槐樹死了,廟拆了,老物件散失了,只知道自己是山西過來的,卻空著手不知道拿啥來證明。

    胃!胃知道!

    你們的胃是全身最頑固的器官,它記住了故鄉的味道,600年過去了,它還是不吃不歡。

本報記者    謝燕

    村落檔案

    辛莊營

    該村位于采育東南3公里,明朝初年由山西移民至此而建村。原屬烏云寺(海慧寺)東村,后因繁衍發展獨立成村,村中蔡姓居多,故取名蔡辛莊;清康熙年間改稱辛莊營;后兩村名交替使用,直至20世紀90年代末才定名辛莊營。

    潘鐵營

    該村位于采育南3公里,明朝初年由山西移民至此而建村。因村后有座大廟烏云寺(海慧寺),故取名烏云寺,俗稱寺上;明朝崇禎年間,因烏云寺村人負責用大車為鐵臺運鐵,故得名盤鐵營;后因不再盤鐵,且村中有潘姓大戶居住又改名潘鐵營;但解放前本地區大部分人都叫寺上,直至解放后才定名潘鐵營。

    明洪武二年(1369),大興縣初報民地2661畝,至洪武八年(1375),實在地為228074畝。

    ——《沁水營村志》

    蕃育署原管畜養戶2357,分拔畜牧草地152022厘,計畜養鵝8470只,鴨2624只,雞5540只。

——《大明會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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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河沿岸最隆重的吃喝,叫三八席:八道涼菜,八道熱菜,八個碗菜。碗菜多是湯水菜,很像山西南部流行的水席。在我們的傳統中,供獻指的是用飲食來祭祖拜神,飲食往往是和信仰聯系在一起。移民村落里,名氣最大的是一座叫良善坡的廟。

 

良善坡廟 唯有模型憑吊

 

    提起李瑞堂老人,上長子營村,乃至整個長子營鎮的人都知道。好多年前,他因為用普通的白塑料泡沫制作出了良善坡大廟模型而成了十里八鄉的名人,人們紛紛贊嘆老李“手就是巧、記性真好”,只有老人心里明白,自己之所以能耗時兩年多做成了這件事,完全是因著對“良善坡”那種滲透到骨子里的感情。

    讓李瑞堂心心念念惦記了一輩子的良善坡大廟實為上長子營玉皇廟,因其建在村東北一高大土坡上,且有很多善良的人們來此廟焚香祈禱,故而得名。究竟是什么樣的一座廟宇,讓77歲的老人惦念終生呢?正月十四,在長子營鎮政府工作人員的引領下,記者走進了上長子營李瑞堂老人的家。

    “良善坡廟每一個犄角旮旯的地方,我都門兒清”

    據史料記載,良善坡玉皇廟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建成,廟中有碑文載:“計殿則四十有三,計閣則十有五,為山門與樓者三,塔一,井四,基棚九,廊廡寮舍百二十。前后凡七建,碑碣以志不朽焉。”從碑文中可以看出,當時玉皇廟建筑規模之宏偉壯觀。

    聽說有人要來看模型,李瑞堂早早就打開了廂房的門。這間三十多平方米的廂房是李瑞堂老人專門騰出來展示良善坡模型的,里面沒有暖氣,陰冷得很。一組長6米,寬2米的微縮廟宇模型平鋪在屋子的當地上,比想像中的還要大,非常震撼。十三層臺階、鐘鼓二樓、娘娘廟……20多個建筑物四進院、131間房屋全部青磚灰瓦,一排排朱門紅窗畫龍點睛一般,使得整件作品登時生動了起來。“那時候,我們李家的老宅子就在這座廟斜對過一二百米的地方。記得我四五歲的時候,廟里收了個和我同年仿歲的小道士,老道長專門請了先生教他讀書,我和村里另外一個小孩兒被挑進來陪讀,整整兩年。”李大爺用手指著東邊一間屋子:“瞧!我們每天就是在這屋里邊上課的。”

    自從模型做好,每次有人來參觀,李大爺都會陷入那些久遠而溫暖的回憶中,“小時候貪玩,不好好讀書,總是趁先生不注意和小老道一起在廟里捉迷藏,所以廟里每一間房,每一扇門,每一個犄角旮旯的地方我都門兒清。”

    最讓李大爺記憶深刻的是每年三月初三的廟會,方圓百里的鄉親們都趕來進香,比過年還熱鬧。

    三月三廟會方圓百里都有名

    說起三月三廟會,就不得不說說山西洪洞羊獬村“接姑姑回娘家”的典故了。汾河蜿蜒穿過洪洞,河東有一個村叫羊獬,在河西有一地叫歷山,兩者相去70余華里。四千多年來,兩地有一種傳承不衰的習俗——接姑姑,迎娘娘。

    羊獬村原名周府村,有一日這里出生了一只獨角羊——“獬”,這只神獸能辨善惡。定都平陽(今臨汾)的堯王帶著懷孕的妻子和大女兒娥皇來看稀罕,不料妻子在此分娩了,這個女孩兒墮地能坐,三日能行,五日能言,滿月善針織,百日通天文達地理,被起名叫女英。堯覺得這個地方吉祥,便遷居此地,改村名為羊獬。

    舜本是洪洞諸馮人,出生后母親去世。其繼母處處刁難他,舜被逐出家門,到了歷山,在此耕種。堯王訪賢,在歷山見到舜用黃牛和黑牛犁田,舜舍不得鞭打牛,就在牛后面掛一個簸箕,牛走得慢了就敲簸箕,這樣兩頭牛都以為鞭打對方而各自惕勵(據說“威風鑼鼓”就從此起源)。堯王覺得此人恩及牲畜,一定對百姓有仁愛之心,便選了舜做接班人,并把娥皇女英兩女嫁給了舜。

    從此,羊獬和歷山就成了兩女的娘家和婆家了,羊獬人自認是堯的后代,根據輩分稱呼她們為“姑姑”。歷山以及其他地方人則稱她們為“娘娘”(這里的“娘娘”不是皇妃的意思,而是對奶奶的稱呼)。

    每年三月三正值清明時節,兩女回娘家掃墓祭祖,住到堯王生日四月二十八。給父親做壽后當天,歷山人又要來羊獬迎娘娘打道回府,因為這時歷山地區即將開始夏收,她們要回來與百姓一道參加夏收。這門親讓兩地有了血緣關系,四千多年不斷,真正是血濃于水。

    三月三“接姑姑,迎娘娘”的習俗也讓大槐樹下走出的山西移民們帶到了680公里之外的北京地區。良善坡三月三廟會的熱鬧和洪洞廟會如出一轍。

    “玉皇廟外邊有一座戲樓,每年三月三趕廟會的日子,戲樓上都會唱大戲,我們家離那兒最近,站在院兒里就能聽見外邊唱戲。”李大爺興致勃勃地回憶,“本就香火旺盛的玉皇廟里更是人擠人,每天從十里八鄉趕車挑擔過來燒香的人少說過萬。廟會外邊練攤子、做買賣、耍把戲的生意好得很呢,人多時攤子能排出幾里地去。”

    可惜1956年,良善坡古廟被拆了。“那年我還在當鑄工學徒。拆廟的那天,我剛下工回家,聽說挖掘機已經開到廟跟前了,我撒腿就往過跑。廟外頭的老鄉已經圍了里三層外三層,可沒人敢說話,我是眼睜睜地看著一座好好的廟成了一片廢墟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可一想起當年拆廟的情景,李大爺仍心疼不已。

    1960年以前,幾乎村村都有廟

    在長子營鎮,民間流傳著這樣一首詩:“七廟一堂又一閣,劉關二帝洞上坐,逢節鳴鐘二十里,初一十五燒香頭。”其中所說的“七廟”包括后土廟、炎黃二帝廟、馬王廟、子孫奶奶廟、劉關廟、佛爺廟、龍王廟。在采育一帶鳳河兩岸,也一直有以“三橋、四門、五臺、八廟、七十二連營”的說法。其中的八廟分別為:采育鎮南門外的“觀音廟”、南門里的“娘娘廟”、東門外的“藥王廟”、東門里的“文廟”、北門外的“真武廟”、北門里的“關帝廟”、西門外的“灶君廟”、西門里的“天齊廟”。但在長子營鎮沁水營前任村支書馮學文的印象里,良善坡廟無論從廟宇建筑還是從廟會規模上,都在這些廟宇之上。“1960年以前,我們這兒幾乎村村都有廟,光沁水營就有兩座廟。一座是觀音廟,一座是尼姑庵。但兩座廟都算是小廟,尤其是尼姑庵,就一個小院幾間房而已,和良善坡是沒法比的。”馮學文說。

    解州營的郭福堂對村廟“桃園寺”也有一些印象:“兩間瓦房,60平方米的樣子,里面供奉著劉、關、張神像。”

    由此可見,稱良善坡廟“宏偉壯觀”當之無愧。

    李瑞堂老人自20034月非典時期開始刻模型,整整兩年,除了吃飯睡覺,一直在用手中的小刀重塑“良善坡”。模型完成后,震驚四方,轟動一時,來家里參觀的人一撥接著一撥,甚至有一些老人,專門帶著供品過來,非要在模型前面上一炷香。“人們就是想找個精神寄托吧。模型做好的第二年,就有人說要投資重新修廟,那時我算了一下,一間房成本一萬塊錢吧。可說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這事就不了了之了。”

    良善坡廟遺址就在離李瑞堂家幾百米的地方。老人很樂意當向導帶路去坡上轉轉。

    那是一個東西約60米,南北近百米的土坡,但土坡前已經沒有任何碑文痕跡能證明這里曾經有過一座規模宏偉的大廟。

    和老人一起爬上坡的時候臨近中午,土坡四周栽了不少楊樹,坡上卻光禿禿的。“這地兒原來沒這么高,是‘文革’時做工事墊高過的。如果這廟將來要原址重修,得鏟下去一半。”平時沒事,李大爺經常去土坡上散步,順便自言自語地合計一下廟的位置。有生之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親眼看到良善坡廟重建。

本報記者    賈麗

    村落檔案

    沙窩營

    該村位于采育南2公里,明朝初年由山西洪洞縣大槐樹底下集體移民至此而建村。當時因村北有大沙崗,且村中閆姓為大戶,故取名閆家沙窩,清朝康熙年間改名為沙窩營。

    李莊子

    據傳明朝時此處為一山西人的花園,后此人返鄉探親不歸,代為守園的李氏接收其全部家產,定居于此,故稱李莊子。

    大羊坊

    明代建村,村民多以牧羊為業,故名羊坊。清代修整南海子,辟羊坊角門于此,名大羊坊村。1981年地名普查時正式定名大羊坊。

    諸葛營

    明初山西移民至此形成村落。曾名曹莊子,后改朱家營。清末,以村人許半仙智謀過人,遂將村名改為諸葛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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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歷史,都被濃縮進了模型或者傳說。不過,從村容村貌和村民生活細節中,還是能看出些山西的味道。

 

復原重修 家譜代代延續

 

