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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北雁有忠骨——楊家將史地考

 

 

 

 

 

  編者的話:山西大學黃土高原地理研究所靳生禾先生與太原師范學院歷史地理與環境變遷研究所謝鴻喜先生就迄今學界爭議的楊家將出身史地問題,在通過文獻考訂作出辨證的基礎上,進而核以野外考察,著重就楊家將經歷的主要戰役等著名古戰場作了核實和復原。因版面所限,我們于4萬字中選取了其中大眾感興趣并極具學術價值的相關內容予以刊布,以饗讀者。 

楊家將起于麟州新秦

    宋歐陽修《供備庫副使楊君墓志銘》說:“君諱琪,字寶臣,姓楊氏,麟州新秦(州治新秦,今陜西神木北)人也。新秦近胡,以戰射為俗,而楊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其曾祖諱弘信,為州刺史……君之伯祖繼業,太宗時為云州(今山西大同)觀察使,與契丹戰歿,贈太師中書令。繼業有子延昭,真宗時為莫州(今河北任丘北)防御使。父子皆為名將,其智勇號稱無敵……楊世初微自河西,彎弓馳馬耀(一作躍)邊陲”。宋曾鞏《隆平集》說“楊(鄴)[業],或曰繼(鄴)[業],麟州人”。宋司馬光《資治通鑒》說:周廣順二年(952)十二月“初,麟州土豪楊信,自為刺史,受命于周”。歐陽修、曾鞏、司馬光與楊業父子皆宋人,都是生平年代最近而最早記載楊家將身世的人,又都是為文字斟句酌以嚴謹著稱的一代文壇領袖和史學家,其麟州新秦說,自是最可資征信的。

    誠然,也有文獻記載“楊業,并州太原人”,抑或山西保德、河曲人。“并州太原”說主要出于泛指泛稱。顯然,無論楊家世居的河西麟州新秦,還是楊信在與麟州新秦一河之隔的河東的火山(河曲)一帶雄其一方,抑或楊業自從“弱冠事劉崇”,長期戰守的太原,唐、五代、兩宋以來在建制上都通統隸屬于以太原(并州)為首府的河東道、河東路。是以所謂楊家出身“并州太原”,或者“河東”、“山西”,可謂太原與河東、山西同義,如此盡管不具體確切,卻既概括而又不失實,并不影響他本籍為麟州新秦。不錯,楊業殉國后,宋太宗特地頒《楊業贈太尉大同軍節度使制》,優詔褒揚其“俾塞上之威名,本山西之茂族”。事同此理,此“山西”也涵蓋河東路所領河西的麟、府諸州縣。

    “保德、河曲”說,或受小說戲曲影響,則僅憑明清以來晚近的一些傳聞。諸如乾隆《保德州志》,就說楊業“通志云太原人,舊志謂即本州人”。晚清李慈銘《荀學齋日記》所謂“今山西保德州折窩村,有大中祥符三年折太君碑,即楊業妻也”。近代代縣籍學者張友桐《郝氏先塋酸棗記》所謂“宋并河東,代為巖邑。遼宋爭疆,劃分水嶺為界。其時麟、府諸州,復界遼夏間,烽警時聞。富族有勢力者,率遷于代,若鹿蹄澗之楊自火山,峨口之郝自榆林,咸足征焉”。《保德州志》就楊業籍貫既引“通志”說“太原人”,又引“舊志”作“本州(保德州)人”,更將楊業列入“流寓”目,顯然作者本就似是而非。《荀學齋日記》還說保德有宋代大中祥符年間所立折太君碑云云。折氏祖籍云州,現籍盡管屬河東路,卻畢竟是河西的府州,都不能說明楊業就是保德乃至河曲人。

