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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岡石窟誕生的歷史必然

 

 

 

 

 

  中華佛教始傳于東漢,醞釀于魏晉,勃興于十六國,鼎盛于南北朝,成熟于隋唐,復興于宋遼金元,衰落于明清。其中十六國、南北朝是關鍵。佛教西來的途徑有二,西南海路與西北陸路。以絲綢之路為主線。如果說公元前后大月氏、貴霜和尚東游弘法,走的是一條回故鄉之路的話,那么四世紀以后佛教在中華大地上開花結果,實得益于五胡十六國民族大遷徙的歷史機緣。

    云岡石窟位于大同城西16公里的武州山南麓,武州川(今十里河)北岸,北魏舊稱武州山石窟寺或代京靈巖寺。石窟倚山開鑿,東西綿延約一公里。現存大小窟龕254個,主要洞窟45座,造像5.1萬余尊。石窟規模宏大,造像內容豐富,雕刻藝術精湛,形象生動感人,堪稱中華佛教藝術的巔峰之作。

    關于云岡石窟的開鑿,《釋老志》記述如下:“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初,曇曜以復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見于路,御馬前銜曜衣,時以為馬識善人。帝后奉以師禮。曇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于一世。”文中提及的武州塞,位于云岡石窟西崖之北,趙武靈王以來這里一直是由蒙古高原進入漢地的交通要塞。武州山砂巖結構,是西來佛徒熟悉的雕刻石料。曇曜建議開鑿的五所佛窟,即今云岡第16-20窟,學者謂之“曇曜五窟”。“曇曜五窟”的開鑿,掀起了武州山石窟寺建設的熱潮。從文成帝開始,經獻文帝、馮太后,到孝文帝遷都,皇家經營約40年,完成了所有大窟大像的開鑿。同時,云岡附近的鹿野苑石窟、青磁窯石窟、魯班窯石窟、吳官屯石窟、焦山寺石窟等,也相繼完成。

    云岡石窟的誕生并非偶然,它是諸多歷史必然性的歸結。

    第一,禮帝為佛的新思維,是引領北魏佛教興盛的法寶。道武帝建都平城,“始作五級佛圖、耆阇崛山及須彌山殿,加以繢飾。別構講堂、禪堂及沙門座,莫不嚴具焉。”與此同時,任命趙郡(今河北趙縣)高僧法果為道人統,管攝僧徒。“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當今如來,沙門宜應盡禮,遂常致拜。謂人曰:‘能鴻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禮佛耳’。”在此之前,西域胡僧入華,奉敬其佛,無須禮拜皇帝;而東晉十六國以后,出家漢人成為主流,原本是天子的臣民,現在變為釋迦門徒,因此沙門拜不拜皇帝,即是否承認和接受國家管理成為南北佛教必須回答的問題。對此,隱居廬山的慧遠和尚著有《沙門不敬王者論》,代表了南方釋子的立場;法果的言行,則表明了北方僧人的態度。同為佛圖澄的再傳弟子,他倆選擇的方式截然相反,南北佛教所走的路也明顯不同。法果所言,雖涉阿諛,又似詭辯,汲取的卻是佛圖澄依國弘法、以術干政的成功經驗,遵循的竟是釋道安“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名訓。蓋佛教離不開人主,人主也需要神化。法果將帝佛合一,提出皇帝就是當今如來(活佛)的新理論,巧妙地將釋迦信徒轉回到天子門下,迎合了最高統治者的心理需求,使宗教行為上升為國家意志,從而奠定了北朝佛教鼎盛的基礎。后來的北魏僧統師賢為文成帝立像 “令如帝身”,曇曜在武州山為五位皇祖開窟造像,實屬法果理論的再創造和付諸實施。