    “找一本家譜真難啊”,這是我們在北京采訪明初山西移民歷史時最大的感慨。

    本來,國家有史,地方有志,家族有譜,對歷史的重視,是華夏民族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史學之發達冠于世界各國。史志向來官修不提,唐宋以前,家譜也非等閑人家可以擁有,在門閥制度下,那是區別于高低貴賤的重要憑證,也是仕宦婚姻的依據,修譜的權力被官方所控制,一直到宋以后,門閥消亡,民間私家修譜的風氣播散開來,成為我國的一個重要文化傳統。

    相比于史、志的煌煌赫赫,家譜這種一姓一族的歷史,也許普通而又平淡,讓族外人看,或許提不起一點兒興趣,但就在這種簡簡單單甚至像流水賬一般的敘述中,鮮活的民間圖景就此展開,讓今天的人還能夠藉此遙想祖先的生活。史不絕,則國存;譜有續,則家傳。

    但是,沒有官方的參與,零散于各個家族中的家譜,續修和保存都非常困難,若是時局動蕩,逢到天災或戰亂,百姓四散離亂,生命和生計尚且難以維持,怎么會去操心家譜的事情。“文革”浩劫中,家譜更被視為陳腐的“四舊”,被當作落后的宗法權力的象征,往往被付之一炬,許多家族的歷史因此消散在青煙中。

    大興乃至北京周邊上百山西移民村落,從地名以及世代流傳的傳說,是可以確定那段歷史真實存在并非杜撰的。但是,大量的細節——來自山西何縣何村、兄弟幾人、家鄉所剩為誰——已經散失在六百年的歷史滄桑中,正史自然不會關注這些,然而但凡家譜,這些卻都是首先要記載的東西。可以說,家譜的散失,正是當代研究移民史最大的一個障礙。

    祖宗單子上的世系表

    連續找了幾個村子,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沒有,‘文革’時燒了”,“小時候還聽說過,現在也不知道誰家有這個東西”。幸好,正月十五,采育鎮三個村子鬧紅火,組織了秧歌隊在鎮政府表演,鎮政府工作人員詢問帶隊的支書和婦女主任,康營村婦女主任劉玉霞說,她見過,在她堂嬸家就有一個。興沖沖趕過去,卻發現那只是一張記錄了祖先姓名的硬紙,用鋼筆填寫,顯見并不久遠。

    而且,這東西其實應該叫“祖宗單子”,作用僅僅是逢節叩拜,相當于列祖列宗牌位的一個簡易壓縮版,比上家譜,作用要少很多。我們在青云店鎮解州營找到了個比這個更全的東西。

    解州營村村主任郭景學說,解州營917口人,410人都姓郭,郭是個大戶。祖宗單子在族人郭福堂手里了。若論起輩分排行,郭景學管郭福堂叫叔。“我們郭姓以前一代一代都有字輩排行呢,興、福、景、殿、健,再往下就不知道是什么了。前四個字兒排得最多,都挺規矩,從健字開始亂了,不隨了。”郭景學有些小遺憾。

    郭福堂點點頭,“一大家子,人太多,名兒不好起了。你看這上,名字都還沒亂呢。”他一邊說,一邊把擱在旁邊的紙卷兒拿了起來。卷成紙筒是為了方便保存、攜帶,可年深日久,那卷軸的邊邊角角已經有多處破損。我們急忙把桌上簡單清理了一下,細心擦掉茶漬,騰開一個空地。

    見我們這么謹慎,郭福堂的動作也變得輕柔起來,慢慢展開紙卷———約80厘米寬,長約一米,顏色、質地都有點類似牛皮紙,但摸上去比牛皮紙略薄,有些韌性,可能是年代久遠了的緣故。

    卷軸的最上方寫著八個大字,從右往左念是:“名序祀念,家譜覽表”。下一行寫著“慎終追遠”,然后是“郭氏門中三代宗親之位”,從下往上數,一共排了六代,左邊是母輩,右邊是父輩。從祖宗單子上的名字排行可以看出,郭家的名字排序是“從、守、文、永、興”,加上現有的“福、景、殿、健”,基本可以知道九代人的名字排行。

    跟郭福堂一起來的有個中年人,叫郭殿江,聽名字知道是這三個人里輩分最小的。他小時候聽老人們講了不少關于老郭家的事兒,“聽上歲數的人說,原先從山西解州老家過來的時候,是姓郭的哥兒倆,叫什么名字不清楚。又說,在山西那邊郭姓也是大姓,有家譜,‘殿’字輩的還能查著呢!”

    復原的老譜最多上溯十幾代

    近些年,國家安定,而且隨著生活水平的提升,人們在精神上的追求也越來越顯示出來。找到自己的根兒,明白自己從哪兒來,讓心靈有個寄托,也是其中重要的內容。

    青云店鎮大同營村的姚風志,給我們拿出來他父親在族中老人回憶下復原的家譜———雖然簡單,但卻是真正的家譜,這上面有家譜除世系表外的另一個重要元素,陰宅圖。可惜姚家老墳早就遷出,不復存在。

    姚姓是村中大姓,300多戶,800多人。姚風志指著家譜說,姚家從姚天祥遷來此處,五代單傳,從第六代開始才人丁興旺的,現在村里生活著從第十代萬字輩到第十五代玉字輩,他是第十二代風字輩。

    姚風志疑惑地說,不過,姚家到底從哪兒遷來,有兩種說法,山西運城或山東鄆城,年長日久,也不可考證了。我們說,姚姓是舜帝后人,舜帝故鄉在運城,很有可能從運城遷來。

    長子營鎮白廟村也是這種情況。村里面的賈姓族譜早毀,支書賈士星的父親從老家譜上抄了一部分,泛黃的毛邊紙上記錄下賈家11代人。這本家譜是在“文革”即將結束時,賈士星的父親從老家譜上抄下來的。

    賈家80歲的賈朝恩說,家譜是從明朝移民過來后,從移民第二代立的。他同時講到些修譜的規矩,比如老大是沒有單獨立祖權的,要跟著祖宗的家譜往下續,而且還有一條規矩叫“絕弟不絕兄”,保證長房的傳承。

    同鎮沁水營村也有這樣的規矩,因家族中的長子地位非常重要,如果老大家沒有孩子,是可以把兄弟的孩子過繼過來的,如果兄弟不愿意過繼,老大可以給兄弟另娶一房媳婦,生下孩子歸老大。這種規矩的存在,顯見移民經過顛沛流離,見慣生離死別后,更加注重血脈延續。

    新修族譜要給每戶人家寫歷史

    沁水營村現在也正在修譜。本來修譜就是個勞心勞力的事兒,但沁水營的工程更為浩大。他們要給全村31姓一起修譜。

    沁水營村明初移民經考證為1618戶,目前已知是14姓,加上后來陸續遷移過來的,共31姓。去年3月,村里每戶人家都接到過一張表,內容是要填寫自己以及家庭成員,最重要的是讓大家盡量往上追溯自己家的歷史。

    這事兒是兩個老支書張賀才和馮學文張羅的。為了給村里人編族譜,張賀才和馮學文研究了家譜編修指南,翻閱了唐代編著的《元和姓纂》、宋代的《二十四略通志》,并且把解放后村里的各個時期的戶籍資料都搜集來。張賀才他們已經把這31個姓的姓氏起源部分都寫好了,并且分了四部分內容,有尋蹤探源、繁衍變遷、郡望堂號、名人薈萃,在信紙上寫出了厚厚的兩疊。

    張賀才和馮學文正在編輯整理的是村里各家的世系錄,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以前各家的家譜都在“文革”和破四舊時毀掉了,大家能追到的大多數只有三五代人。張賀才和馮學文就找村里年齡大的人一家一家問,幫著大家盡力往上追。

    在這次編寫家譜中,張賀才說,過去女兒是不上家譜的,時代不同了,有的都獨生子女,這樣這次編寫家譜時,女性也上家譜,族中妻女同時入譜。

    張賀才說,這本家譜計劃是在今年年底完成,全村整個出一本,給每家發一本。費用都是村里支付,不會跟大家收錢。“怕明兒一搬遷,住進樓去,好幾個村住到一塊兒,‘沁水營’這名兒就沒了。”張賀才說,村里人的關系都不錯,也怕這個。“大家在一起都這么老輩兒了,600年,不容易。”

本報記者    李遇    王曉娟    李雅麗

    村落檔案

    大回城與東回城

    唐置沃州,領濱海縣,萬歲通天元年(696)僑治于此處,名回城。后城廢,漸成村落。明初由山西移民于此處,村莊規模不斷擴大,成為大、小回城二村。1981年,小回城更名為東回城。

    霍州營

    明初由山西省霍州縣移民至此成村,故稱霍州營,曾名高營、梁營。

    于家務

    明初從山西省移民成村。相傳村內曾建有姜太公廟,廟里豎一根魚竿,以祝福村民年年有余()、幸福。村民稱太公廟為魚府,后諧音為于務,清光緒年間名于家務。

    荊家務

    明初由山西移民建村,因附近荊棘叢生,村民多以荊編為業,故名荊家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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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譜的散軼,對于移民后裔和尋訪那段歷史的我們,都造成了困擾。我們將目光投向了他們的姓氏。“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氏會給我們傳達更久遠更豐富的信息。

 

身世符號 天地變姓不變

 

    族中的家譜難覓,讓家族的歷史不再有可征可信的文獻證明,祖先來于何處、繁衍幾代、從事何業、流散何方,都成為語焉不詳的幾個故事,也讓如今北京的山西移民后裔在尋根問祖時疑竇重重。

    好在姓氏不變。

    上古時候,姓和氏并不是一回事,“姓所以別婚姻,氏所以別貴賤”,也就是說,姓用來區別血緣,而氏用以辨別貴賤,“男子稱氏,女子稱姓”,“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到秦漢時期,姓氏合流,一直到今天,某姓等同于某氏。并且,依照中國傳統的宗族觀念,姓氏是祖先的賜予,千載萬年不變,改姓換名,被視為對祖先的大不敬,除了犯下不赦之罪被宗族除名的人,或者自覺有辱門風甘愿被放逐的人,沒人會舍棄自己的姓氏,即使創下莫大功業被皇帝賜姓,日后再立新功,恢復舊姓也是難得的恩遇。于是,這便給我們追溯移民歷史提供了相對確定的線索。

    中國傳統的農村,多數會采用聚族而居的形式,且多有用姓氏命名村莊的習慣。加之姓氏的傳承有相當的固定性,在移民的遷出地和目的地,如果姓氏和地名能夠對應得上,那么基本上可以說明,這兩個村落的同姓人,存在某種密切的聯系。

    不過,中國姓氏幾千年發展下來,遍布于全國,尤其是張王李趙等大姓,更是無縣無鄉沒有,這些大姓的移民后裔,考證其源流來自然非常困難。另一方面,若無相對確切的遷出地,以姓氏分布之廣,尋找起先祖來,也難免認錯。所以,我們本次著重尋找的姓氏,大多也集中在那些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莊中不太普通的姓氏,通過本省的方志史料相印證,希望盡可能為他們今后的尋根問祖提供些線索。

   

    北京市大興區長子營鎮潞城營村、采育鎮的屯留營村祖輩都為申姓的聚集地。

    申姓,源自姜姓,商朝伯夷的后代居住在山陜一代。周宣王時,一支受封于河南,建立申國,后代遂以國為姓。留在原地的,稱為西申。據說,南方上海一代也有炎帝后人建立的申國,也為申姓。山西的申姓,自然源自西申。另外,傳說中,元末有皇族曰璟,受封為潞王,在易代之際為避禍,在“曰”上加一筆,改為“申”姓,并定居于上黨一代。