    張友桐既說遼宋、遼夏兵爭時期麟、府諸州富族有勢力者率遷于代,又說代縣鹿蹄澗楊氏來自“火山(河曲)”,豈非失審而齟齷。其實,所謂楊業父楊信曾為“火山王”、“火山刺史”、“火山節度使”,以至保德縣南折窩村有宋代的楊業妻折太君碑,只宜說明楊信乃至楊業、折太君曾在與麟、府諸州一河之隔的保德、河曲一帶戰守活動過,在傳統習慣上可謂“流寓”于保德、河曲,正是上述歐陽修所說“楊氏初微自河西,彎弓馳馬耀邊陲”,即楊家起于麟州新秦,楊業戰守于當時的邊陲——宋遼對峙的西路最前線晉北,楊延昭戰守于宋遼對峙的東路最前線冀中,楊文廣戰守于宋遼、宋夏對峙的最前線陜北與隴東。

楊業與折太君

    《東都事略》說,楊業“父信,仕劉氏,為麟州刺史。業少任俠,善射,好田獵,謂其徒曰‘我他日為將用兵,亦如用鷹犬逐雉兔爾’。弱冠事劉崇”。《隆平集》卷17、《宋史》本傳記載與此雷同,詳略參差有差,以《宋史》本傳最簡略,似《東都事略》、《隆平集》取材于宋《國史實錄》,《宋史》本傳則在《太宗實錄》殘缺后取材于《東都事略》、《隆平集》等。這些記載,都說明出身“近胡”的麟州,“以武力雄其一方”世家的楊業,打從少小就養成任俠、善騎射、好田獵的性格和本領外,步入青少年時期,就到太原在后漢太原尹、后建北漢稱帝的劉崇麾下供職。然而,楊業在太原時期的戰地戰跡,由于宋平北漢后墮晉陽城,致使遺跡多湮滅無存;處于宋人文獻忌記敵將勛績,早期文獻又都沒有記載下來。

    折家世居云州,至折太君曾祖折嗣倫以來,世代一直駐守于府州,是以楊業妻折太君(名折賽花)為府州人。府州與麟州毗鄰,都當抗遼、抗夏最前線。府州折家世襲軍職,五代之世,折太君曾祖折嗣倫為麟州刺史,祖折從阮為后唐河東牙將、府州刺史、后晉府州團練使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后漢永安軍節度使、府州與勝州觀察使、武勝軍與靜難軍節度使,父折德扆為后漢府州團練使。宋代以降,折德扆為永安節度使,折太君兄弟折御勛為府州團練使權知府州。御勛辭世后,其兄弟御卿襲知府州,以戰功擢府州觀察使、永安軍節度使。至道元年(995)五月,契丹大將韓德威偵知御卿病亟,麾重兵猛攻府州。御卿扶病出陣,兩軍相峙,值其母遣人命他權且回去就醫,他說:“世受國恩,敵國未滅,御卿之罪也。今臨敵安可棄士卒,死于軍中,分也”,直至翌日病逝陣前。由此可見,府州折家與麟州楊家,真是何其相似乃耳!

    折、楊兩家既出身于緊相毗鄰的麟、府二州,更門當戶對,是以楊折聯姻,自在情理之中了。折太君出身在這樣的家庭、這樣的地緣,對其生涯、行誼的影響,自然既深且巨。舊史家限于歷史局限性——特別是鄙薄女性的偏見所導致的史籍缺乏記載;主要來自一方世代群眾口碑的地方文獻、地方志,還是留下來一些樸實的史實點滴。具有代表性者,諸如乾隆《保德州志》記載“折太君墓,在州南四十里折窩村北。《宋紀》說曰,‘楊業娶府州折氏,稱太君’……考《岢嵐志》載,折氏系折德扆女,性警敏,嘗佐業立戰功……”《晉乘搜略》引《通志》說“保德州南四十里折窩村有折太君墓,即楊業妻折德扆女也。鄉里世傳折太君善騎射。婢仆技勇,過于所部。用兵克敵,如蘄王夫人(韓世忠妻梁紅玉)之親援桴鼓然”。盡管保德并無折窩村,更未見有折太君墓和碑,惟從折太君“善騎射……嘗佐業立戰功”云云,畢竟卻從中知其戰地、遺跡,大凡是與楊業聲行相隨的,即以代州為中心的晉北各地。

