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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忠文化之源——太原古交狐爺山與狐突

 

 

 

 

 

  公元2006年,古交狐氏文化研究會,編輯了一套小叢書,共5輯,10萬余字。專述狐爺山與狐突。書名依次為《狐爺山——中國忠文化發祥地》《狐突后裔遍華夏》《狐突是古交人》《狐氏文化拾萃》和《狐爺山景區開發紀略》。這些小冊子,流溢著作者對家鄉的摯愛,對家鄉文化的執著追求。尤其是打頭的那一輯,非常大膽地提出一個很大的命題:狐爺山是中國忠文化的發祥地!這個題,撞擊了我的眼球,引起了我的思忖:果真是這樣嗎?帶著這個疑問,我迫不及待地將此書一口氣讀完,然后又復讀一遍,掩卷而思。是書論點鮮明,但所引之史料,所論之論據,所述之內容,都難以支撐其結論:狐爺山是中國忠文化發祥地。此后的幾年中,每當觸及太原春秋時代的史料,每當翻閱先秦史籍,這個命題,便驀然于腦際,揮之不去。待一直忙在手頭的《太原歷史文獻——輯本》和《龍城三章》先后付梓、出版,聊作調整后,便投入中國忠文化資料的收集中,開始思考和探索:中國傳統文化的忠文化,發軔于什么時代?究竟與太原有無關系?關系深否?其源頭是否確在太原之古交?

    以我管見,探尋中國忠文化之源流,更具體地說,尋究忠文化是否源于太原古交,似需解決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一是弄清中國忠文化濫觴的時代和地域。二是弄清忠意識、忠文化之間嬗變的拐點。三是進一步了解狐突其人和確定狐氏地望。四是論清中國忠文化發軔的時代背景和歷史原因。五是解決好上述四個方面與太原古交的確鑿關系。把這些問題和關系搞清了,中國忠文化的發祥之地自然脫穎而出。   

    古文獻中關于忠的記載和揭示的問題研究過往史事,去疑解惑,尋求本真,最有力的證據,當然是史存實物,包括世存的或出土的。如果兩者均無,留下的唯一途徑,只能是“文本研究”,即從現存的古文獻中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研究分析,尋找答案。忠文化屬精神文明范疇,很難尋到史存實物為證,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文本研究一條出路。

    前幾年,不少專家、學者,對忠文化產生于何時,作過一些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忠文化在夏商周三代已經產生。他們找了很多依據,而最主要的、起決定作用的,就是《尚書》關于忠和忠文化的記載。為使人信服,他們把《尚書正義》(見《十三經注疏》)中,有關忠的文字段落,悉數錄出,配以洋洋灑灑的論述,訴說己論的正確。此不揣繁贅,分列于下,供分析研究。

    1.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辱亡。

    2.居上克明,居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3.敢有辱圣言、逆忠道、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