    長治市潞城市翟店鎮有東、西天貢村,被看作是申姓的發祥地,方圓數省的申姓者都來此尋根。但奇怪的是,兩村申姓家譜不同,且祠堂分立,也許并非一個祖先傳承下來。潞城營的申姓緣于炎黃苗裔還是蒙元皇族后代,還有待進一步考證。

    據說,曰璟在改姓之時,將一口鐵鍋敲碎成18塊,分給自己的18個兒子,如果潞城營和屯留營村的申姓人家,也有“鐵鍋申”、“打鍋申”之類的傳說,那么很大可能就為曰璟后人。

    另外,潞城市申莊鄉、店上鎮、合室鄉都有申莊村。

   

    北京市大興區長子營鎮潞城營村另一個大姓為連姓。

    連姓來源復雜,如春秋時齊國大夫連稱,在政變中被殺,子孫以其名為姓;春秋楚國公族有連敖、連尹之官,子孫以官職為姓;春秋時伍子胥被封在連邑,人稱連公,子孫遂以封邑為姓;彭祖的幼弟名季連,后裔也以名為姓;古代少數民族鮮卑族,有連氏、定連氏、太連氏,孝文帝改漢姓,他們都改稱連氏。雖然來源不一,但如今連氏的郡望主要是上黨郡,依然在晉東南。

    襄垣是上黨連氏的起源之地,縣城陽澤河村又是襄垣連氏的起源之地。研究者認為,上黨十數縣的連姓族人都是從此遷出去的。襄垣縣南峰溝村據傳有元代至今幾百年的族譜。

   

    北京市大興區長子營鎮沁水營村,明初移民至此1618戶,目前已知的有1416戶,其中有豆姓。

    豆姓并非常見姓,但來源甚多:趙姓始祖、周穆王御馬師造父的師傅泰豆氏;春秋時楚國王族俞豆氏;唐朝云南某酋長豆圭以及北魏王朝管農業的小官吏“布小豆”等等,郡望有四,在山西為代郡。

    據第四次人口普查結果,山西只有豆姓579人。

    在沁水縣嘉峰鎮,有豆莊村,包含豆莊、豆山和石柱三個自然村,與豆姓似有淵源。

   

    北京市大興區青云店鎮解州營村,郭姓是其大姓。

    在中國,郭姓也是大姓,排第十八,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一多。其來源主要為夏朝的古郭國,春秋時所分封的虢國(西、南、東、北虢相繼沿襲),周武王的叔叔虢叔之孫封于太原陽曲,稱郭公。郭公之后的郭姓是郭氏的主要支派。其余的郭姓,都來自少數民族的改姓,如滿族郭琿氏就改為郭姓。

    運城市解州在解放前一直是縣級區劃,1958年并入運城縣,今為鹽湖區下轄鎮。鎮下轄一個郭家村,據說建村已有600余年,村民大多姓郭,是汾陽王郭子儀的后人,因此村名郭家村。北京大興區解州營的郭姓,很大可能就源出于此。

    另外,今運城市垣曲縣有解峪鄉,下轄也有郭家村,也有郭姓人,似乎還可以當作一條線索。

    北京市大興區解州營村郭姓字輩排行為“從、守、文、永、興、福、景、殿、健”。

   

    北京市大興區青云店鎮大同營村有姚姓人,自稱是先祖從山西運城遷來。

    姚姓是我國當代第六十四大姓,始祖是舜帝,因舜帝出生在姚墟,所以子孫以姚為姓。另外,商王朝子姓被封在今河南、山東一帶的姚國,后世子孫就以國為姓。還有一些少數民族的改姓。

    運城市鹽湖區如今能查出關于“姚”的地名,有姚孟(傳說是“堯夢”的諧音),有西姚鄉及西姚村。

    同時,元末明初時,并無運城之名,大略一般都稱為河東。明朝有河東縣,隸蒲州府。蒲州,即今天的永濟,以舜帝古都知名。大同營村姚姓村民指稱的“運城”,其實也有可能是永濟。今天永濟城西街道辦事處西姚溫村、東姚溫村,栲栳鎮有姚村,張營鎮有小姚村,都是尋根的線索。

   

    北京市大興區長子營鎮白廟村,有賈、柴、白為大姓。賈、柴都為臨汾著姓,所以有可能是從臨汾遷來。

    尤其是柴姓。柴姓源出孔子的學生高柴,他孫子就以他名字為姓。還有一些源自少數民族的改姓。在全國分布較廣,尤以山西、河南為多。

    柴姓的郡望為平陽,平陽即臨汾古稱。在整個臨汾地區,“柴村”的名字非常多,分布在堯都區、襄汾縣、曲沃縣、洪洞縣等地,如果稍微放寬限制,將柴村溝、南柴村、東柴村、柴村堡以及前柴家村、后柴家村都算上,那更難以計數。

   

    北京市大興區青云店鎮霍州營有高姓,為本村三大姓之一。

    高姓現在也是中國大姓,得姓是因為姜太公8世孫、齊文公姜赤的次子受封于高邑,稱公子高,后世就以高為姓。另外,十六國時期后燕國王慕容云自稱是高陽氏后裔,遂改姓高。高氏建立北齊政權后,賜許多功臣貴族姓高,也成為高姓一大來源。其余少數民族改姓不再贅述。

    在霍州市,有個村子叫高王莊。高王莊古稱高家莊,村中居民都為高姓,后來遷入王姓,才改名為高王莊。

本報記者    李遇

    村落檔案

    伍各莊

    據傳說,明初,山西省后禹州白馬莊人遷移至此建村,當時共有李、崔、佟、劉姓村民五戶,故取村名伍家莊,后改稱伍各莊。

    西里河

    金、元時期,渾河(永定河)流經此處,后主流南移,故道積水,形成“里河”。明初由山西移民在此建村,因地處渾河故道西側,故稱西里河。

    四各莊

    明初,有四戶王姓村民從山西遷此定居,村名四哥莊,后諧音為四各莊。

    楊堤

    該村位于采育東南35公里,明朝初年由山西移民至此而建村。當時因楊姓為村中大戶,且村址坐落在鳳河北岸臨堤,故取名楊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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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憑借姓氏,也許能給山西移民后裔提供一些追溯歷史的線索,但那畢竟是六百年前的事了。事實上,如今,北京移民村落和山西老家間,并非沒有新故事。

 

后裔情懷心中常念故鄉

 

    雖然六百多年的分別改變了鄉音,切斷了聯絡,但在很多山西移民心目中,“老家人”的情分沒有變,回家鄉看看的心愿一直有。

    得知女婿是“老家人”老丈人沒要一分彩禮

    申寶祥的女婿董建龍是山西人,因為待見這山西女婿,申寶祥嫁獨生女兒的時候沒要一分錢彩禮,這事在沁水營曾傳為佳話。聽說山西的記者要來村里采訪,在車行做銷售的董建龍專門請了半天假來見老鄉。

    近幾十年來,在三任村支書的帶領下,沁水營非常注重村里歷史文化的傳承工作,不但在村子里開了博物館,還出了《沁水營志》,現在兩位前任老書記又不辭辛勞地為全村人修起了家譜。所以全村人都知道,自個兒的祖先是從山西遷到大興來的。

    董建龍,今年26歲,是山西萬榮縣里望鄉人。2004年,他考到大興區第一職業高中學“汽車運用銷售”,認識了同班女生申倩。

    “我很偶然地了解到申倩是大興區長子營鎮沁水營人,覺得非常奇怪,就告訴她我們山西也有長子縣,有沁水縣。申倩回家后專門問起她爸,她爸就給她講了山西移民的那段歷史。還說1984年的時候,他曾在高平縣當過兵,部隊里就有沁水縣的戰友,放假的時候他還和戰友去過沁水縣呢。”董建龍說。

    這段特殊的緣分一下子拉近了兩個年輕人的心,平時相處的時候,他們發現彼此還有很多共同之處,比如性格都很實在,都愛吃手搟面,吃面的時候都愛澆很多山西醋。到畢業的時候,兩人已經是同學中公認的一對兒了。

    2010年,愛情長跑多年的兩個年輕人終于將結婚事宜提上日程。董建龍家里還有兩個哥哥,家庭條件很一般。按照當時村里的行情,娶個媳婦怎么也得大幾萬塊錢。但申寶祥和親家頭回見面的時候,沒提錢一個字,而是親親熱熱攀了半天老鄉。董爸爸開始還擔心小兒子在外地成家定居會“受制”,沒想到這“外地”居然也盡是“老家人”,他便一百個放心了。

    如今董建龍和申倩已經結婚三年多了,小兩口結婚后一直住在沁水營。董建龍已經完全適應了村里的生活:“這邊的居住環境和我們村差不多,飲食習慣也相似,我丈母娘人特別樸實,最擅長做手搟面了。我老丈人總念叨著要再去山西沁水縣走一走。有時間我一定要陪他回去轉轉。現在咱山西那邊發展得也不錯,有時候我也會和老家的大哥二哥合計一些事兒,看能不能介紹這邊的移民老鄉和家鄉人一起合作,發展事業。”

    有機會想和家鄉的醋廠合作生產臘八蒜

    和董建龍一樣,想靠“老鄉”這條紐帶做點事的人還真不少。

    今年40歲楊磊是青云店霍州營黨支部副書記,打他記事起就聽父親提過,山西也有個霍州市,他們的祖上就是600年前從那兒遷來的。自從近幾年,村里開始大力種植白皮大蒜以來,村民們的收入就有了保障。“種蒜省事,每年春天打點藥就行,八個月成熟,到時候蒜商會主動上門來收。按去年的收成情況看,畝產能達到600掛(每掛平均100頭蒜)。”楊磊說。但身為黨支部副書記的霍磊并不僅僅滿足于當好一個農民帶頭人,他常聽父親念叨,霍州營的祖先都是從山西霍州移民過來的,所以早就開始琢磨和家鄉人共同發展的事了:“人們都知道山西清徐醋有名,但不知道咱霍州有沒有醋廠。如果有廠家愿意合作的話,我們可以聯手開一個臘八蒜廠,生產最正宗的霍州臘八蒜。”

    聽說山西晚報派記者來采訪了,楊磊的父親楊振孝很快就趕到了村委會,一進門就說:“聽說老家來人了,我來瞅瞅。”今年73歲的楊振孝老人也當過霍州營的村支書,大廚出身的他早些年走南闖北,見過不少世面。“我去過山西好多回,榆次、大同、太原,我都去工作過。”老書記說,“但還真沒去過霍州,那時養家的負擔太重,沒心思想別的。”

    但由不得自己,老支書心里總惦記著那個陌生又親切的“老家”。記得有一次看電視,新聞里提到了山西霍州,他急忙招呼老伴兒兒子一起看。“我依稀記著電視里演了一些煤礦的畫面,我爸就感嘆半天,念叨著說咱老家是這個樣子。”楊磊知道,父親心里對山西霍州,始終有著割不斷的故鄉情結。