楊延昭與孟良、焦贊

    楊延昭,《續資治通鑒長編》卷82、《東都事略》卷34、《宋史》卷272均有“楊六郎”或“六郎”之稱,在民間則更有多少人不知“楊延昭”,卻無人不知“楊六郎”。楊延昭何以稱“楊六郎”?學界或以延昭為楊業的第六個兒子;或以延昭智勇善戰被譽為南國(宋)干城而喻以天上的星宿,所謂“南斗六星”或“北斗六星”。楊業究竟有幾個兒子及其排行,文獻記載紛紜。歐陽修《供備庫副使楊君墓志銘》、王偁《東部事略》卷34只提及楊業“子延昭”;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7說楊業戰歿后,朝廷“錄其子供奉官延朗(昭)等五人”;徐大焯《燼余錄》說,業歿時“長子淵平隨殉,次子延浦、三子延訓官供奉,四子延環初名延朗、五子延貴并官殿直,六子延昭從征朔州功加保州刺史,真宗時與七子延彬初名延嗣者屢有功,并授團練使”;《宋史·楊業傳》說除了業歿時其子延玉亦戰死外,“朝廷錄其子供奉官延朗為崇儀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訓并為供奉官,延瓌、延貴、延彬并為殿直”。

    歐陽修、王偁就楊業子只提及延昭,當出于延昭勛績最著最負盛名,并不意味業子唯有延昭。《長編》作朝廷錄其子五人,系出于不含時已戰死的延玉和年幼未達宋法定年十五始得贈官的年齡。如此《燼余錄》與《宋史》不僅都說楊業有七子,且具行次和名字,惟行次和名字多出入。就此問題,常征先生已有中肯意見:《燼余錄》作者徐大焯生于南宋,其書遠早于《宋史》,惟其所記,一般多得自出于“半實半虛”的南宋話本的傳聞;《宋史》盡管出于元人之手,成書為晚,其所本原文畢竟是宋朝所修國史實錄,是以“關于楊業兒子的數目、名字和行次,視《宋史》為準,應當說是可靠的”。誠然,代縣鹿蹄澗楊忠武祠的《楊氏族譜》和《弘農宗族圖》(楊家世系)碑皆以楊業有八子,其行次為延平、延定、延光、延輝、延昭、延朗、延興、延玉。此祠堂族譜、碑刻都出于元代,無疑都深受宋元話本影響,顯然難免附會而失真,諸如以延昭、延朗為兩人,等等。這里剩下的問題是,楊延昭何以稱“楊六郎”?李裕民先生廣征博引、折衷善斷,明確指出:《宋史·楊業傳》延昭稱“其子”,后面延浦等人只稱“次子”,如此則延昭應比延浦等五人年長。“楊六郎”既非喻天上的星宿,又非楊業第六子,而是“他在同先祖的弟兄中(大)排行第六,故稱為六郎”。一言以蔽之:在朔州戰死的延玉于楊業諸子中史料未記行次條件下,楊延昭非老大即老二;如果從《宋史·楊業傳》所載延昭于楊業生前每征戰必以從乃至軍先鋒看,極有可能為長子。

    在宋元話本和后來的小說戲曲里,與楊延昭形影不離的是偏將孟良、焦贊。民間世代流傳有“包文正使的王朝、馬漢,楊六郎使的孟良、焦贊”之諺。據《元史·焦德裕傳》記載,“遠祖贊,從宋丞相富弼鎮瓦橋關(今河北雄縣境),遂為雄州人”。富弼(1004~1083)、焦贊和楊延昭(958~1014)既是參差同時人,又都站在抗遼第一線,焦贊在佐富弼鎮瓦橋關前,即楊延昭生前轉戰晉北——冀中之時,或許焦贊在楊延昭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病逝于陣后,轉投富弼部抗遼的,何況他前此就佐楊延昭曾守“三關”(高陽關、益津關、瓦橋關),本就熟悉一方地情。總之,歷史上實有焦贊其人。孟良不見于史傳記載,惟當年楊延昭抗遼轉戰之晉北、冀中地區各州縣,歷代地方志乃至《讀史方輿紀要》、《大清一統志》等,多有與楊延昭、焦贊駐守成犄角之勢,特別是與焦贊比肩聯屬的孟良營、寨的記載及相應遺存,正如評話和戲曲乃至民間傳說的“孟不離焦,焦不離孟”。這類記載和遺存固然有后世的演繹附會,但畢竟不宜一概視作演繹與附會,何況此中特別是有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頗值得注意,正如常征先生所云:以孟良與焦贊命名的這類營寨,并非漫布于各地,而是恰恰集中于當年楊延昭抗遼長期駐守的以西路的代州和東路的定州為中心即當今晉北與冀中一帶,這豈屬偶然!其實,正說明孟良與焦贊一樣,都是抗遼名將楊延昭最得力最默契的裨將。