    4.焚炙忠良,刳別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勛未集。

    5.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跡自身,克勤無怠。

    6.惟乃祖乃文、世篤忠賢,服勞王家,厥有成績。

    7.昔在文武,聰明齊圣,大小之臣,咸懷忠良。

    《尚書》是儒家經典中的至尊,而《尚書正義》又是《尚書》諸版本中,最權威者。上錄7句,句句有忠字,句句出《尚書》,可謂字鐫句鑄,雖與夏代無涉,卻都是商初周始忠文化之顯證。如是,中國之忠文化,發軔于三代,當毋庸置疑了。然而,當我們索檢章句之出處,依句找出各句之篇目,準備核讀原文時,發現它們出自的《商書·仲虺之誥》《商書·伊川》(有兩條)、《周書·泰誓上》《周書·蔡仲之命》《周書·君樂》《周書·冏命》等6個篇章,全是偽《古文尚書》25篇所屬。所謂偽《古文尚書》,早在清初康熙間,已被時人譽為“漢學第一人”的閻若璩考實,乃是魏晉間好事之徒所冒作,欺世盜名千余載。如此定讞之偽作,豈能魚目混珠,引以為證!出于慎重,我們又拜讀《今文尚書》28篇,試圖從中找出載有忠字和忠文化的句段。結果大失所望,竟無一處、無一句。據此,似可確認,《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79年影印本)之二的《尚書正義》,除偽作之外,無忠所載。以此而論,中國忠文化之濫觴,當與《尚書》無涉。所謂忠文化之發軔于三代之說,頓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左傳》和《國語》是研究春秋史事的重要文獻,為此,我們又采取通讀之方式,在《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813月版)、《國語譯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4月版)中查詢關于忠和忠文化的記載。讀錄過半,情況急轉直上,錄出不少事關忠和忠文化的句段,忠文化之發軔時代、地域,端倪初現。恰在此時,又得到一個絕好信息,有學者在研讀《左傳》《國語》時,對兩書所載之忠,進行過統計:《左傳》中“有忠70見”,其中屬晉國內容者居多,“達21見”;《國語》中“有忠50見”,出自《晉語》所載者最多,“達28見”。并兩書之統計:70+50,共120處,其中晉國所占:21+28,達49處。春秋之諸侯國,小者不計,僅按“十二諸侯計年表”,另加宗主國東周,共13國,而只是113的晉國便占比率達41%。端的是獨占鰲頭。所得史料和所獲信息,向我們提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忠文化,包括初始的忠意識,最晚在春秋早期,已經在黃河、長江“兩河流域”中下游廣袤的土地上濫觴,而最繁榮、最活躍、最集中的中心地域,就在“春秋五霸”之一的晉國,就在晉國汾河中游的河谷平原——古老的太原盆地。

    從忠意識的萌生到忠文化的形成前面我們已經論清,中國最早的經典著作《尚書》,沒有忠意識的痕跡,更沒有忠文化的紀實。這不是《尚書》的疏忽,而是在它成書之前,忠意識還沒有萌生,忠文化還沒有成為當時社會的需求。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著人們的意識。作為上層建筑的社會意識,是隨著社會的發展,歷史的進步,而發展進步的。當西周行將滅亡,茍延殘喘到周平王必須東遷的時候,姬姓周朝以血緣為基礎的宗族勢力,宗法觀念、宗法制度,受到極大挑戰和嚴重打擊,作為宗主國的東周,已與當年的西周難以同日而語。一種新的社會意識在萌動、在發展,勢不可當,它就是忠文化的先導——忠意識。

    忠意識并不是憑空而生的,它從傳統的孝文化中滋生。傳承彌久的宗法制度,以血緣關系為基礎,以宗族關系為紐帶,以“孝”來規范約束人們,即所謂的孝治天下。隨著社會的變遷,宗法制度春風不再,宗族勢力日暮途窮,孝已經難以滿足新型社會的需求。而從“孝”母體發酵生發的忠意識,應時而出,成為非常適合的潛規范。它補充了孝的不足,與孝一道為社會需求服務。當然,忠意識作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是在長期的潛滋暗長中積蓄,在日積月累的過程中壯大。誠如文化發生學的理論告訴我們的那樣,觀念和意識的產生,往往比口頭的表達和文字的表述來得早些。從這個意義上講,忠意識是忠文化的先兆,忠文化是忠意識滋生、積累、發展的結果。《左傳·隱公三年》在說到衛國公子州吁的不道德行為時,列舉了“六逆”和“六順”,這是春秋早期道德觀念的寫照:

    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

    唯獨不見忠的影子,也絲毫沒有忠意識的流動。尤其是“君義”“臣行”兩順,君只有義,臣只有行,完全沒有一點忠的意思。可見,在當時衛國的道德行為準則中,還沒有生成忠意識,更談不到忠文化了。用今天的話說,上述所引之“六逆”,是禮崩樂壞的揭示,而“六順”是維護道德行為的規范。

    然而,在晉國,忠意識卻已盛行。請看《國語·晉語一》所載:

    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茍無死,吾以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斗而死。