    還在當村支書那會兒,楊振孝去給村里買化肥,還沒問價就一眼瞅見一個袋子上寫著“山西霍州化肥廠生產”,當即拍板要這個廠家的。“看到‘山西霍州’這幾個字,我當時真是心頭一熱啊,心說不管多錢就買它了。”

    “去年春天,‘老家人’還真被我爸盼來了。”楊磊順勢插話,“因為他們事先沒打招呼,是突然過來的,當時我在外邊辦事回不來,是我爸接待的人家。”。

    “他們是上午來的,大概有四五個人吧。哪個單位的我忘了,只記得他們說是到北京出差,順道來看看的。我們聊了一個多小時,高興啊!中午我想留他們在家吃飯,但人家死活不吃,說還有事,要急著趕路。走時送給我好幾本書,有《誰不說咱霍州好》《魂歸太岳》,還有一套畫冊,都是霍州出版的。”一年后,楊振孝老人重提這事,才無不遺憾地想起該留人家一個電話來著,“唉!人老了,關鍵時候啥也想不起來。”

    臨別,楊振孝堅持讓兒子去拿兩掛自家種的蒜送給記者。“上次老家來人就啥也沒給人拿,這次不能再忘了。”

    山西霍州老鄉說希望霍州營村民回家鄉參觀

    根據楊振孝老人提供的書名,記者輾轉聯系到了《魂歸太岳》的作者邢立山,并通過他找到了去年到霍州營拜訪過的山西霍州人趙利先生。

    趙利是原霍山風景區管理委員會主任,也是現在霍州市旅游開發領導小組的成員。因為工作的原因,他對歷史文化、風土人情方面的信息格外關注。20133月,他和幾個同事開車去北京出差,恰好趕上參加北京同鄉會朋友們的聚會。席間,一個在北京工作的老鄉偶然提起自己開車途經鳳河沿岸時,發現那里很多村名都和山西的縣名一模一樣。后來這老鄉上網一查,發現這不是偶然,還真有淵源。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趙利對此事掛了心。就在北京老鄉的陪同下,專程去尋訪了一下霍州營。“剛開始村民們沒搞清楚我們是去干嗎的,都很不耐煩,后來還是那個姓楊的老書記明白了我們的來意,立刻熱情地招呼我們進屋,并親自給我們端茶倒水。”電話里,趙利對去年大興區霍州營之行記憶猶新,“因為在那之前的幾個月,我們剛剛搞了‘中鎮霍山·華夏州署第七屆文化旅游節’,我車上正好放著不少關于家鄉的資料,就送給老人一些。后來我們看老人要張羅著給我們做飯,怕給老人家添麻煩,就趕緊起身告辭了。”

    聽說了山西晚報此次去大興采訪的目的,趙利非常感興趣。他說上次去得太倉促,以后一定再找機會去大興區的移民村好好考察一下,看能不能針對那些移民老鄉們開發一些旅游線路,讓他們回家鄉看看。

    就在即將發稿的時候,邢立山打來電話,說霍州市老區建設促進會的幾個老干部最近在策劃出一本關于霍州人在北京的書,很想把霍州營的那段移民史加進去,所以他們很可能也要去霍州營看看。看來過不了多久,老支書楊振孝又能見上“老家人”了。

本報記者    賈麗

    村落檔案

    東趙村

    明已成村,村民多為山西、山東移民,村名為魏家村。后改名趙家村,簡稱趙村。19813月定名為東趙村。

    上、下長子營

    明永樂年間由山西省長子縣移民至此成村,分上、中、下長子營,后中長子營并入上長子營。

    留民營

    明永樂年間從山西省移民成村,因有流民之意,故稱流民營,曾名柳木營,清時改稱留民營。

    請看下文

    除了移民傳說,在現實生活中,像沁水營、霍州營這樣盼著兩地互動、共同發展文化經濟的是個別現象嗎?

 

渴望互動 暢通京晉往來

 

    如果說一百個人心里,會有一百個桃花源的神韻,那么一百個山西明初移民后裔的腦海中,也會有一百種故里老家的模樣。樸實熱情、歷史悠久、山川秀美,這些詞匯基本上都是本報記者組采訪北京移民村時,從回過山西老家的村民那里聽到的。在這些移民后裔眼中,當年祖上就是從這樣一個人杰地靈的地方被朝廷強令遷移的,再多的難舍難離,也敵不過朝廷的圣意和刀劍的逼迫。

    除了民間的親情尋根,官方性質的正式交流,也是不少北京的山西移民村近年來的重要活動。正月十五那天在北京大興區長子營鎮河津營村采訪時,河津營村村支書張國亮給記者留下深刻印象,他的河津之行,就有很多內涵。

    河津營村:

    學習大棚技術恰好選擇了河津市

    張國亮個子不低,身板結實,膚色黝黑,說起話來快人快語,沏茶倒水寒暄幾句后,張國亮直奔主題:“都是老家來的記者,有啥要問的盡管說,咱們好好嘮嘮。”

    關于明初移民史這塊內容,張國亮說的不是特別多。他有點不好意思,連連解釋村里保存的資料非常少,他所知道的有關移民的東西,都是幾十年前在地里農作之余,聽老人念叨的。“老人們的文化程度不太高,口述歷史這塊不算很完整,都是零零散散的一些人和事,沒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東西。大概十來年前,村里對過去歷史典故懂得最多的李大爺去世后,就更沒什么人知道那些老事了。像我們這輩兒的人,平時偶爾也會聊到這塊,說說誰家打哪兒來,誰家祖上出過什么人,但都不太確切。很多事說說還行,要真寫成文字,誰也沒這把握。”張國亮也略有些遺憾。

 

    張國亮對老家的直接了解源自2007年。河津營村幾百年來根據地形地貌特點,一直種植玉米等寥寥旱性作物,使得農業發展長期處于平滯狀態,近些年,鎮里和村里都希望能突破這一瓶頸,改變農業種植結構,掌握其他作物種植技術。通過互聯網查找相關信息后,他發現,比較符合學習大棚種植技術目標地,居然就是山西河津市。

    張國亮揣著介紹信和村里的基本資料來到河津市農林部門,接待他的是一位姓李的技術人員。張國亮自我介紹,特意強調說自己來自北京大興河津營村,祖上也是山西移民,很有可能就從河津地區走的。出乎意料的是,姓李的工作人員對這塊歷史非常熟悉,還替來訪的張國亮補充了不少移民典故,雙方一下子就拉近了距離,原本的工作業務交流幾乎要變成鄰里街坊之間拉家常。那些日子,雙方除了大棚種植的業務工作外,最感興趣的就是移民史這塊話題。

    此后,山西河津市的農林技術人員也到北京河津營村實地交流,一起研究符合當地的大棚技術。雖然由于地形的客觀原因,北京河津營村最終沒有采用山西河津的技術,但這次接觸還是極大地縮短了兩地的距離感,彼此感到了親切和溫暖。

    張國亮感慨:“河津是個鐘靈毓秀的地方,自古就人才輩出,現在看到家鄉景色這么美,經濟發展得也不錯,更讓我們在外地的親人備受鼓舞。”

    解州營村:

    對關公效應最感興趣

    回鄉探訪,除了工作需要,是人們感情寄托,也是未來發展的需要。較為寬松的社會環境下,家族變小、獨生子女增多等原因,同時刺激著尋根問祖成為人們的現實需要。“對祖先和同宗同脈的尋找,其實也是建立當下社會關系和資源交流渠道的重要途徑。”大興區解州營村支書郭景學說,他最關注的是關公信俗。

    武圣關公,聞名天下。關公正是解州人,作為一張最大最風光的金字招牌,關公所代表的忠勇信義,一直是解州人最引以為傲的文化圖騰和人文基因。在北京解州營村,當地人祖祖代代供奉關公牌位,家家戶戶如此,逢年過節,定要虔誠地進貢上香,半點馬虎不得。村民李葆華提供了這個信息,但所有的牌位在破“四舊”的年月,已經被砸了,燒了。供奉關公,就成了解州人心中的記憶。

    李葆華領我們到村口的一片莊稼地上,指著一片開闊地說:“那里就是我們村桃園寺的地方,具體什么時候建寺不知道,但肯定很有年頭,正殿供奉劉關張塑像,還有東西廂房。”

    桃園寺在1982年被拆了,在經歷了戰火兵荒,躲過了破“四舊”的劫難,一度成為村小學校舍,但終究還是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中。

    讓我意外的是,這些解州人的后裔,居然不知道自己和關公有著最親近的地緣,他們不知道天天供奉的關公,其實是自己的同鄉。

    在了解到解州營村擁有關公這一層名人關系,郭景學立刻表示會認真思考如何在當地把關公效應做大做好,充分挖掘名人資源,同時會著手準備去山西解州地區細致考察,好好研究調研一下關公信俗的內涵。

    郭景學分析說,北京大興地區沒有什么直接反映武圣關公的大規模人文地面遺存,這對整個解州營村、整個長子營鎮,乃至北京南部地區,無疑有著重要的意義。郭景學希望山西晚報能幫助他們架起與山西的溝通橋梁。

    采育鎮:

    準備打造山西移民文化園

    孔駐軍,采育鎮宣傳部部長,分管采育鎮的旅游剛一個多月。

    正月十五上午九點,我們趕到采育鎮的時候,正好他要到村里去。

    康營、延壽村、廟洼營三個村的村支書、婦女主任都在。大家對我們這個“老家來的人”有問必答,等我挨個把村里的姓氏、民俗、飲食等問遍,孔駐軍才開了口:有個事,也許你們也有用。

    他說的是鎮里有個規劃,要造以山西移民文化為核心的現代休閑基地。

    采育鎮的當家寶貝是綠色資源,今年綠化率達到50%,除了平原造林,還有一萬多畝的葡萄,還有大白杏,還有草莓種植。“要夏天來看看我們的小環境,空氣都不一樣,早上起來你一聞都是甜的。”孔駐軍說。

    因為緊鄰河北廊坊、天津,北京市最大的城南旅游集散中心落在了采育。鎮里覺得只有文化和旅游結合起來,才能達到讓老百姓致富的效應,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數。

    采育文化最大的財富就是移民歷史。就在我們去的康營南邊有條韓風路,鎮上打算沿這條韓風路產業帶,搞屯墾和移民文化,帶動全鎮16營旅游。

    “展示山西的根源文化,讓孩子們在北京尋根”,這個設想聽起來更像山西移民版的迪斯尼樂園。有豐富的軍屯文化、兒童田園體驗內容,建造鳳河吊鍋一條街、蔬菜見學營、葡萄見學營、草莓見學營、山西營軍屯主題博物館村。

    采育鎮打算今年啟動項目,五年內建成,把市場就交給市場,在規劃完成定稿后,他們希望和山西洪洞大槐樹尋根祭祖園對接,能借鑒山西的尋根文化模式,包括“根塑”造型、姓氏、家譜等。

    “山西移民這段歷史,很多北京人不知道,山西人也不知道。希望到時候老家能支持我們,我們聯手,一起把移民文化推廣出去。”孔駐軍說。

本報記者    劉巍    謝燕

    村落檔案

    魏善莊

    據傳為明初山西移民建村,初為陳、劉、韓三姓。魏善莊之名始見康熙 《大興縣志》,時屬公田社。村名或因姓而得。

    北研垡

    明初山西移民建村,因此處多鹽堿地,故名鹽垡。清康熙年間稱北鹽垡,后諧音改稱北研垡。

    東、西黑垡

    明初山西移民至此建村,因土壤黑色故名黑垡。后因水患分為兩個村,分別稱東黑垡、西黑垡。

    岳街

    明永樂年間由山西移民成村,因有一岳姓滿族人在此建莊,故稱岳莊子,后改稱岳街。

    請看下文

    回到山西老家后,他們感受著山西親人的熱情,在工作交流上也方便了許多,這種地緣上的親切感,我們同樣也在這次赴京采訪中切身感受到了,我們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

 

“老家來人了”

 

    六個人,四天時間,一千多公里,三個鄉鎮二十多個村莊,五十多斤的史料。每天早七點起床,奔赴采訪的村莊、人家,晚上九點多回到住處,溫習、交流一天的采訪收獲,直到一點多才收工休息。

    可是,調查的日子再苦再累,心里總充滿了溫暖,因為,幾乎每到一處都能聽到讓我們感動的這句話:

    224日,為準備這期移民特刊,編輯部正人仰馬翻忙得不可開交之時,李遇突然接到一個來自北京的電話。

    電話是《大興報》專題部主任劉洋打來的。他說,打算就山西晚報正月里去北京尋訪山西移民的事,做一個關于移民文化的專題報道。

    原來,奔著做新聞而去的我們,被當地媒體也當成了新聞。我們,在他們眼里,就是正月里走親戚去了啊!