    第二,平城佛教中心的形成,使大規模佛教建設成為可能。從道武帝建國,到太武帝結束北方群雄割據的局面,北魏推行的掠奪與徙民政策,使平城這座昔日的邊陲小縣迅速躍升為北中國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中心。隨后對西域的征服,又將平城推向東方國際大都市的新高峰。在各國各地貴族官僚、儒道沙門、能工巧匠、金銀財富匯聚平城的同時,佛教信仰也日益升溫。特別是太延五年(公元439年)滅北涼,《釋老志》稱:“涼州自張軌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太延中,涼州平,徙其國人于京邑,沙門佛事皆俱東,像教彌增矣。”涼州(治姑臧,今甘肅武威)所轄河西走廊,自古是中西文化交融之地,也是西域胡僧進入中土的第一站;四世紀初,張軌任涼州刺史,河西奉佛已成民風。公元417年,東晉大將劉裕攻滅姚氏后秦,長安僧眾奔逃四散,河西佛教遂為中華一枝獨秀。太武帝徙涼州吏民三萬戶 (包括參與守城被俘的3000僧人)于京城,如同河西佛教整體搬遷,平城隨即成為中華佛教的新中心。

    第三,太武帝滅佛,從反方向刺激了北魏佛教的迅猛發展。涼州僧團的東遷,在促成平城佛教驟盛的同時,也引發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佛道之爭。受嵩山道士寇謙之、司徒崔浩的影響,太武帝于真君七年(公元446年)詔令滅法。一時間,北魏民間“金銀寶像及諸經論,大得秘藏。而土木宮塔,聲教所及,莫不畢毀矣。”然而,毀之愈烈,求之彌切。興安元年(公元452年),文成帝拓跋濬即位甫爾,在群臣的請求下,宣令復法:“方詔遣立像,其徒惟恐再毀,謂木有時朽,土有時崩,金有時爍,至覆石以室,可永無泐。又慮像小可鑿而去,徑尺不已,至數尺;數尺不已,必窮其力至數十尺。累數百千,而佛乃久存不壞,使見者因像生感。”(朱彝尊《云岡石佛記》)于是乎,曇曜五佛應運而出。

    第四,追仿釋迦鹿苑舊事,再造東方佛教圣地。鹿苑,全稱鹿野苑,即釋迦牟尼“初轉法輪”的說法成道處,在今印度貝拿勒斯城郊。北魏鹿苑,在平城皇宮北,道武帝天興二年(公元399年)起筑,“東包白登,屬之西山”(《魏書·高車傳》)。苑之西山,道武帝時,封山禁樵;明元帝拓跋嗣時,奉武州山為神山,筑壇祭祀;太武帝平定涼州以后,逐漸成為西來沙門采石雕佛、開窟修禪之所。于是平城鹿苑與印度鹿苑,在涼州僧眾的心目中自然成雙,產生共鳴。特別是“曇曜五窟”的橫空出世,極大地鼓舞了年輕的獻文帝拓跋弘,堅定了他追仿西天勝跡,建立東方鹿野苑的信心。因而,武州山石窟寺建設全面展開。

    第五,西風東漸,共鑄輝煌。北魏對西域的征服,直接迎來了我國歷史上第二次東西文化交流的高潮。作為絲綢之路東端的大都會,平城迅速成為胡商梵僧云集之地。印度石窟造像之風,經由新疆,波及河西、關隴,至平城而特盛,進而流布中華。武州山石窟的創作,最初是涼州僧匠帶來了西域風格的佛教造像藝術,然后是古印度、師子國、西域諸國的胡沙門帶著佛經、佛像和畫本,隨商隊、使團而至,再后是曇曜建議征集全國各地的寶像于京師,最后是徐州僧匠北上主持云岡佛事。一代代、一批批高僧大德、藝匠精工,共同設計、共同制作,創造出云岡石窟一座座曠世無雙的佛國天堂。

    作為西來像法在中華大地綻放出的第一朵奇葩,云岡石窟一改蔥嶺以東石窟寺泥塑、壁畫、木雕為主的藝術模式,直接比照印度的大型石窟建筑,在東方首次營造出氣勢磅礴的全石雕性質的佛教石窟群。同時,廣泛吸收中外造像藝術精華,兼容并蓄,融會貫通,成為中國早期佛教藝術的集大成者。云岡石窟開鑿大致分為三期,即三個階段。早期為文成帝時“曇曜五窟”的開鑿,中期為獻文帝、馮太后、孝文帝時皇家營造的大窟大像,晚期為遷洛后民間補刻的窟龕。云岡造像分為兩類:前則西域風格,后則華夏新式。集中展現了西來像法逐步中國化、世俗化的演進過程,堪稱中華佛教藝術發展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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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道制作 http://www.37165144.com ( 2012-04-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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