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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昆侖在析城山稽考

 

 

 

 

 

  古昆侖在哪里?有人說在燕山,有人說在秦嶺,還有人說在非洲的乞力馬扎羅山……我省學者姚劍先生考證認為,古昆侖就在山西東南部的析城山。

    在中國歷史文化的傳統中,昆侖已經超越了自然地理概念,是一種文化的象征。它最早是上古先民們自然崇拜的產物,繼而在神話和英雄時代被賦予神的品格。物質的充裕,國家的誕生,先民活動區域的擴大,消減了神話和英雄色彩,但是昆侖作為一種與神結合的超自然的力量,長久地在精神上慰藉著東方民族。

    一千多年來,人們力圖在現實中找到這座神圣的大山,時至今日,依然沒有一致的結論。毫無疑問,今昆侖山位于帕米爾高原,然而歷史學家幾乎一致認為,此昆侖不是彼昆侖。因為在上古時代,我們先民的自然崇拜是從他們生活的地域開始的,昆侖神話誕生于中原,中原民族無暇顧及也無法企及帕米爾高原的冰天雪地。

    美學上有一個概念叫“崇高”,美學上的“崇高”是一種超越人類個體力量的宏大,如在無邊大海、滔天洪峰、高峻大山、寥廓宇宙面前,個體因其渺小,對象從而被神化、被崇拜,三山五岳、五湖四海之被神圣化,概因于此。一個民族,立足在現實,希望在未來,然而現實是那樣的錯綜,而未來又是那樣的邈廖。于是,人們試圖從以往的歷史中尋找現實的影子和未來的寄托,這才是歷史學真正的意義所在。所以,尋找古代先民心目中的昆侖,其文化社會學的意義要大于歷史考古學的價值。

    我關注到有關這方面的一些論著,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差不太多,即以文獻為經,以地理為緯。有人側重地理,有人側重物產,有人側重人文,因而結論大相徑庭。于是,秦嶺、燕山、泰山、陰山、終南山,甚至洛陽城北的土丘邙山都成了古昆侖,更有匪夷所思,說古昆侖在埃及金字塔、在非洲乞力馬扎羅山。我尊重所有的探索,哪怕是沒有結果的探索。起碼,這種探索在崇山峻嶺中為后來者趟出了一條條荊棘叢生的路徑。我試圖小心翼翼地避開前人走過的路去尋找古昆侖的源頭,帶著詩意和邏輯前行。或許將來,后人也會像我看前人一樣看我,即使如此,亦無所悔。

  古昆侖的年代和地域

    千呼萬喚,古昆侖在哪里?

    首先要解決定位問題,一個是年代,一個是地域。

    年代,肯定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地域,需要找到相應參照物。從年代講,至遲在西周時期就有昆侖的文字遺留。《尚書·禹貢》輕描淡寫說:“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敘。”意思是:“昆侖、析支、渠搜三個西戎小國開始進貢織物和獸皮,這里的少數民族已經安定順從了。”我知道輕描淡寫的背后是血與火。這是有文字記載的“昆侖”最早出現。這時的“昆侖”僅僅是少數民族西戎的一個族團,說明夏初并沒有昆侖崇拜。而在《山海經》中,昆侖已經成為至高至大的神山。《山海經》成書年代雖然不詳,不會晚于戰國,而其神話傳說卻上溯到夏商。到了春秋時,“昆侖”已經成為溫暖并激勵詩人的對象,屈原《九歌·河伯》云:“登昆侖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秦漢以后的“昆侖”,雖然還保留了神話的色彩,而在地理上離開中原,復歸西域。究其原因,一是西域與中原已經開通,雪域高原瑰麗景象符合遠離塵世喧囂的神話境界;二是,隨著人活動區域擴大,中原的“昆侖”已經被物化,失去神秘感。古人無法解釋神話時代的傳說,司馬遷在《史記》中說:“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考慮到夏早期大禹時代尚無昆侖崇拜,由此推測,中原的昆侖崇拜應當產生于龍山文化之后,即公元前20世紀到公元前15世紀的夏商時期。