    一周前在北京的點滴,頓時又浮現在眼前。

    213日,我們沿著鳳河先“巡視”了下移民村落,正式開始進村采訪。第一步想找本地方志,就遭遇了挫折,折騰到上午11點半,仍無進展。連本地方志都借不到,去哪找人?大海撈針式的采訪怎么想怎么不靠譜。情急之下,賈麗試著給114打電話,找到《大興報》總編輯衛東海的辦公電話。

    能不能幫忙,有沒有用?大家心里都沒數。謝燕試著撥通了電話,那邊一聽說是山西晚報的,第一句話就是:“老家來人了!你們在哪里?”

    謝燕結巴著問,能幫忙借本《大興志》嗎?衛東海說:我辦公室就有!你們幾個人?我來安頓大家先吃飯!

    就像拆米面口袋時,找對了線頭,輕輕一拽,線全開了!

    衛總是山陰縣人,是咱山西老鄉。一聽我們的來意,他立刻將我們和地方對接的活兒全部自動攬了下來,給長子營鎮、采育鎮、青云店鎮打電話聯系采訪,把收藏多年的移民資料傾囊拿出,還送了我們每人一本他撰寫的《鳳河岸上長子營》。做這些之前,他連我們的******都沒看,這種信任和支持,只因為我們是從老家來的。

    從那時開始,這句話一直伴隨著我們的采訪,幾乎每到一個移民村,都能看到真誠親切的笑容:“呀,從山西老家來的啊!”

    正月十五上午10點,李家務村主任趙學軍帶著我走街串巷,“你不是要看道教音樂會嗎?去李福強家就能看著。”

    一進院門,先看見幾名婦女戴著塑膠手套,使勁刷洗著浸在冷水盆里的魚。幾個男子也在院里忙活著。見我進來,他們都站起身來,笑。

    村主任介紹說,“這位是山西晚報的記者,來問問你們移民的事兒。”李福強爽朗地笑了,“哎呀,老家來的啊!”旁邊幾個男子圍了上來,七嘴八舌地說著,“山西來的!從老家來的!”

    這是個套間,里間算是客廳,方方正正的,坐北朝南,陽光灑進來,很敞亮。當中間擺著一張圓桌,說話間,女主人已經端了好幾盤水果、瓜子、花生,擺放得滿滿當當。

    主人將我讓到沙發上落座,其余則站的站,坐的坐,女人、孩子們都上了炕———十幾個人,二三十雙眼睛都聚焦在我身上。有個小伙兒還扛著攝像機對準了我,我起身,他起身,我移動,他移動,紅點點沖我一直拍,走哪兒拍哪兒。

    我一開口問話,立刻從四面八方傳來回答的聲音,大家的熱情讓我恨不得變成六耳獼猴。有那么一瞬間,我有些暈乎——我是來采訪他們的,可我儼然成了他們眼中明星般的人物。

    采訪結束時,已臨近中午。大家熱情地留我吃飯,我誠懇地拒絕了。男人們圍站在門口向我作別,幾個女人又不甘心地追出來,“大老遠地從老家來,怎么能不吃飯就走?就是加一雙筷子的事兒,吃了再走吧!”

    當天的晚飯,我們是一邊采訪一邊吃完的。本來約好了第二天再聊,突然接到五音大鼓傳人劉廣清的電話,便臨時決定一起吃飯,順便采訪。一間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十個人圍坐在一起,吃著熱氣騰騰的火鍋,聊著幾百年來五音大鼓的傳承,直到最后,大家才想起來,今天是正月十五,該跟家人吃團圓飯的!劉廣清說:“我們這是大團圓!”

    離開北京的最后一頓飯,是在沁水營吃的。

    老書記馮學文幾乎沒怎么動筷子,一直在給我們講啊講,恨不能把他知道的都倒給我們。飯后又特意把神叉老會表演隊叫來,表演給我們看。零下十度的天氣,六七十歲的老人家舞得興起,赤膊上陣。

    馮學文的心情很矛盾,又想讓我們多看看,又擔心我們誤了火車。

    臨出發時,沁水營村支書郭振會又趕了來,他家今天給過世的老人做三周年,家里親戚一大堆。我們特別過意不去:“郭書記,知道您家里有事,就不用來送我們了!”郭振會憨厚地笑著說:“咱們也是親戚,老家來人了,我怎么也得好接好待送送大家。”

    回家的路上,大家都說:我們不單是來采訪,還是走親戚來了。只是有點不好意思,是空手來的,早知道,咋也要背點老陳醋和小米啊!

本報記者    王曉娟

    謝燕日記1

    210日正月十一陰

    出發之前

    從初八上班,心里就一直懸著。

    年前,社長張占鷹突然布置了一個任務,帶隊去采訪北京的山西移民村。

    移民文化的報道,我不陌生。從2004年,我連續5年去洪洞報道大槐樹尋根祭祖節。2006年和洪洞方面合作,啟動“重走移民路”計劃。當時報社交付我,作為和“重走西口路”跨國文化報道的姐妹策劃一并運作。2008年所有人員、經費、報道方案到位,卻因故叫停。

    所以這次接受任務,算是小償心愿。

    北京記者站先行聯絡,年前年后傳來的消息,卻不樂觀。正月十五,大部分村民還在家,可能還有民俗節目可供采訪。時間不等人,我決定帶著采訪團直接撲過去。

    但,去了找誰?

    三晉出版社社長張繼紅把正準備出版的 《山西移民史》樣稿提供給我,翻箱倒柜把所有的移民書籍都送給了我。

    洪洞縣史志辦主任張青建議我去趟大槐樹祭祖園,那里有北京移民后代的尋親線索。今天一大早不到七點,我和李遇就向洪洞出發,但晚上返回太原時,除了抱回2296頁的《大槐樹志》,還帶回祭祖園的期望:拜托多幫我們搜集些資料。

    出發在即,給大家開過分工會,我心里空落落,沉甸甸。

    此行,我們能順利完成采訪,找到我們想找的人嗎?

    李遇日記1

    212日正月十三有霧

    新移民

    北京之行,目的是為采訪明初山西移民后代,然而實際上,“移民”無時不在發生。北京這座兩千多萬人的城市,有多少“坐根兒”的老北京人?恐怕不多,上溯三代,都是移民過來的。

    昨天剛在大興住下,就遇到了老鄉。我們住在亦莊的一家快捷酒店里,近旁有一家飯店,還是大同飯店。點完菜,有人忍不住問服務員,“你們老板是哪兒人啊?”“山西大同的!老板來這兒十多年了!”雖然飯菜不是很地道,但沖著老板是山西老鄉的份上,還是給個贊吧!

    今天在一個飯店吃飯,做東的是《大興報》的衛總,他是山陰人,來北京二十多年。我們就山西移民的話題熱火朝天地聊著。一會兒,大堂經理進來,衛總說,喏,這也是山西移民。這位李經理很爽朗,說自己是興縣人,拿起酒杯就走了一個。突然發現,跟前兒站的服務員小姑娘眼睛忽閃忽閃地看著我們,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我們就問,你哪兒人啊。小姑娘脆生生地說:平遙的!又想起昨天晚上,我們在一個水果超市,攏共說了五個字“買幾個蘋果”,售貨員小伙子就問,你們是不是山西來的啊。我們說,嗯。他高興地說,“一聽你們這口音就沒錯,我祁縣的!”

    我總覺得這就是歷史的真實場景,不論是大規模也好,個別零散也好,改變我們中國的,就是這些移民的腳步,潤物無聲,影響卻深遠。我們說,下一個選題可以嘗試北京的山西新移民。嗯哪。

 

    李遇日記2

    213日正月十四有霧

    老鄉的幫忙

    在北京采訪移民史,我們并無具體的對象,僅僅是憑著幾個地名就撲過去了。到了后,才發現滿不是那么回事。600年長不長,短不短,但足夠消弭一切痕跡了。我們很著急,幸好有“山西”這份鄉情在,移民后裔都盡力幫我們。

    黃玉秋大姐在采育鎮一個小區物業公司工作。這個小區,實際上是采育鎮拆了13個村后給村民蓋的嶄新樓房。本來,我們去物業公司只是聽向導劉勇說這兒有人有《采育鎮志》。到了公司的會議室,黃玉秋大姐也跟了進來,一聽我們的來意,她雙手一拍,“呀,我也是山西移民!”

    鎮志沒找到,黃玉秋大姐很遺憾,然后就使勁兒回憶著,給我們提供線索。“啊,我想起來了。二十多年前,我弟弟和一個人去山西打工。那個人找上了在山西的親戚。”我們一聽,也很興奮,忙請黃大姐帶我們去。黃大姐說,她先打聽著,有了信兒就告訴我們。

    昨天晚上,黃大姐打來電話,說沒有那個人的電話,只知道他在一個裝飾城看門。我們約好,今天去找。

    今天一大早,我們接上黃大姐就去了那個裝飾城。路不遠,片刻便至,但因為還在正月里,商戶們并沒有開門,那人當然也沒找到。黃大姐很不好意思地笑著,說她再打聽打聽。

    我以為這是客套,更何況,作為一個600年前的老鄉,黃大姐此番也已算仁至義盡了。對這條線索,也便斷了念想。

    不承想,下午我突然接到電話,黃大姐又費了些周折,竟然跑到了那人的家里。遺憾的是,那人是爺爺輩兒遷到山西的,和我們的專題關系不大。

    可是,這份熱心卻讓我感動不已。

    李雅麗日記

    215日正月十六有霧

    采訪團的“外掛”

    在踏上火車之前,已經跟劉勇約好,把火車到站的時間發給他。半途,收到他會準時接站的回復,我踏實了。要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又是郊區,我有點忐忑,有個熟人帶路,這樣才心安。

    劉勇是北京人,自由撰稿人,主要撰寫的就是他在山西的各種游記和考察,因為他是個山西迷。為這,他辭了工作,自己貼錢,孤身一人,一年來山西三四次,走了五六年了,還放不下山西。他說自己:“不在山西,就在去山西的路上。”

    我笑話他:“北京戶口給你是可惜了。”

    一出北京西站,劉勇的短信就來了:哪個出站口?