楊文廣與穆桂英

    楊延昭的兒子輩,歷史文獻亦記載紛紜。《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楊延昭死后,宋真宗“官其三子”;《隆平集》說“詔錄其子傳永、德政、文廣有差”;《宋史》則說“錄其三子官……子文廣”。明耆學宋濂《楊氏家傳》記載楊延昭猶有四子充廣:“楊端,其先太原人,仕越之會稽,遂為其郡望族……貴遷,太原人,與端為同族,其父充廣,乃宋贈太師中書令業之曾孫,莫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延朗之子”。這大凡可資說明:楊延昭有傳永、德政、文廣、充廣四子,他死時除充廣尚幼不得贈官外,余三人以三子文廣事功最為著稱。誠然,代縣鹿蹄澗楊忠武祠的《楊氏族譜》和《弘農宗族圖》(楊家世系)碑,則于延昭與文廣之間又出現宗保、宗政、宗勉一代,并以宗保子文廣云云。前文已述其詳,此番枝節當出于深受宋元話本演述所致,從歷史的視角看,其誤正如郝樹侯先生指出——宋元話本之類所演述的楊宗保“兵征西夏”、“平定西夏”乃至死后“贈同州觀察使”,都正是楊文廣的故事。話本作者之所以如此“半實半虛”,無非出于便于加強戲劇性之文藝效應而又不致有悖于史,姑不論。

    穆桂英其名其事,盡管從史實視角看有失確切,卻又不同于小說戲曲中楊門女將的七娘八姐乃至丫頭楊排風多出于虛擬,她雖不足以為歷史人物,卻又有歷史的影子。前已述其詳,楊家將曾長期戰守于黃河兩岸的麟州、府州與保德地區,乾隆《保德州志》就說“延昭子文廣,聚慕容氏,善戰。今州南慕塔村,猶其故地云”。

    慕容轉穆,正如折太君之轉為“佘太君”。其實,把原本明明的“折”、“慕容”偏偏寫作“佘”“穆”,不外是便于某些情節的虛構和夸張,以達到文學效應罷了。郝樹侯先生以為“把穆桂英說成是楊文廣的妻子,倒有點理由”;常征先生更徑以穆桂英即折太君“孫媳婦”、“楊文廣的妻子”,以至從古來鮮卑族慕容氏土著與戰守于晉、冀北部和北京一帶,正是后來宋遼對峙——楊家將世代抗遼一線作了持之有故的論列。惟其如此,迄今有關穆桂英的地名,集中分布于山西的雁北、河北的冀中和北京的密云、順義等地。這種現象不會完全出于偶然。誠然,山東肥城、沂水也有穆柯寨、木(穆)山,乃至一方故老相傳所謂穆桂英大破天門陣留下的“兩營八莊十八哨”云云。這顯然出于小說戲曲里所說穆氏占據“山東穆柯寨”,從而附會所出。其實,此“山東”固屬郝樹侯先生所指出的,則是當年宋遼緊張對峙的“恒山之東或者勾注山(雁門山)之東”,而不是后來才有的行政建制的“山東”。 