    從地域講,昆侖崇拜與華族、夏族和羌族的關系更為密切,也就是說昆侖崇拜源于中原各族。按照《山海經》的地理定位,昆侖在“海內”,即中原,蠻夷戎狄之地屬于“海外”,像帕米爾高原那些地方就屬于“大荒”了。東漢宋均注的《河圖括地象》說:“冀州,昆侖之山也。”冀州曾經是古中國的代名詞,因古冀國得名,古冀國在山西南部,今河津市。據《海內西經》有關昆侖方位的描述,大的方位是,從雁門開始往西經氐國、高柳繼而往南,才見到“昆侖之虛”。“雁門”即今代縣雁門關,也就是從山西的北部開始一直到山西南部,其中的“氐國”、“高柳”都是山西的古地名,氐國是炎帝后裔之國,高柳在今代縣。所以,尋找古昆侖的大方向也就基本確定,在山西的南部,河南西北部。

    大方向確定了,下一步就是確定古昆侖地望的參照物。《莊子》中說:“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侖之丘。”《山海經》說:“赤水出昆侖東南隅。”可知昆侖在赤水以北。《淮南子》說:昆侖“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可知昆侖在不周山以南。《山海西經》還說:“大澤方百里,群鳥所生及所解,在雁門北。雁門山,雁出其間,在氐國西。高柳在代北。后稷之葬,山水環之。在氐國西。流黃酆氏之國,中方三百里;有涂四方,中有山。在后稷葬西。流沙出鐘山,西行又南行昆侖之虛。”“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火山,名曰昆侖之丘。”“西胡白玉在大夏東,蒼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侖虛東南。”“西胡白玉”、“昆侖丘”、“昆侖虛”、“玉山”都是昆侖的別稱。《山海西經》中還有一些與昆侖有關的地名,因為無法確定具體地望,只能擱置存疑。由此可以確定昆侖的地望:昆侖西邊是大夏、后稷葬所;南邊有赤水;西南是蒼梧之野;北邊是大澤、雁門、不周山;東邊是流沙;東北是東胡,即今燕山。按照這些可以考訂的地望,也就可以大致能夠確定古昆侖的方位。

  古昆侖四維參照物考訂

    先說昆侖西邊的大夏。《史記》說;“禹鑿龍門,通大夏。”這個說法有點含糊,“通大夏”,是南通大夏呢?還是北通大夏?龍門在今山西河津市東,無論南通北通,大夏應該距此不遠。東漢經學家服虔有云:“大夏在汾、澮之間。”汾、澮之間為晉國國都所在,即今晉南之曲沃、翼城。桓公三十五年齊伐晉,齊桓公在《封禪書》中說:“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卑耳山在河東解州,解州今為運城鹽湖區。《呂氏春秋》說:“和之美者,大夏之鹽”,說明大夏境內產鹽。夏墟安邑以南有北方著名的運城鹽池。至于大夏究竟是在汾、澮之間,抑或龍門之側,還是更靠近鹽池?錢穆先生曾經在《古地理論叢》中言之鑿鑿“九辨”大夏不在汾澮之間。竊以為,靠近鹽池的安邑是夏朝的都城,大夏應該在河東地界,即今運城市境內。后稷葬所在今聞喜稷山,是大夏王畿之地。古昆侖既然在大夏以東,我們的目光只能循“大夏”往東了。