    按照他的指揮,我們從南繞到北,剛到北1出站口,他已經揮著手招呼我們一行六人了。本地人的優勢在這一刻就開始顯示出來,他和司機師傅帶著我們抄小路直奔停車場,少走了不少彎路。

    一上車,劉勇就告訴我們,他了解我們要去的那些山西移民村,因為對山西的感情,他曾經對那些標注了山西地名的村子,有過特別的關注。

    劉勇是個極好的向導,連鄉間小路都非常熟悉。在四天的采訪中,他一直任勞任怨地陪著我們,每天7點多出門,從市區趕到大興亦莊接上我們,晚上再把我們送回酒店,他回家就已經在11點以后了。面對我們的謝意,他總笑呵呵地回一句:為山西人民服務!

    劉勇不僅僅是向導,還是我們的歷史顧問。他是歷史學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五代十國。采訪間隙他把知道的所有與山西移民有關的知識都講給我們。山西的縣,他已經走訪了一半,對山西的了解不比我們這些山西人少,是我們采訪團名副其實的“外掛”。

    幾天的采訪結束時,我們每個人給了他一個大大的擁抱,感謝這個“外掛”帶給我們采訪團的無償幫助。

    無需我們發出邀請,他正在來山西的路上。

    王曉娟日記

    215日正月十六霧霾

    骨灰壇的故事

    這是離開前的最后一頓飯,跟沁水營幾位鄉親們一起吃的。

    我和沁水營村張翠華老人座位相鄰。大家邊吃邊聊,十分開心。飯桌上,不知是被我們即將離別的情緒感染了,還是自己有感而發,張翠華老人突然跟我說,“姑娘,跟你說個事兒啊,前些年,我們村兒春天翻地的時候,經常從里頭挖出骨灰壇來。”

    我聽了十分好奇,骨灰壇不好好供起來,或者放進公墓,為什么要埋在地里呢?

    張翠華說,山西人戀家,死了也想著有一天能回到家鄉,所以就埋在地里,等哪天子孫后代回山西的時候,給他帶回去……

    正吃在嘴里的飯,突然怎么也咽不下去了。我很小就出來上學、上班,在外面漂泊的時間比在家鄉多,早就習慣了漂的生活,沒什么家的概念,更沒有故土難離的感受。這骨灰壇寄托的對家鄉思念,死了也要回歸故里的情感,深深觸動了我,狠狠擊中了我。

    葉落歸根,都說這是一種老人才有的情愫,可那一刻,我這個年輕人突然懂了,樹葉再高,離得再遠,也依戀著根的懷抱。

    謝燕日記2

    215日正月十六霧霾

    最后一夜

    天快黑了,我們結束了在北京所有的采訪,坐著孫保國師傅的車往北京西站趕。大家都想連夜走,說能給報社省一點是一點。

    電話響了,長子營鎮宣傳部部長王穎打來的:“團長,你們今天怎么樣?我剛散會,一直也沒顧上招呼你們。”

    王穎為人精干、辦事利索,工作節奏超快,這不,她直接給我封了個采訪團團長的“官兒”。鎮上的工作繁瑣忙亂,這幾天沒見他們休息過,再加上我們這些不速之客來“添亂”,更是給大家增加了額外的工作。我說,“采訪結束了,多謝你們的支持,要沒你們這么高效率直接到村到人地聯系采訪對象,我們根本無法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完成任務。”

    我的感謝發自心底,能在這么短的時間完成高密度、高強度的采訪工作,沒有長子營鎮、采育鎮、青云店鎮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他們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和采訪線索,竭盡所能地為我們解決問題,高效快速的工作節奏讓我們嘆為觀止:不愧是北京城里的鄉鎮啊!《大興報》總編輯衛東海說,區里僅博士畢業生就有上千人,這素質,沒得說。

    王穎呵呵地笑著,“不要客氣,老家的親人來了,都是應該的。報道出來了,能不能給我們寄些報紙來?說實話,我們也沒有抽專人專門梳理過移民文化,我們也感謝你們所做的工作。祝親人們回家的路一切順利,一路平安啊!”

    車臨出大興,被原長子營宣傳部部長馬振海“截住”,他沒讓我們下車,拉開車門,遞進一個信封,里面有幅畫,墨香撲鼻,是他臨時約請大興民間畫家閆詠新先生作的“青竹圖”。他說,“給親人的一點心意,祝大家一路平安。”隨即就關上了車門。一向伶牙俐齒的我半天說不出話來。

    車繼續前行,有短信進來,是馬部長的:“文化的生命力就體現在有傳承,你們正在賦予移民文化新的生命,感謝你們在我曾用心處再灑汗水。向你及同行全體親人致敬!希望2014年正月在北京大興過得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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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次特殊的采訪,是工作,更像尋親。采訪臨近尾聲,我們越來越多地想問:當年的移民除了北京,還曾遷移到過哪里?這樣的親人,在別的地方還有沒有?

 

移民甚廣 遍布半個中國

 

    一、洪武六年(1373年)

    明政府在洪洞大槐樹處設立移民局,組織大規模移民,遷徙山西、真定(今河北正定)民屯田于鳳陽(今安徽省鳳陽)。

    二、洪武九年(1376年)

    11月,明政府在大槐樹處組織大規模移民,遷徙山西及真定無產業者于鳳陽屯田。

    三、洪武十二年(1380年)

   5月,明政府在洪洞大槐樹處辦理移民屯田手續,山西民為軍者二萬四千余戶,悉還為民屯田。

    四、洪武二十一年(1388)

    8月,明政府在洪洞大槐樹處辦理有關移民手續,遷徙山西澤(今晉城)、潞(今長治)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今河南安陽)、真定、臨清(今山東臨清)、歸德(今河南商丘)、太康(今河南太康)諸處閑曠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種,免其賦役3年,每戶給鈔20錠,以備農具。

    五、洪武二十二年(1389)

    8月,后軍都督朱榮奏稱:“從洪洞大槐樹處辦理移民手續的山西貧民徙居大名(今河北大名)、廣平(今河北邯鄲)、東昌(今山東聊城)之府者,凡給田26072頃。”

    六、洪武二十二年(1389)

    9月,山西沁州(今長治)民張從整等116戶告愿應募屯田,戶部以聞,命賞從整等鈔錠,送后都督僉事徐禮分田給之,在洪洞大槐樹處辦理有關移民手續。

    七、洪武二十五年(1392)

    8月,馮勝、傅友德帥開國公常升等分行山西,籍民為軍,屯田于大同、東勝衛(今內蒙古鄂爾多斯)16衛,計平陽(今臨汾)選民丁9衛,太原、遼(今左權)、沁、汾(今汾陽)選民7衛。每衛5600人。平陽選民在洪洞大槐樹處集中辦理有關立衛軍屯事宜。

    八、洪武二十五年(1392)

    12月,后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李恪、徐禮還京。先是命恪等往諭山西民在洪洞大槐樹處集中,愿徙彰德者聽。至是還報,彰德、衛輝(今河南衛輝)、廣平、大名、東昌、開封、懷慶(今河南沁陽)7府民徙居者凡598戶,計今年所收谷粟麥300余萬石,棉花1180300余斤,見種麥苗2180余頃。朱元璋高興地說“如此十年,吾民之貧者少矣。”

    九、洪武二十八年(1395)

    正月,山西馬步官軍26600人往塞北(今指山西西北部,包括朔州一帶,內蒙古大部,寧夏、甘肅、陜西等部)筑城屯田。

    十、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

   9月,戶部遣官核實太原、平陽2府,澤、潞、遼、沁5州,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分其丁口,在洪洞大槐樹處集中辦理移民手續,充實北平(今北京)各府州縣。每戶仍給鈔,使置牛具子種,5年后征其稅。

    十一、永樂元年(1403)

    8月,定罪囚于北京(明成祖以北平為北京,改北平為順天府)為民種田例。其余有罪俱免,免杖編成里甲,并妻子發北京、永平(今云南省永平)等府州縣為民種田。禮部議奏山東、山西、陜西、河南四布政司就本布政司編成里甲,朱棣下詔照準。山西布政司在洪洞大槐樹處辦理有關事宜。

    十二、永樂二年(1404)

    9月,明政府在洪洞大槐樹處辦理移民手續,發放川資,遷徙山西太原、平陽、澤、潞、遼、汾、沁民萬戶實北平。

    十三、永樂三年(1405)

    9月,明政府在洪洞大槐樹處移民局辦理手續,發放川資,遷徙山西太原、平陽、澤、潞、遼、汾、沁民萬戶實北平。

    十四、永樂四年(1406)

    正月,湖廣、山西、山東等郡縣吏李懋等214人上言,愿遷移到北京為民。山西民在洪洞大槐樹處集中,朱棣命戶部給道里費遣之。

    十五、永樂五年(1407)

    5月,朱棣下詔命戶部從山西之平陽、澤、潞,山東之登、萊等府州5000戶隸上林苑監,牧養栽種。山西民在洪洞大槐樹處集中,戶給道里費100錠,口糧5斗。

    十六、永樂十二年(1414)

    3月,朱棣以其(隆慶)當要沖,而土宜稼穡,改為隆慶州……而以有罪當遷謫者在洪洞大槐樹移民局集中辦理手續以實之。隆慶(今四川劍閣)原編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四隅,紅門、黃報、白廟、版橋、富峪、紅寺六屯,謂之前十里。謫發為事官吏充之。榆林、雙營、西桑園、泥河岔道、新莊、東園、寶林、阜民九屯,連關廂謂之后十里。遷發山西等處流民充之,每戶撥田五十畝。

    十七、永樂十四年(1416)

    11月,遷徙山東、山西、湖廣流民2300余戶于保安州(今河北涿鹿),免賦役3年。山西流民在洪洞大槐樹處集中辦理遷徙事宜。

    十八、永樂十五年(1417)

    5月,山西平陽、大同、蔚州(今河北蔚縣)、廣靈等府州申外山等詣闕上言“乞分丁于北京、廣平、清河(今河北邢臺)等寬閑之處,占籍為民,撥田耕種,依例輸稅,庶不失所”,朱棣準此議,移民在洪洞大槐樹處移民局辦理遷徙手續,仍免田租一年。

資料整理本報記者    白潔    制圖    閆一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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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明代官方記錄,那么,移民是不是明代獨有的現象?山西歷史上還有過其他朝代的移民嗎?