靳生禾謝鴻喜楊業抗遼雁門關之戰

    宋以來早期文獻就此役參差多有記載,《續資治通鑒長編》和《宋史》可謂記載較詳細亦即具有代表性的兩種。兩者既具有相同點,又有不同點。相同點在于宋遼雁門之役,面對強大而來勢洶洶之敵,宋主將潘美正面防堵,副將楊業率領輕騎出西陘,由小陘繞道敵后入雁門,出其不意,突然背擊,與潘美形成前后夾擊,予敵以毀滅性打擊;不同點在于,在此役起了決勝作用的楊業所率領的輕騎是“數百騎”還是十倍于此的“數千騎”?依照一般軍事常識,完全可資設想,倘若楊業僅率領數百騎而成功阻遏以至毀滅性打擊強敵十萬之眾——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對于久經沙場、諳熟兵機而一向戰必勝攻必克的“楊無敵”,斷不會如此盲目地孤注一擲,甘冒此成功系數幾近于零的風險。我們認為,《長編》當初“數百騎”之說,或出于潘美上奏顯己隱人,抑或“數百騎”為“數千騎”之筆誤,后世則以訛致訛而已;《宋史》之修,前已述其詳,盡管多所紕繆,畢竟它還是多取材于宋《國史實錄》,說其“數千騎”不妄,更有當時就已有楊業“領數萬精兵”之說,他如今率“數千騎”仍屬其“輕騎”,何必僅以“數百騎”冒險——可資佐證。

    雁門之役戰場態勢:宋軍由三交口(今太原市尖草坪區東南境古城,一作十里鋪)北上代州(今代縣),面對遼軍十萬步騎南犯雁門關,潘美統主力正面迎敵;楊業率領數千輕騎北出西陘,取山間小陘迂回至雁門關北口,南向突然奇襲,與正面的潘美形成夾擊,致遼軍一派混亂,潰不成軍,遂被一舉擊潰。

    當年楊業北出翻過西陘后,“由小陘至雁門北口”。從日前野外考察所聞見,受地形限制,他惟有繼續西北行,循白草溝(河)一線之趙莊、白草口、柳林、(山陰)油坊諸村,出山口至舊廣武村。他繼由舊廣武折東循太和嶺山根2公里至新廣武村。由新廣武再循廣武溝(河)一路東南行,復入代縣,經后腰鋪、大峪溝諸村至東陘——雁門關,亦呈一條與白草溝大體平行的長約8公里的山間河谷。這條廣武溝開始時在新廣武一帶的谷口,地勢相當開闊,寬約800米,循谷南下,愈接近雁門關愈狹窄,以至寬不到3米。河谷兩廂石崖盤錯,壁立陡仄,坡度達40度以上,其谷深相對高程則又達200米左右,可謂絕壁。這條峽谷卻是軍旅之行雁門關北口無可替代的孔道,又是大部隊不宜展開,難能運動騰挪條件下奇襲的理想戰場。當年十萬遼軍鼓行進入廣武溝后,溝谷越行越狹窄,越行越陡險,如此形勢或許是他們始料不及的。當是時,前有潘美主力據關守險,橫刀立馬;后有楊業數千輕騎形同從天而降,“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堵住后路,突然發起猛烈沖擊。遼軍雖盛,卻在廣武溝的特定地理環境條件下,只能如古來名將趙奢所說:“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斗于穴中,將勇者勝”了,尤其他們不知宋軍虛實,陷入驚慌失措,一派狼奔豕突。不難設想,特別是一俟主將節度使駙馬侍中蕭多羅被斬于陣,馬步軍都指揮使李重誨被生擒后,遼軍更陷于群龍無首,簡直成了烏合之眾。惟其如此,十萬之眾不獨戰斗力一時頓失,更在混亂奪路逃命中自相踐踏,傷亡慘重,早已潰不成軍了。日前置身其間,看看,走走,想想,就越想越深感,在如此特定地理環境條件下,以數千輕騎奇襲十萬之眾而取得成功,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很自然的,正是“見怪不怪”。