    再說大澤、不周山和雁門。《風俗通》言:“水草交厝名之為澤”。雁門以北,今山陰一帶古時候就是一個大湖泊,也就是“大澤”。時至上一世紀初,這里依然是水草交錯,水退,成鹽堿地。《淮南子》說昆侖有九門,“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后世言“不周之風”泛指西北風,《易緯·通卦驗》:“立冬,不周風至。”漢代,文風尚質簡,魏晉南北朝以后才駢儷成風。《淮南子》成于西漢武帝,此時尚無文藻之風,可以認定這里的“不周之風”是不周山之風,并非泛指。從不周山刮過去的風直達昆侖北門,說明昆侖在不周山以南。不周山在哪里?不周山因共工怒觸而出名,共工是神農氏后裔,與顓頊同時代。神農活動于太行太岳之野,這里有全國罕見密集的神農廟宇,高平還有炎帝陵遺存。今長子縣東有不周山,相傳就是共工怒觸的不周山,致使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這一帶古為上黨,地處沁河、丹河、漳河之間,是誕生上古神話的地方。女媧補天、精衛填海、夸父追日、愚公移山、后羿射日都以這里為載體。所以,這里的不周山應當是共工時代的不周山。那么,昆侖必定是今長子縣不周山以南的某一座山了。如果對大澤、不周山的真實性還有所懷疑,則雁門在昆侖以北可以坐實。看山西地圖可知,雁門與大澤、不周山都在東經113度附近。

    據此兩點,按照經緯,可以畫一個坐標。

    緯軸從運城鹽池即“大夏”開始向東,沿途有點名氣、海拔高度在1700米以上的山分別是,垣曲境內的皇姑幔,沁水境內的舜王坪,陽城境內的析城山,晉豫交界的王屋山,陵川境內的箕子山、王莽嶺,再往東就是一馬平川了。為什么排除了太岳山主峰霍太山呢?霍太山古代也稱中鎮霍山,為五鎮之首,是后世五岳的濫觴,古代名氣極大。因其地望偏北,不合“大夏以東”,故而排除。

    經軸從雁門關開始向南,沿途有點名氣的山分別是忻州境內的五臺山,霍州境內的霍太山,長子境內的不周山,高平境內的羊頭山,陽城境內的析城山,晉豫交界處的王屋山。

    在經緯軸的交叉點附近有兩座山,即析城山、王屋山。

  古昆侖其他參照物辨析

    我們再說其他方位一些參照因素。

    先說蒼梧。《山海經》說:“蒼梧在昆侖西南。”“蒼梧山帝葬于陽,丹朱葬于陰。”“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史記》說:虞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我們需要為“蒼梧”定位。

    司馬遷說舜巡狩江南,崩于蒼梧,葬于九嶷山。其唯湘乎?而《山海經》只說舜葬于蒼梧之陽,不說葬于江南蒼梧,還說舜陵距堯的兒子丹朱和自己的兒子叔均的葬地不遠。且不說從情理上舜以百歲高齡而去南巡不可思議,丹朱和叔均絕不可能隨著舜也葬于江南蒼梧。此葬舜之蒼梧不在江南理由之一。《尚書》說:“舜陟方乃死。”是說舜到了“方”以后死在那里。丹朱封地在房,方、房通假,亦即舜死于丹朱的封地“房”。今運城安邑鎮東北有方山,錢穆先生在《周初地理考》一文中說,舜與其子叔均與丹朱均葬于安邑方山無疑。方山東南蒲州有谷曰蒼陵,亦可說舜“葬于蒼陵”。或是遞遠傳訛,或是舜的后裔遷徙江南為舜建衣冠冢以為祭祀。此葬舜之蒼梧不在江南理由之二。總之,傳之既久矣,山西中條山的蒼陵之谷,則漸而遞變為湖南九嶷山的蒼梧之野。

    從方位看,中條山的蒼陵之谷正在王屋、析城的西南方向,合昆侖地望。次說流沙。前面說昆侖在流沙之西。我們現在無法確定“流沙”是地貌還是地名?從經緯軸交叉點析城山往東,是春秋時齊桓公伐晉時走過的路線。《史記》說:桓公三十五年“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桓公所涉之流沙可能是一條河名,也可能是一片沙丘的寫照。總之齊桓伐晉路上有過一處“流沙”就是了。錢穆先生懷疑齊桓所經過的“流沙”可能在“虞坂”,即今運城鹽池東南的虞鄉。此恐有誤,齊桓西伐到了晉國的“高粱”,命隰朋立新君而返。高粱乃今臨汾一帶,齊桓西伐沒有到虞坂,流沙不可能在虞坂。可以排除此“流沙”絕非現今西部的沙漠,可以明確齊桓是先涉流沙而后才登太行山。由此可見,“流沙”的方位在太行山以東,析城山、王屋山在太行山以西,符合昆侖在“流沙之西”的地望。