 

華夏五千年山西移民史

 

    移民史專家葛劍雄曾說過,歷史是人創造的,是人口在時間和空間中活動的結果。文化是以人為載體的,主要靠人口的流動來傳播和發展。從這一意義上說,移民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活動。“沒有移民,就沒有中華民族,就沒有中國疆域,就沒有中國文化,就沒有中國歷史”。

    具體到山西,自古以來它都是重要的移民輸出地,同時也接受了大量的外來移民。可以說,若是忽視山西移民,則中國移民史就缺少了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

    從文化上看,作為華夏文明之光升起之地,作為上古圣王堯舜禹建都之所,作為諸子百家法家和兵家之淵藪,作為盛唐五代龍飛之潛源,作為元代雜劇明代小說播散之舞臺,作為晉商匯通天下之基壤,山西一直都是中國北方的一個文化重鎮和中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屬于全國最發達之列。先進的文化天然地會輻射和影響周邊的區域,而如葛劍雄先生所說,文化的傳播和交流有賴于人口的流動。

    從地理上說,歷來史家都盛贊山西的地理形勢,最有代表性的如顧祖禹所說,“山西之形勢,最為完固……其東,則太行為之屏障,其西,則大河為之襟帶,于北,則大漠、陰山為之外蔽,而勾注、雁門為之內險,于南則首陽、底柱、析城、王屋諸山,濱河而錯峙,又南則孟津、潼關,皆吾門戶也”,盡得地利,這使得山西即使在分裂和戰亂時期,也能保證相當的安定程度,成為難民的庇護之地,經濟社會依然有所發展。等到戰亂平息,又成為國中少有的能輸出人口的地區。

    另外,山西還處于中國農耕區域和游牧區域的分界線上,胡漢民族融合貫穿于整個中國歷史,北方草原上大量的少數民族、外來民族內遷,山西都是其歸宿,我們所熟知的狄戎、匈奴、羌、鮮卑、突厥、沙陀、契丹、女真、蒙古等族,在山西早已經與漢民族融為一體。而漢民族的外遷,如清中葉后的走西口,山西亦是其重要孔道。

    正因為如此,移民,在山西歷史上可以說無時不在發生,限于篇幅,只能揀選歷史上規模、影響較大的幾次,稍作介紹,以便讓讀者對山西移民歷史有個大概的了解。

    早期晉國:第一次向外移民

    早期晉國疆域的開拓,從晉南一隅而至晉東南、晉中、晉北,華夏族民與狄、戎等融合,漸漸遍布整個山西地區,一直到秦國商鞅變法,其中一項政策是“徠民”,徠,招攬。即招攬他國人口參與秦國的開發建設,對象主要就是“三晉之民”,這可以看作是在官方主導下,第一次山西向外移民。而移民政策能夠實施的原因以及期盼的結果,和后世如明初并無二致,一者三晉地狹人稠,二來去別的地方耕耘。“(商)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于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于內,而使秦人應敵于外”——即晉人負責種田,秦人負責打仗。

    毋庸諱言,人口個別的遷徙,雖然也能稱之為移民,且時有發生,但只有戰爭才會使大規模的移民成為可能。因為戰爭使得人口大量減少,土地大量拋荒,政府才會在它的統治區域內,做統一的人口資源調配,且只有在這時候,百姓因生活所迫,或躲避戰亂,或尋覓樂土,才會置安土重遷這樣的文化傳統于不顧,走上移民之路。幾乎可以這么說,每次大戰的爆發,就是移民事件的先聲。

    秦漢魏晉:山西民戶南渡

    秦漢魏晉之時,作為胡漢交界之地,草原游牧民族向山西的內遷,是山西移民史上的主流,且不同于其他時期,是在中原政權允許之下才進行的移民,所以雖然緩慢,但影響卻深遠。

    魏晉之時中原板蕩,三國征戰之后是八王之亂,八王之亂引發五胡亂華,山西地區作為當時北方少數民族最集中之地,受害尤其嚴重。永嘉喪亂,山西是最早的發源地之一,之后“衣冠南渡”,這一中國歷史上漢族人口第一次南遷,山西人也是最早的參與者。

    那時候,外遷的山西人組成了流民團體,最著名的一個叫“乞活”——聞名知意,“祈禱能活下去”,顯現著多少無奈,多少凄涼。據史料記載,號為乞活的流民團體在10萬人左右,多為并州人,流散各處。在整個北方流民潮中,已故歷史學家周一良評價說“流民之中團結最堅、活動區域最廣、歷時最久”。

    南渡之后的山西民戶,東晉政權設置了許多僑縣來安置,《晉書·地理志》中說,“以河東人南寓者,于漢武陵縣孱陵縣界上明地僑立河東郡,統安邑、聞喜、永安、臨汾、弘農、譙、松滋、大戚八縣,并寄居焉”,“上黨百姓南渡,僑立上黨郡為四縣,寄居蕪湖”。譚其驤先生曾統計過這些僑縣,計有十數個之多。

    東晉政權 (以及之后的宋齊梁陳)本來就是在北方僑姓士族和南方土著士族共同支持下建立起來的,在這些僑姓士族中,太原王氏、河東衛氏、裴氏、中都(平遙)孫氏、祁縣溫氏、介休郭氏等屢世有人,在朝為第一等的重臣,在野為第一流的名士,著名人物如王家的王述、王坦之,衛氏的衛璪、衛玠,裴氏的裴頠、裴封之、孫氏的孫統、孫綽,溫氏的溫嶠,郭氏的郭泰等等。

    雖然在正史上,唯有士族的人才能留下名字,但不可忘記的是,沒有眾多普通的百姓默默耕耘,在魏晉之前被稱為蠻荒之地的江左之地就不會得到開發,也不會為以后成為中國魚米之倉奠定基礎。

    基本上在同一時期,鮮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權,定都于平城,即今大同市。為了控制這片廣袤的疆域,北魏統治者重要的舉措就是向大同地區移民。正史記載,“徙山東(河北地區)六州民吏及徒何、高麗雜夷三十六萬,百工伎巧十余萬口以充京師”,更在歷次的對外戰爭中捋掠人口,學者計算,這兩類移民總數當在百萬之上。如此眾多的人口充實到大同地區,很快讓北魏的國都成為一座雄城。不過,在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時,率領文武官員及軍民百姓近百萬移往洛陽及河北其它地區,讓平城很快衰落下去。

    隋唐:突厥留下“河東九姓”

    到隋唐時,中國歷史上一個漫長的分裂時期宣告結束,中原王朝的強盛,有效地消弭了邊患,在唐朝時,甚至讓北部、東北部的少數民族成為邊疆的保衛者。

    既然當朝的統治者有四海一家的胸襟,那么民族間的融合就更加深入廣泛。唐太宗李世民登基的第三年,戶部上奏說,“中國人自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后內附、開四夷為州縣者,男女一百二十余萬口”。這一百二十多萬,自然不可能全在山西,但以山西的地理條件,勢必會接納許多。如在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時,突厥首領阿布思率領九個部落南下,進入山西,轉變為“河東九姓”。

    唐末五代:非典型“從龍”移民

    唐末五代,天下動蕩,相對長安的飽受戰亂,山西地區尚算安定,所以官員百姓紛紛來此避難,所謂“衣冠多逃難汾、晉間”。

    這一時期,山西也有向外移民的情況,但情況至為特殊。五代十國中后蜀的建立者孟知祥,原為后唐太原尹。后來出任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幾年后就在成都稱帝。他出征西川時,率領著許多山西籍官兵,這些人成了后蜀的中堅人物,他們的家眷親族也入川定居,成為山西移民史上非典型的“從龍”移民。

    北宋:大批人遷往河南湖北

    北宋結束了五代十國的混亂,形成了和遼對峙的局面。在攻伐北漢前后,將大批山西民戶遷往河南、湖北等地,持續了二十多年,人口二十五萬以上,客觀上起到了恢復那些地區經濟的作用,但其主觀意圖,卻是為了削弱北漢政權,消弭反抗力量,河東地區,也是經年戰亂,并不具備大規模向外移民的條件,由此并州地區人口更加稀少,農業更加凋敝,百年后都沒能恢復到隋唐時的水平,也是后來北宋政權邊疆不穩的一個重要原因。權衡利弊,不得不說,歷來由官方主導下的移民運動,北宋政權的這一次,可算得不償失。

    金元:北方游牧民族又來了

    金元時期,北方的游牧民族又一次南下,但社會大動蕩之后,山西往往恢復較快,這是因為山西士民在北宋末、金末南逃之后,又呈現回流趨勢,學者安介生說,“(金末‘貞佑難渡’之后),大批山西平民并沒有迫切地外遷避禍,顯示出他們抵御政治動亂的頑強精神與能力”。

    明朝:政府主導大移民

    元朝滅亡后,明政府為恢復全國的經濟社會,主導了又一次移民。這一次移民,在移民歷史上,人數最多,范圍最廣,次數最頻繁,種類最復雜,知名度也最高。因為出發及集散地有許多次是在臨汾市洪洞縣,所以“問我老家來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成為現在大多數中國人都耳熟能詳的一句俗諺。

    這次大移民,從明朝洪武年間一直持續到永樂年間,前期是為消弭內患而進行的軍事性移民,后期才是為消除地區間人口不平衡的墾荒性移民,其中亦有為避免元朝殘余勢力與百姓勾連反抗,以及永樂年間將犯罪者及其家屬遷往人口稀少之處的流放性質的移民。后世學者統計,明初的大移民,持續半個多世紀,有史可考的大規模移民就有十七次,遷往河南、河北、山東、安徽、江蘇等十一省227個縣,人口在一百萬以上,截至如今,“洪洞大槐樹”移民后裔已在2億人以上,“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大槐樹移民后裔”,并非是夸張之語。

    明朝中葉,山西遭遇罕見自然災害,持續時間長,涉及范圍極廣,遍及晉南、晉東南、晉中以及晉北這些素來人口稠密的地方,農作物絕收,官府救災不力,由此出現了持續了幾十年的流民潮,人數保守估計也在數百萬左右。這些流民,方向大多是往湖北,史稱“荊襄流民”,明政府最開始采用驅趕回鄉政策,除了造成流民大量死亡之外,起不到任何作用,被迫寄籍安置。不過,事實上,明中葉以后,自然災害從未停止,流民潮當然綿延不絕,最終明王朝的滅亡,與流民有莫大的關系。

    明清時期:出現商業性移民

    在明清時期,隨著晉商的興起,一種新的移民潮也出現了,那就是商業性移民。晉商的生意做到了南至福建臺灣,北至外蒙俄羅斯,于是山西人的腳步也遍布了東亞東北亞。據統計,有清一代,出外經商謀生的山西人有1300萬人之巨,即使十分之一最終留在了外地,也是個龐大的數字。“哥哥你走西口,妹妹我實在難留”的歌唱了一代又一代。因為這些商業移民的努力,創造了晉商的輝煌,同時因為減少了依賴于農業的人口,緩和了山西“地窄人稠”的矛盾,所以,清代并沒有出現像明代那樣嚴重的流民問題。

    新中國成立前:“南下干部”

    進入20世紀,新中國成立前,山西移民出現了一個新的群體,“南下干部”。那時,黨中央提出有計劃地訓練大批能夠管理軍事、政治、經濟、黨務、文化教育等工作的干部,承擔接管新解放區的任務。從194811月到19496月,山西各解放區南下的區級以上干部達1萬余名,連同隨軍南下的干部,及后來由部隊轉業到各地的干部在內,山西支援各地的干部在兩萬名以上。這兩萬多名干部南下后,在接管政權、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民主建政以及全國解放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不僅有力地支援了新解放區的開創事業,而且為新中國成立后各地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立下了汗馬功勞,同樣,也為山西移民史書寫下新的篇章。

本報記者    李遇

 

山西是移民精神上的故鄉

專訪中國移民史專家葛劍雄、安介生教授

 

    結束對移民村落的采訪,我們返回了太原,但采訪遠未結束。

    我們6人采訪團擴展為9人報道組,帶著搜集到的豐富素材,回頭對山西方面一一進行印證:方言、飲食、姓氏、民俗、史志……報道組似乎集體陷入一種“尋根”情緒,想把這支離破碎拼出一個面目一新來。

    這種情緒控制著我,在對中國移民史專家葛劍雄先生、安介生先生采訪時,我的第一個問題心心念念的仍是:您能不能從專家的角度,給移民后代指一條“快速有效尋根”的光明大道?