    這段文字說的是,公元前710年,曲沃武公,以庶反嫡,殺晉哀侯。勸哀侯之臣欒共子,歸順自己。并誘以高官大權。而欒共子不為利誘所惑,奉哀侯于一。最終戰死。全篇沒有一個忠字,而“事之如一”“報生以死”“故壹事之”,都是忠意識的流動,都在表述著忠的意思。可見,在當時的晉國,忠文化還沒有生成,而忠意識已廣泛存在。這種“事之如一”的盡忠意識,只差一個忠字的出現,便可完成向忠文化的嬗變。這是一個生動的從忠意識,向忠文化邁進的實例,是沒有忠字的忠意識流,是忠文化誕生之前夜。

    伴隨著忠意識向忠文化的嬗變,感性的忠意識向理性的忠文化逐漸靠攏,融合為一,在這個拐點上,忠文化的早期雛形,走上了定型。還以《左傳》中有關晉國的一段史料作進一步的闡明。《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有載:九月,晉惠公卒。懷公立,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愿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

    這段史料,在本文中至關重要,譯為今文:公元前637年,九月,晉惠公死。懷公即位,下令臣下不準追隨流亡在逃的人,并規定了歸期。到期不歸者,罪無赦。時狐突的兒子狐毛和狐偃,跟隨重耳流亡秦國,不肯遵懷公召回之命。是年冬天,懷公拘捕狐突,說:“召回你的兒子,立即赦免。”狐突答說:“兒子步入仕途,父親就要把忠的道理教給他,這是古人傳下來的規矩。把名字寫在簡策上,當作禮物進見給主子,如果再三心二意,那就是罪過,現在臣下的兒子,名、身在重耳之處已經多年,如果再召他回來,那是教他三心二意。父親教兒子心存二志,還怎奉事國君?不濫用刑罰,是君主的賢明,臣下的希望啊。濫用刑罰,以圖一時之快意,又有誰能無罪(意為‘欲加之罪’)?臣下聽到你的命令了。”昏君懷公最終把狐突殺掉了。

    這段關于狐突因忠而死的記載,是《左傳》“有忠70見”中的第10見,此前9(),從忠文化的角度衡量,無論從文字量還是從指事、寓意等方面,都不能與此段同日而語。從春秋時文獻所載忠文化時序的前后講,這段史料的“父教之忠,古之制也”揭示:是時,忠已從意識階段,邁進了文化殿堂,是父一代教育子一代的教化內容,而且已約定成俗、古傳如制,成為一種行為規范。所謂“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則是說:策名而追隨,委質為臣下,是不能改變的。如教之改變,那就開辟了二心之路,是教之不忠。狐突的意識形態,就是社會意識形態的具體反映,可見在此時,忠就是“不二”,“二”便是不忠,這是人生準則,也是忠文化的內核。他告訴懷公,人臣不能事二君,如果我召回他們,脫離重耳,即是教他們心懷二志。做父親的這樣教育兒子,還怎么奉侍國君你呢?如此暢快淋漓的回答,狐突是在為忠獻身,是在以自己視死如歸的實際行動,踐行忠文化、充實忠文化。狐突的這段話,道出了忠文化的最本質內涵“不二”,講出了忠文化的核心“唯一”。他的這個“不二”不僅僅是忠君,而是對人、對事的“不二”,是對忠的最簡樸、最準確詮釋。狐突的這一番表述和堅守,也進一步證明,至此,晉國的忠文化,大體臻于成熟。當然也說明中國忠文化到春秋的這個時段,已成為人臣乃至于整個社會的一個新的行為準則。經此史料佐證,中國的忠文化進入一個全新的境界和時段。忠文化,經過忠意識的雛形,跨入忠文化的早期階段,這正是忠文化的發軔與濫觴。春秋初期的晉國,晉國的名臣狐突,為中國忠文化的誕生啟幕。在中國忠文化的發展史上,鐫劃時代,青史留名,名不會朽。