    再說赤水。《山海經》說赤水出昆侖東南隅,昆侖在赤水之濱。赤水究竟何指?貴州有“赤水”,青海有“赤水”,東北也有“赤水”,但是它們距“大夏”極其遙遠,基本可以排除。我們從候選的析城、王屋兩座山往南,看有沒有“赤水”呢?析城山南邊有這樣幾條河:西南有允河、亳清河、東南有沁河,再就是黃河。允河、亳清河,偏西且小;沁河“清且漣漪兮”沒有“赤”;只有黃河,濁浪滔天,黃流滾滾,符合“赤水”貌。竊疑“赤水”為上古時代黃河之別稱。下說黑水。《山海經》說昆侖之北有黑水焉。析城山之北,沒有黑水,只有濩澤。濩澤是上古時代一個著名的湖泊,《竹書紀年》、《穆天子傳》、《淮南子》中均有“濩澤”的記載,甲骨文中亦有“濩”字,狀若一燕或一人在雨中起舞,湯王國樂《大濩》由此得名。《墨子》載:“濩澤,舜漁于此。”《史記》中說“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那么“濩澤”是否就是“雷澤”呢?濩澤之深,不知凡幾,蒼巖環列,清澈無比,遠望黑幽,近看深遂。竊疑濩澤即是《山海經》中昆侖之北的“黑水”。《淮南子》里還有昆侖“排閶闔,淪天門”一說,閶闔,皇宮南門。昆侖有九門,不知如何排列,南門至少兩個,可稱“排閶闔”。天門,天上星宿。《晉書·天文志上》:“天門二星,在平星北。”《步天歌》:“角下天門左平星,雙雙橫于庫樓上。”山門羅列,器宇不凡,星移斗轉,朔望交替,此為昆侖景象之描述,不關地望之事。

    自然之被先民崇拜,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中的一個:一是具有“崇高”的美學特質,如高山大澤、長江黃河。二是具有不可知的神秘意味,如宇宙星辰、風伯雨神、雷公電母。三是具有生命的象征,如五谷牛羊、肥田沃土。先民的昆侖崇拜屬于哪一類呢?具體說,析城山和王屋山哪一個才是符合昆侖崇拜的對象呢?分析了上述所有可以參考的地望標志,可知在經緯軸交叉點上符合昆侖諸要素的大山只剩下析城山和王屋山了。下面,我們從自然人化的過程來具體了解析城山和王屋山。