楊業抗遼朔州之戰

    遼乾亨四年(982),景宗耶律賢卒,其幼子耶律隆緒即位,由蕭太后攝政。宋廷一些大臣紛紛上書提出遼“母寡子弱”,正是北伐收復“燕云十六州”的良機。宋雍熙三年(986),宋太宗詔令分三路北伐。宋西路軍以忠武軍節度使潘美為云應路行營都部署,楊業為副,以西上閣門使、蔚州刺史王侁、軍器庫使、順州團練使劉文裕護其軍。初,各路過關斬將、攻城拔寨,進展都相當順利。西路則連拔云、應、寰、朔州,進抵桑干河一線。至夏,曹彬的東路軍一再失利,傷亡慘重,太宗下令諸路班師,西路軍返歸代州。不久,太宗再令西路軍護四州民內遷。當是時,契丹蕭太后及其大臣耶律漢寧率10萬大軍南下,首當其沖,復陷寰州。《宋史·楊業傳》記載:(楊)業謂(潘)美等曰:“今遼兵益盛,不可與戰。朝廷止令取數州之民,但領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州守將,俟大軍離代州日,令云州之眾先出。我師次應州,契丹必來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強弩千人列于谷口,以騎士援于中路,則三州之眾,保萬全矣。”侁沮其議曰:“領數萬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趨雁門北川中,鼓行而往。”文裕亦贊成之。業曰:“不可,此必敗之勢也。”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令殺傷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公先。”

    大石路,峽谷名,位于應縣東南境,今稱“大石峪”。大石峪呈西北——東南走向,全長22公里。大石口村,當今下社鎮東南隅,谷口儼然一天然石門,進入谷口東南行,谷寬由100米迅速縮至20米左右。山體為花崗巖,兩廂壁立,高約百米,坡度45度至90度。自谷口穿行5公里至趙家窯村,谷溝千回百轉,日光不入,陰森晦暗,極宜人馬隱蔽穿行。趙家窯谷底海拔1368米,由大石口至趙家窯5000米距離,落差達到234.9米。大石峪由大石口至趙家窯段最為險要,是整個峽谷的要害,最具軍事騰挪、隱蔽保密的地理特征。自大石口至大石堡22公里,落差566.9米。如此甚于“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的大石路,若千軍萬馬通過自是不可想象的,卻是極宜弱勢軍民隱蔽運動。

    楊業說:“我師次應州,契丹必來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峪”。其一,當時遼軍已進抵朔州境,乃至已重新奪取寰州,而大石路既是代州北通云、應、蔚三州的可行捷徑,大石路西北出17公里即可達應州城。這就是說:宋軍至應州,不獨可接應、掩護朔州民進入大石峪南撤;而且將造成截斷遼軍北歸退路的態勢,必將造成其恐慌,乃至打亂其整個部署。其二,宋軍抵達應州,不言而喻,勢必進而搶占歷來兵家所必爭的戰略要地黃花嶺高地——這是前此歷代兵爭一再證實了的。倘若宋軍到達應州進而搶占了黃花嶺,那對遼軍就更是致命的了。

    就楊業言,比之太平興國五年大破契丹之戰,盡管戰地如舊,惟敵我形勢卻大相徑庭。前宋軍在此之所以能大破契丹,是在正面有主帥潘美率主力于雁門關憑險嚴陣以待條件下,楊業繞道敵后“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突然發起逆襲制勝的;此次遼軍系以絕對優勢兵力有備而來,特別是有了前次正是在此谷道慘敗的教訓,想必對雁門北川倍加警惕,而楊業無奈照王侁方案出擊,既處于孤軍作戰的絕對劣勢,更無“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機會,是以在遼軍已陷寰州的形勢下,楊業即令僥幸出得雁門北川,一俟抵達北川北口(新廣武山口),勢將立即暴露在遼騎的奔襲沖擊之下。不獨如此,北出新廣武山口,西北直至寰州一線20余公里,蓋屬平原開闊地帶,在此條件下,寡不敵眾的楊業部伍的命運,自不言而喻。 