    狐突其人與狐氏地望在晉國的歷史上,春秋時期的晉獻公,開啟了晉國的勃興。依《周禮》,獻公的父親曲沃武公,是不能臨晉侯之尊位的,因為他是小宗,是庶而不是嫡。但是姬周之朝,東遷之后,禮、樂繼續崩壞,“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草不休,詐偽并起”。曲沃武公承祖曲沃桓叔、父曲沃莊伯之志,繼續與晉侯對峙,最終以67年之堅守,殺五君遂一君,以庶出之小宗,“犯上作亂”,取得晉侯之位,史稱晉武公。志酬意得的武公,臨位兩年即崩,其子詭諸繼位為獻公。獻公之手筆,強過乃父。他誅桓莊之族,除卻國之隱患;擴建絳都,強化國之中樞;兼并小國,開拓國之疆土;融合戎狄,擴大國之影響。把個小晉國變成了大晉國。在一系列功績之余,又與狐戎聯親,大戎伯行狐突成了晉獻公的老丈人。至此,將載譽于晉國史上的大戎狐氏,鵲起晉土。

    《國語·晉語四》有載:“狐氏出自唐叔。”這位代代生長于戎狄的大戎伯行狐突,乃是唐侯姬虞之后。或許正是當年叔虞封唐之時,成王命叔虞施“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之策,不必拘泥《周禮》,相對松寬的國策,導致了叔虞之后中,有融于狐戎者,狐突正是這支姬氏之后。狐突之族雖多年生長繁衍于狄,卻養育出狐毛、狐偃、狐姬等非常優秀的子輩。狐氏家族的實例,正好解除長期以來“戎狄必落后于華夏”的陋蔽之識。狐突率其家入晉為宦后,自己做了晉國大夫,晉太子申生的輔臣和老師。兒子狐毛、狐偃,追隨晉公子重耳,成了后來晉文公的股肱之臣。狐突以其鯁介之行,忠誠之舉,在太子申生失寵于其父獻公,獻公準備“廢嫡立庶”,巧施“伐東山皋落氏”之計,陷害太子時,矢志不移,忠于職守,引述周王室35年前發生的災難史事,告誡太子:“內寵并后,外寵二政,嬖子配嫡,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左傳·閔公二年》)提醒太子,不應拘于自己是太子的身份,應對自己的人生之途,獨辟蹊徑,從太子位悄然退出,以順應獻公“廢嫡”之意,以利于國安、民生。雖然太子申生,沒有聽狐突忠告,最終死于非命。但狐突卻盡了為師之道,盡了為臣之忠。從智引古事,說服太子,到居理不退,拒招二子,狐突的生死進退,所作所為,昭然于史。在有限的關于狐突的文獻記載中,每一載必有忠的內容,每一事必是忠文化之結晶。他的事跡給后人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為中國忠文化之濫觴,留下深深的印記,為太原的地域文化寶庫,留下永久的篇章。他就是中國忠文化發軔的標識。

    關于狐突是何方人氏,狐氏地望在哪兒,史冊勿勿,沒有留下清楚的標記。《國語·晉語四》在交待晉獻公之妾狐姬時有載:“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狐突之字)之子也,實生重耳。”這就是史書上說,狐突的兒子狐偃,是晉公子重耳之舅的依據。《中國史研究·論春秋中山與晉國關系》中,史家考:“狐氏出自舊族,與周同姓,姬太伯居于戎,故以狐為氏。”以此考論,春秋時白狄部之狐氏是周王朝姬姓宗族中,融于白狄部族的一支。所謂狄部族,是春秋時對文化相對落后,習俗有別于華夏的異部族稱謂之一。先融于戎狄之唐叔一支“大戎狐氏”,在晉獻公為侯時,又回歸于晉,成為春秋時晉國望族。這是狐氏族群春秋之前的來龍與去脈。關于狐氏地望,較早出現于唐《元和郡縣圖志》。是書《卷十三·河東道二·太原府》之交城縣載:“本漢晉陽縣地,開皇十六年(596),分晉陽縣置交城縣,取古交城為名屬并州。”還載:“狐突山,在縣西南五十里。”這則史料可證,在唐朝時,習慣上仍以今古交為當地地名表述上的坐標中心。這條出自唐代的地理文獻,更重要的是告訴我們,早在唐以前,就有以狐突命名的山脈,而此山就在當時太原府的屬縣交城。為什么要以狐突的名字為山命名呢?因為此山有狐突、狐偃、狐毛父子三人的墓地。可見在唐之前,此山還不叫狐爺山,也不叫馬鞍山,而是叫狐突山。