    面對尋根科學的態度是別糾結

    對我的迫切求助,葛劍雄、安介生的態度溫和而一致:這就是歷史,科學的態度是面對它,接受它,不糾結,不較真。

    這個答案讓我意外——我們跑了二十多個村,村民們都說,我們知道祖上是從山西大槐樹來的,我們小腳趾都是兩瓣的,但回不去了,找不到老家。有的人還回來尋過根,但都是找到洪洞大槐樹去了,除了看到姓氏牌位,除了買回一本姓氏起源,也再無收獲。當你一次又一次聽大家講這些故事的時候,作為一個山西人,除了想幫他們,還是想幫他們。

    葛劍雄說,有時候傳說就是傳說,不必要非要去印證。傳說中摻雜了很多心理、文化、家族的因素,你完全拿科學的態度來講是不對的。它是在表達移民的感情,在不可能得到最終的答復之前,大家只有口口相傳,要尊重這個態度。

    安介生說,為什么很難吻合,因為歷史割裂了——你有你的歷史,他有他的歷史,故鄉有故鄉的歷史。他們想像的故鄉是幾百年前的故鄉,拿現實的故鄉來印證,根本契合不上,因為一切都在改變。如果真沒變,那是很可怕的。

    600年后的故鄉還維持不變,除非它完全與世隔絕。

    葛劍雄建議大家尋找文化之根,山西已成為移民后代精神上的故鄉。尊重這種感情,但不局限于尋到具體的一地一姓。幾十年不走動,親戚還可能說不到一起呢,何況幾百年。不用糾結于非要找到,用現在科技手段基因配比是不是能對上,對上了又如何?就請大家滿足于尋找到精神上的故鄉吧,這種情懷是自然而珍貴的。

    為啥史志上的記載寥寥無幾

    我們總把史志當成最權威的文獻資料,但中國移民史上影響大、規模大、數量多、范圍廣的山西明初移民,在山西各地的史志上卻少有記載。歷史為什么會疏漏至此?即使《明史》《明實錄》中有所記載,也是一句話兩句話帶過。

    歷史真的都是這樣,只見整體不見個體嗎?

    安介生說,你不會是單獨的個體,肯定是服從于整體的,只不過你自己很難看到。

    葛劍雄解釋,很多山西地方史志里找不到明初移民記載是很正常的現象。當年對個體來說很宏大很重要的事,但對地方來說可能就一筆帶過,而且當年移民遷出沒有明確的遷徙目標。

    中國的地方志一直到了清乾隆年間才規定60年一修,地方上依據的史料也有限,這都是可以理解的。就連專家做這種研究,通常也找不到太多證據。

    那為什么在移民中間也鮮有文字記載流傳下來呢?

    葛劍雄說,一是因為大多是底層移民,沒有文化,無法記錄下來,只能是依靠口口相傳(山東、河北、河南有一些村也這樣,說自己是大槐樹來的),在官方修史的過程中也不會受到重視,但如果說結合其他證據,是可以看做史料的。對于北京周圍的移民聚落來說,一是歷史上的確記錄了多次遷到北京,和移民的說法符合;二是地方的名稱以山西地名來命名,比如屯留營啊長子營啊,而且不止一個,在當地的地方志上也有,可以看成為移民記載自己來歷的證據。

    但這種聚集村落在華北并不普遍,更證明了它的特殊性。

    如果那些族譜沒有被毀掉

    這次采訪中,我們最大的難點和遺憾就是,很難找到一份原始完整的族譜,基本都在“文革”期間被毀了。大家總盼著能有好消息,打聽到誰家還保留著家譜或族譜,甚至幻想過穿越回50年前看看。

    葛劍雄提醒我們,其實族譜、家譜的記載,也未必都正確。移民可能會有一種從眾心理——大家都說是從大槐樹來的,那我們寫譜的時候也說從大槐樹來的,盡管這些移民的故鄉實際包括山西各地,洪洞大槐樹只是一個官方規定的移民聚集、出發地。

    安介生說,而且移民不是一次完成,是多次分批,除了官方組織的遷徙,還有大量的流民,災荒性地往出逃,或者官府流放的罪犯,很多是疊加的,是一撥一撥的,情況復雜。他們的后人如果修譜,都要找個自己的名路,為祖先諱言,附會大多數人的說法,或者還有別的社會因素,想加入這個群體。它是種文化現象,文化現象和史實本身是不一定能對接起來的。

    山西移民出去的多,進來的更多

    山西歷來是重要的移民策源地(輸出地),從秦漢以來,每次大規模的人口南遷,都有大批山西人外遷,明初的移民和清晚期的山西人走西口,更是輸出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的人口。那么怎么看山西移民在中國移民史上的情況呢?

    葛劍雄先生明確地說,明朝山西移民對華北地區,尤其是到北京的移民,對首都的建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來成千上萬的人走西口,晉商只是走西口中的一部分人口,對內蒙古的影響很大,現在的呼和浩特到包頭都是晉語區。

    但歷史上山西也接收了大量外來移民。從夏商周時期頻繁遷入的部族、封國和宗族,從漢代開始的少數民族內遷,北魏時大規模移民于代地(即今天大同地區),直到近代,大批外來移民在山西定居。山西本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融合區,從很多姓氏就能看出來。中國歷史上主要的少數民族,比如狄、戎、胡、匈奴、越、羌、鮮卑、羯、氐、黨項、契丹、女真等都曾遷入山西,但都被漢人融合了。今天的山西人,如果追根溯源,完全可能來自蒙古高原,來自中亞草原,來自恒河流域,你現在能往上尋根嗎,怎么找?

    這是從來沒被問過的問題,我們一心幫別人尋根,結果卻被問自己的根在哪里。山西人的血統里為什么會有這么復雜的成分?

    安介生解釋像以前說的匈奴人、鮮卑族現在都沒有了,但他覺得大部分都留在了山西。

    因為山西的地理位置有特點,河東始終是古文明中心,但同時又是農牧交錯帶。游牧民族的南遷是個大趨勢,在很長時間里影響山西。游牧民族要進來,對農業民族就有個壓迫,農民必須就往出遷。對于游牧民族來說,他往南不走了,山西是高原氣候,他們能適應山西氣候,像羯、羝、羌,女真人,除了退走的,很多人都留下來了,被融合。

    交錯帶的山西像個橋梁,中國牧業民族向農業民族跨越是在這里實現的。

    我們都是歷史的看客

    我們把這次移民村落采訪看成是一次田野調查,我們如實記錄,不做評價,因為我們不是專家,但希望相關的專家可以就此去做研究,這是我們此次報道的價值所在。

    安介生說現在學術界比較通行這種方法,就是實地調查,采證些口述史料,把講述人身份定位,主要是依據這些口述史學,來做社區調查,像采訪團做的就屬于移民社區或移民聚落調查。

    原來記者在采訪中,無意識地運用了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地理學、民俗學等研究方法,這是又一個意外的收獲。

    那對歷史學專家來說,怎么評價山西移民這樣的事呢?安介生說,對歷史來講,我們是個看客。

    我們只是在觀察,歷史本身在變化。你讓一個歷史學家說它應該怎么樣,那不是他的責任。

    歷史怎么樣在變化,過去與現在發生的一切,都是我們研究的對象。不要指望歷史學家通過這個來告訴你什么。歷史學家只希望把事實記述清楚了,提醒人們思考。像很多朝代都整個在變化,比如蒙古人和滿族人創建的元朝和清朝,都是移民創造了新的王朝。穩定是相對的,變化是常態的,我們是從運動和變化的角度來看歷史。當下中國從鄉村到城市的大移民,也是前無古人的大變化,變化越來越快,走得越來越遠。

    如果真要提建議,安介生說很希望移民史中有人做實際的姓氏研究,是要系統研究,不是講幾個故事說幾個名人那么簡單。尤其是山西的姓氏,比如我們介休的景姓,有人說得出來是怎么回事嗎?

本報記者    謝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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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如專家所說,我們無法從歷史的流變中,溯源而上,找到出發時的路。尋找到的只能是一個精神寄托的家園,這是歷史的觀點。可具體到我們每一個人時,依然在心中有一份執念,希望找到真正的故鄉。

 

我想找在山西的親人

 

    尋親摘錄

    我祖上從洪洞大槐樹下老鸛窩村遷至北京市豐臺區黃土崗公社白盆窩大隊。過去有人曾回洪洞續過家譜。

    ——北京市東河漕29號郭志全

    老人傳說:我們祖籍是山西小興州,因戰亂,直隸一帶死的人太多,皇上下了圣旨,從山西遷民,祖先兄弟二人離家,先到洪洞大樹下集中宣布圣旨,然后分批出發。兄弟二人先到直隸白洋淀的同冠村居住,后來一人又遷至安平縣。

    ——北京新街口外中國電影資料館陳貴恒

    原籍河北省交河縣魯家務村,此村高姓約占一半,傳至我輩為十六世,我下邊還有五六世,傳說先祖在永樂年間(燕王掃北)時從洪洞大槐樹遷來。

    ——北京市東城區東石槽胡同十九號高連浦

    明永樂年間,我們的祖先從洪洞縣劉雷溝集合到大槐樹下遷到河北省。據說他們本有兄弟三人,被遷者是兩位弟弟,大哥到大槐樹下送行。這兩位弟弟一位落戶在遷安縣,一位落戶在樂亭縣。后者就是我家劉姓的祖先。

    ——北京地安門外劉鐘堯

    我的家鄉在河北省保定市城東四十里的北劉口村,現今約千余口人家,絕大部分是趙姓。從前聽老人們講起,說我們都是從洪洞大槐樹底下來的,我本人曾多年旅居外地,現在民航總局工作。人到中年,不祗思葉落歸根,且猶有尋根追根的想法。想多知道一些當時遷民的資料,如能從中尋到先祖的資料,就是個人更大的奢望了。

    ——北京市東城西什錦花園15號趙明哲

    原籍河北省河間縣東()申魯村,后又下關東。遠祖是明永樂六年從洪洞槐樹下遷到冀中平原,村內原鑄古鐘上有記載,我家門前栽有一棵槐樹以為紀念。

    ——北京998信息八分隊高殿芳

    河北束鹿于家莊,景、劉、王、賈、謝、耿六姓,都是永樂末年從洪洞遷移而來,遷來后才有此村。保定府西關人謝德先,開了一個醬菜鋪,為紀念遷民,取名叫“老槐茂”。

    ——北京海淀區青龍橋小學家屬院景進祿

 

文來源:山西晚報20140226;本文作者:

太原道制作 http://www.37165144.com ( 2014-03-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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