楊延昭抗遼遂城——羊山之戰

    華北大平原自古在防范北方強族南侵中,殆無山險可憑,惟當黃河下游,海拔一般都在50米以下,河、淀交錯,水域連綿。宋遼對峙時期,契丹連年南犯,邊患外侮日亟。宋人在總結前人以水為塞阻遏胡騎南下的經驗基礎上,形成西依太行山、東達滄海的千里八軍三關“潴水為塞”的水上防衛體系。

    諺曰“靠山吃山,瀕水吃水”。在宋遼對峙中,面對胡騎日甚一日的南犯,“潴水為塞”的浩大防衛工程,無疑在抗遼中是起到了獨特的歷史作用的。當是時,楊延昭歷任保州緣邊都巡檢使……高陽關路副都部置,背負著“收復燕云十六州”失地為己任,始終站在東路抗遼最前線,在構筑、守衛“潴水為塞”過程中,自然都是首當其沖的積極參與者和卓越指揮者,迄今霸州市至雄縣境的拒馬河支流白溝河堤防猶稱“六郎堤”,一方故老世代相傳為楊延昭所筑,可謂一生動例子。誠然,“潴水為塞”不僅不是萬能,而且先天即有其軟肋,甚至《宋史·河渠志》謂“塘泊有限遼之名,無御遼之實……冬寒冰堅,尤為坦途。”正唯如此,長期在冀中前線抗遼而諳熟地情的楊延昭,顯然早已洞察虛實,是以他在“潴水為塞”同時,更因地制宜,在徐水、霸州、雄縣等地,構筑了很大規模的地道防衛工程,以資嚴冬潴水成冰時,依然可以神出鬼沒的地道戰遏制遼騎奔襲。其事不見于古來文獻,惟宋代古地道迄今猶存。

    “潴水為塞”防衛工程的構筑和實施,顯然有效地遏制了契丹靠了來如飄風、去若閃電的騎兵優勢及其有恃無恐的猖獗南犯。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冬,楊延昭先后一連大破契丹的遂城(今河北徐水西北遂城鎮)之戰、羊山(太行山余脈,徐水西北)之戰兩役,就都是以“潴水為塞”為背景的,或者說實施“潴水為塞”后的新形勢下發生的典型戰例。

    咸平二年(999)冬,遼蕭太后和主將耶律斜軫率遼軍主力南伐。十月,遼圍攻宋東路重鎮定州、保州(今保定)前哨威虜軍(遂城)。楊延昭針對城小兵少,寡不敵眾的險惡形勢,一方面組織發動軍民登城嚴守,一方面就天寒地凍,乘夜汲水澆灌到城垣外墻上,一夜之間變為一座既堅又滑的冰城,以至根本無法攀登。遼軍望城興嘆,無奈中猶恐生變,只得倉皇撤軍。楊延昭乘勢追擊,奮力斬獲,終于遂城告捷。宋真宗就此特地召見楊延昭,給予厚賞和褒揚。

    宋真宗咸平、景德間,契丹大舉南侵。在宋廷命官、鎮定高陽關三路行營都部署傅潛之流畏敵不戰情勢下,其前鋒已攻入德清軍(今河南清豐),以至逼近東京開封北毗重鎮澶州(今河南濮陽)。華北平原一些州軍紛紛或陷落或棄守時,駐守最切敵境的遂城的楊延昭和駐守梁門(今徐水)的魏能之所以獨能始終屹立敵后,且傳奇般地一再粉碎契丹的洶洶圍攻,是以為時人盛傳“銅梁門、鐵遂城”,此中除了他們堅決抗擊遼的抄掠燒殺,正是代表了廣大人民的根本要求而“得道多助”及其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外,也有著遂城如此堅不可摧的城防工事。

    遼蕭太后親統契丹大軍,乃至自執桴鼓督戰,攻一座小小遂城,本以為蓋屬以石擊卵,一舉拿下,萬萬沒有料到反吃了敗仗,傷亡慘重,好不狼狽。她恥于遂城之敗,不久令再次南伐。她率十萬大軍為后盾,特遣輕騎數千掩襲楊延昭。