    無獨有偶,在中國最大的類書《永樂大典·太原府》中(卷5220),亦有記載:“狐突山,(交城)縣西北50里,亦名狐突嶺,有春秋晉大夫狐突及其子舅犯墳廟存焉。”這則古載,又傳遞給我們一個信息,狐突山還有另一個名字狐突嶺,而狐突嶺上不僅有狐氏墳,還有狐氏廟。為什么狐氏之墓地、祠廟,都要建在狐突山呢?顯而易見,這里是狐氏家族的祖籍地望。或曰:空說無憑,何以見得?答曰:史書缺載,尋故事,唯有依古地名、古習俗、地域古文化,來分析、推斷、考訂。以中國古地名命名之習,凡以人名為地名,此人多為當地之名人,亦或是為當地民生作出貢獻之外地人。以狐突之名為山名,便是明證。此其一。其二,中國古葬習俗,活,可行千里之外,死,魂必歸故里。這是一條傳承千載的民俗文化,狐突之墓陵,依俗建址狐突山,是“魂歸故里”,這是天經地義之事。其三,山西狐突廟頗多,而以太原古郡最為集中。交城縣、古交城縣、清源縣、徐溝縣、文水縣、祁縣、太原縣、陽曲縣等等,凡太原府屬縣,多有構建。少者每縣一兩座,多者三五座。明清之后所建不記,僅宋金元所建者有:太原府城“利應侯廟,祀晉狐突”,“元大德元年(1297)建”;平晉城(在今小店)“狐突廟,金太和六年(1206)重建”;“清源縣南白馬峪,有狐突祠”,經考古專家考訂,初建于宋宣和五年(1123),重修于元至之初,現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此外,太原府還有數處金元所建狐突廟,不再贅述。為什么在這些地方建有這樣多的狐突廟?答案只有一個,這里是狐氏地望,是狐突父子故里。這些廟就是為了紀念他們,家鄉人民世世代代修建的。其四,清代著名經學大家閻若璩,在其地理名著《四書釋地》中說:“大戎地在今山西交城縣。……當春秋時,吾府(閻祖籍太原,遂稱太原府為“吾府”)交城為狄地,距吾家西寨村,所謂祖鼻汾隅者,僅九十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7年在太原西山縱深處,組建河口工礦區,劃交城縣西北陲7個鄉鎮,陽曲縣西南陲7個鄉鎮,合而歸河口區屬理。于是,原屬交城縣的狐爺山(即古狐突山)周邊鄉鎮劃入新區古交,組建了古交原相鄉。至此,關于春秋時晉國大夫狐突的故里,塵埃落定,真相大白。

    忠文化發祥的時代背景和歷史原因忠,作為一種重要的傳統文化現象,經過忠意識的潛滋,到忠文化的濫觴,是社會發展的結晶,是歷史進步的必然。是春秋的大變革催生了它。

    西周初創,建立了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宗主國家,宗法制度是其國體。周天子是大宗,是天下唯一共主,各諸侯國是小宗,須唯宗主馬首是瞻。大家共同遵循的是《周禮》,而《周禮》是姬周維護尊卑國序的精神武器,是文化軟實力。在周王朝眾多諸侯國中,晉國是個個例。從它的立國到稱霸,充滿了傳奇。“叔虞封唐”,有失《周禮》之尊嚴,兒天子用剪桐葉的游戲,便封了個兒諸侯。明明是一派戲說,卻能載入正史,作為正事,傳承數千年。這是為何?初封之唐,不過“百里之國”,卻因地處戎狄間,享有“一國兩制”的“啟以夏政,疆以戎索”。周天子的豐、鎬,也處戎狄間,怎無此說?唐侯叔虞死后,燮父繼位,就因境有晉水,便自改國號為“晉”。國是周天子封的,國號是周天子定的,燮父何德何能,竟敢自更國號?這僅是西周之初,有關晉國二三事,哪一件不是有悖《周禮》之舉!這些特殊之事,發生在西周初創,或許無礙大局,但是,從長遠的觀點看,常有特殊事情發生,需要特殊對待,對宗主周天子,未必是好事;對國家之長治久安,未必是好事。事關晉國的這些特殊,終于導致了西周衰微的周宣王四十四年(前785),晉國庶出小宗殤叔,乘其兄晉穆侯之卒,豪奪晉侯之位的悖行。這是晉國又一次目無宗法,犯上作亂,挑戰晉國嫡宗,挑戰天下共主周天子,挑戰世行道德規范的行為,本應天下共誅之。然而,周宣王這位所謂中興之主,對此置若罔聞。晉太子仇無奈,只好自籌力量,組織家奴、死士,暗殺殤叔,奪回侯位。把一個堂堂正正的正義之行,用雞鳴狗盜的手段完成。