  ●在奇峰陡立的群山之間,儼然有析城山一片廣大無垠的山貌,于是至遲在商代中期以前,析城山崇拜與昆侖崇拜已經合二為一。

  ●從地理位置、歷史遺存、文獻記載、地望參酌方方面面綜合考慮,這里似更接近上古先民所崇拜的昆侖山。

  昆侖崇拜與析城山崇拜的結合

    先看析城山。析城山,位于山西省陽城縣城西南30公里處,南北走向,主峰海拔1888米。山峰四面如城,有東、西、南、北四門分析,故曰析城。析城山上四面有門,昆侖也是四面有門。昆侖九門言其多,非實有九門。析城山四門言其有,非實有四門,若以山貌想象之,可以有多門。上古時代析城山可不是無名之輩。《尚書》中的《禹貢》篇相傳為大禹所作,具體而微地勾勒了大禹治水的路線,粗枝大葉地敘述了沿途諸事。其中說:大禹從“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壺口在今臨汾市吉縣,雷首在今運城市芮城縣,太岳在今霍州、靈石,砥柱在今三門峽。大禹是從三門峽來到析城山,最后到王屋山。治水當在河之陬,大禹跑到析城山高山之巔干什么?須知析城山以北有大湖泊濩澤,上古濩澤漫溢,殃及四方,大禹不得不來治水。濩澤疏通,水患消失,實為大禹之功。到了商王朝時,析城山更加出名。《太平寰宇記》載:析城山“山巔有湯王池,俗傳湯旱祈雨于此。”北宋熙寧九年,宋神宗敕封析城山神為“誠應侯”。湯時析城山之所以出名大概出于兩個原因:一、其時商朝都城可能在垣曲古城或濮陽,析城山乃王畿之地。析城山作為神圣之山應該更早到夏代,否則湯王不會一建國就到析城山禱雨。析城山符合自然神崇拜的第一個條件。二、商湯建國以后,大旱,為國家百姓著想,湯王親赴析城山桑林祈雨。析城山既然是王畿之內的神山,與神對話也就只能選擇這里做道場。古文獻中對這件事情記載較多。《竹書紀年》:“二十四年,大旱,王禱雨桑林。雨。”《呂氏春秋》:“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湯王親自赴析城山之桑林禱雨,具有標志性意義,說明當時的析城山已經是商王朝與天神對話的神山,因此析城山又叫圣王坪。“夏尚忠,商尚鬼,周尚禮。”對于崇尚鬼神的商族人來說,能夠到析城山祈雨也好,卜巫也好,祭天也好,都是極其神圣而幸運的事情,所以,在商朝析城山崇拜應該更興盛。在析城山四周百公里內,宋以后有記載的湯王廟多達380座,至今尚保留近百座。

    析城山的地貌非常特殊,山腰林木茂盛陡而峻,山頂蔓草如絲闊而平,符合西漢東方朔在《十洲記》中說:“形似偃盆,下狹上廣,故名曰昆侖山。”析城山南門為最陡峭處,壁立如削,《海內西經》云:“昆侖南淵深三百仞。”析城山處于亞熱帶和溫帶重疊帶,南北動植物薈萃于此,大鯢、紅豆杉、銀杏,獼猴、豹、長尾猿都有,符合《山海經》中昆侖多奇花異草、飛禽走獸的描寫。而帕米爾高原的昆侖有的是冰川雪瀑,不容亞熱帶動植物如蛇、猿存在。此下說王屋山,王屋山距析城山直線距離不過百里,山高1715米,在商湯王畿之內地位僅次于析城山。王屋山在《禹貢》中有名,后世道教典籍多有提及,說是黃帝祭天之所,西王母授經之處。“愚公移山”的傳說即源于此。其山貌渾圓,底大頂小,連綿起伏,唯其北依太岳,西控伊洛,東掌易闕,南望荊楚,壤接平原,俯瞰大河,是上古名山。但與析城山相比,一則王屋山不具備國家神社的地位;二則不具備下狹上廣的昆侖地貌。

    說實在話,這樣講,是否有點兒太拘泥于細節了?如果我們的視野放得更廣闊一些,就會發現,山西南部集中了幾乎所有的上古名山。從上述經緯軸十字架的軸心四望,西部有舜王坪,據說是舜耕田之所。再往西是皇姑幔,據說是娥皇女英的居所。西南有虞山,山下有舜都蒲坂。西北方向是霍太山、姑射山,霍太山為上古五鎮之翹楚、五岳之濫觴;姑射山是唐堯求賢得妻的地方。往北,有炎帝所在的羊頭山,共工怒觸的不周山。往東是太行山南端,有箕子山,為箕子觀天象之古天文臺。如此多的上古名山集中在一個并不算大范圍內,這個大模樣十分符合《山海經》里昆侖“方八百里”。試想,“方八百里”的昆侖不可能只有一座山峰,必然是群峰環列,名山比肩。如此,可否說,上述群山都是昆侖的一部分呢?