    “智者見于未萌”。遂城告捷后,楊延昭早已料到遼不會善罷甘休。他預伏精銳于遂城西面羊山西麓;以步兵隱于羊山東至遂城的地道;以有限騎兵北出,正面挑戰,邊戰邊退,誘敵深入。一俟遼軍進抵羊山下,伏兵一躍而起;步兵由地道“從天而降”,源源而至,形成前后夾擊,多方圍堵。遼軍暈頭轉向,一派混亂,簡直組織不成有效抵抗,眼睜睜被打得慘敗。此即有名的“羊山之役”、“羊山之伏”。

    羊山與西面毗鄰的黑山間,有山谷寬約100米,所謂“西接黑山,東臨峭壁,中有谷甚宏敞,初入曰釜陽口,內為釜山村,泉甘土肥,物產鮮美”。此山谷屬太行山山前沖積扇,從地形上、從生活食飲條件看,確都是藏兵伏擊的理想所在。當年楊延昭所構筑的羊山東通威虜軍遂城的地道,當地故老稱“宋代的古地道,就在釜山山腳下,有些同伴就一再下去過,直到上世紀搞戰備挖防空洞時才挖填了”;有年長者還說到“上世紀60年代在釜山山腳下曾出土大量古代磚石,世代相傳是當年楊六郎藏兵洞”云云。 

楊文廣抗夏篳篥之戰

    宋代中葉,當北方的遼日益猖獗地南侵之時,西方黨項羌的夏也趁火打劫,頻頻入寇抄掠,西北形勢日亟。熙寧元年(1068),判永興軍兼陜西路經略安撫使韓琦,受命通籌對西夏的戰事。前此秦州(今甘肅天水)西北境篳篥地區,已經形成以篳篥城為中心的要塞集群。后來西夏入侵,居民被劫掠西徙后,一方地空數百里。秦州知州馬仲甫上書請于篳篥故址筑城屯兵,組織移民墾殖。韓琦善其議,奏準神宗。

    當是時,西夏已侵占定西(今甘肅天水西北渭河北岸),正擬攻占秦州,向關中渭河平原進攻。韓琦命秦鳳副都總管楊文廣進駐剛筑成的篳篥城御敵。文廣一俟受命,為趕赴戎機,以其城有寶泉“噴珠”,激勵將士以一晝夜一百八十里急行軍,至暮趕到篳篥。部署方定,遲明,西夏騎兵就到了城下。敵人但見宋軍已憑城嚴陣以待,知不可犯,無奈不戰而退。埋伏于城東山梁后營房川的宋軍,乘勢躍起,由側背突擊;楊文廣遣將開城追擊。篳篥告捷,重挫西夏氣焰。宋神宗特下詔:就原胡名“篳篥”、新筑大甘谷口砦,賜名“甘谷堡”。

    篳篥故城遺跡,于上世紀70年代大搞農田基本建設中大凡平夷無存,除了“城子上”、“城子下”、“虎狼川”、“營房川”等世代流傳下來的地名依然見證著歷史外,故城北百米處猶留有墩臺,為一方制高點,惟墩臺上半已損毀。墩臺東南北向沖溝為當年楊文廣伏兵的“營房川”。

今日登臨其故城遺址,俯仰四方,撫今思昔,深感其形勢:其一,從微觀視角看,既居高臨下,地形險要而嚴實,易守難攻;又當一方平曠山間盆地,極宜統籌部署,調度集散;猶有散渡河相當豐富的水源,軍民人馬短時、長期食飲無虞。其二,從宏觀視角看,地當宋關中重鎮秦州與西夏間戰略通道——散渡河谷要沖和鎖鑰,是以宋有篳篥,則夏之觸角不僅不能深入廣漠的渭水平原,就連秦州也近前不得;若夏占領篳篥為突破口,則長驅東下秦州、渭河平原……可謂“水到渠成”。楊文廣所說“此必爭之地”,乃至其得失攸關“彼若知而據之,則未可圖也”。如今登臨,俯仰形勢,甚感其意正在于斯,以至洞若觀火。

 

文來源:;本文作者:靳生禾,謝鴻喜

太原道制作 http://www.37165144.com ( 2013-05-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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