    這就是西周行將滅亡,周禮崩壞,宗主地位、宗法制度搖搖欲墜的時代背景。在這種背景下,西周初以來建立的“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見《左傳·桓公六年》)“五名”: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見《左傳·桓公六年》)“六順”: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見《左傳·隱公三年》)等,約束人們道德觀念的行為準則,已不再適合社會發展的需求,已不能維護行將寂滅的宗主國家,已不能挽救病入膏肓的腐朽體制。一個大動蕩的時代——春秋,悄然卻迅捷地到來。在這個大動蕩中,先是晉武公以小宗滅大宗,晉國國號不變,江山易主。接替武公的晉獻公,從小在晉國大宗與小宗的公族傾軋中濡染,在公族間爾虞我詐的陰謀中熏陶,深知國之存亡,族之禍福,不在卿大夫,就在公族內部。他登基為國主后,自除公族,滅桓莊之后;放逐子弟,重卿士大夫。改變了國家與公族的關系,培養了官僚階層和士階層。為他服務的幾無公族,他與官員大夫們的關系,已經不是血緣關系,而維系君主與臣下關系的忠文化,迅速發展風靡晉土。他之后的晉文公,更是視公族為草芥,信公卿為己出,他身邊的股肱之臣,無一公族,全為當年追隨他逃亡的私屬、家臣,所謂趙(衰)、狐(偃)、顛(頡)、魏(犨)、賈(佗)、先(軫)、狐(毛)、司空(季子),無一公族。這種嶄新的君臣關系,忠是最好的紐帶。在獻公、文公的竭力實施下,忠思想發揚光大,忠文化迅猛發展,晉國正是在忠文化這種軟實力的武裝下,建立起君臣之間的良好關系,出現所謂的“君明臣忠”,“上讓下忠”的優勢,引領了整個春秋時期社會發展的新潮流  

    結語西周厲王被逐,實行共和,本質上是宗主制受到嚴重挑戰,行將滅亡的喪鐘。所謂周宣王中興,只是寂滅前的回光返照。在這種喪鐘繚繞的回光返照中,晉國首當其沖,挑戰血緣關系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宗法制大廈。先是殤叔小宗,向穆侯大宗的宣戰。他雖然是乘穆侯卒而舉,雖然只掌握晉政權4年(前784-780)。但畢竟首次打破了傳統既久的舊秩序,這是一種嘗試,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晉太子仇復辟了,但絲毫也改變不了晉國發展的大趨勢。35年后,作為小宗的曲沃桓叔、曲沃莊伯、曲沃武公,三代人前仆后繼,用67年的時間,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晉侯發起沖擊,以“殺五君逐一君”的戰果,最終滅掉晉國大宗。這是周惠王之前的西、東周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大裂變。之后,陸續走上晉國政治舞臺的晉獻公、晉文公,把晉國推上春秋300年間最強國度的峰巔。而支撐這一系列豐功偉業的軟實力,就是春秋時代濫觴于晉、勃興于晉的忠文化。這種發軔于當時最有生命力的新文化,正是從西周以來傳統道德觀念最薄弱,宗法制度桎梏最薄弱的晉國打開缺口,發軔、濫觴、成長、壯大。個中的代表人物便是應時順運而生的狐突和狐氏家族。這些前文已述,不再贅說。

    注:《左傳》中“忠”前9見如下:《左傳·桓六》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左傳·閔二》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左傳·僖四》秋,伐陳,討不忠也。《左傳·僖五》守官廢命,不敬;固仇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左傳·僖九》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文來源:太原日報20130409;本文作者:王繼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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