    需要研究的是,一個叫昆侖的西戎小國國名是如何演變成中原民族的精神之所。我們現在無法確定這個西戎小國的具體方位,說它在今青海高原一帶大致不會差。既然昆侖國向夏進貢,必然有使者來往,由于語言不同,服飾不同,風俗不同,這些使者即使遠在他鄉也會例行其民族的宗教儀式,遙祭其昆侖的族團崇拜。這些崇拜的對象是山是水是天是地?我們不得而知。這會使華夏人對這些來自遙遠地方的西戎人感到神秘。我們知道,夷夏各民族的文化是相互影響和融合的。這種交往不能不影響到華夏民族。華夏民族不可能去崇拜昆侖族團的崇拜,但卻因為對昆侖族團的神秘而有一種認識沖動。進而借西方昆侖族團之名,加之于中原的自然物,不是沒有可能。在宗教傳播過程中有這樣一種現象:因其遙遠而神秘,因其神秘而崇高,因其崇高而崇拜。昆侖崇拜大概就是這樣走進了中原。晉郭璞謂:“海外復有昆侖山。”清畢沅稱:“昆侖實非一地,高山皆得名之。”清郝懿行說:“荒外之山,以昆侖名者蓋多矣。”昆侖在夏代走進中原,商代成為崇拜,西周成為神話,秦漢復歸西域。來時是普通地名,走時是神話傳說。

    從文字學的角度講,我們現在無法知道當時昆侖國有沒有文字,商朝甲骨文已經是成熟的文字,文字的演變過程是極其漫長的。由此推而想之,夏代一定是有文字的。古代昆侖寫作“崐崘”,是形聲字,按《說文》釋:崐,從山從昆,昆者“同”也。崘,從山從侖,侖者“思”也。司馬光說,“昆侖”應該讀“混侖”。看來昆侖是依據西戎語言音譯過來的,以此看來,昆侖二字好像并沒有特別的意義。若有的話,只能牽強解釋如下:昆與侖的字面意思合起來是“同思”,就是“大伙兒共同追思思念”,“追思思念”又有“祈求禱告”的意思,大家共同祈禱,就成了祭神活動,昆侖也就成了神的化身。以此看來,昆侖又好像是音譯與意譯的結合。

    《山海經》說:“海內昆侖之虛,在西北,帝下之都。昆侖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可見“方八百里”的古昆侖并非僅僅指某一座山峰。而包括析城山、王屋山、舜王坪、皇姑幔在內的太行山西端、中條山東端與太岳山南端的崇山峻嶺,無論就其歷史內蘊,還是就其方位山貌,都符合昆侖的諸要素。在這一片群山中,具有傳說魅力和神奇應驗的山可能有多座,而析城山因其歷史積淀成了眾神山中的核心。倘能夠證明中原民族的昆侖崇拜始于商湯時代,那么上古之昆侖就非析城山莫屬了。但是要證明這一點是極其困難的。有可能的是,在夏代已經有對析城山的自然崇拜,也有受西戎昆侖國影響的“昆侖意識”,(昆侖意識是向昆侖崇拜演變的中間態)隨著湯王禱雨,析城山成了國家神社,地位超然于其他神山。由于時間的積累和商朝崇尚鬼神的使然,昆侖在中土已有廣大無垠與神秘圣潔的內涵,在奇峰陡立的群山之間,儼然有析城山一片廣大無垠的山貌,于是至遲在商代中期以前,析城山崇拜與昆侖崇拜已經合二為一。

《山海經》說,古昆侖在“海內”西北方向。太行山西端、中條山東端以及太岳山南端以析城山為核心的一群上古名山正在“海內”(中原)的西北方向。因此,從地理位置、歷史遺存、文獻記載、地望參酌方方面面綜合考慮,這里似更接近上古先民所崇拜的昆侖山。

 

 

 

 

 

析城山圣王坪,中為娘娘池,遠處為湯王廟

文來源:山西晚報20120830;本文作者:姚劍(本文作者為山西省人民政府文史館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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